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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养老房四十间，每间可住三四人。如有偶患小恙，延医服药。倘患疫疠疮疡，易致传染诸症，即移居养病房，延请专科医治。凡丸散膏药，司事督令工人依方制药调理，俟病痊日移归原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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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时期的一则育婴堂规条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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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疾病疮疡痧麻痘疹，责成首妪，无分昼夜，迅即报明董事，请医调治。若遇痧麻痘疹，必须另置别所，以防传染。[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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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本意未必是为了隔离病人的善举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隔离病人的作用，比如，光绪初，月浦（青浦）的一所善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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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外来贸易及在镇异籍伙佣者染病，主不能留，寓不能入，势多拖毙。今议于善堂中暂借栖留调治，由主开明籍贯投报，仍捐医药之费，以杜浮滥。[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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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隔离瘟疫病人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不过就清代江南的文献来看，乾隆中期以后，隔离措施的采取有渐趋增多的趋向，因此，尽管在制度上，清代国家在对疫疠病人的隔离方面退缩了，不过，随着隔离防疫观念的日渐普及以及慈善和救济事业的发展，官府借助日趋强大的地方社会力量，实际上还是使这一事业取得了一些进展，至少隔离行为不断增多。到清末，上海等地的一些士绅，感于租界工部局检查和隔离疫情过严等情形，联合官府，决定自立防疫医院，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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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疫医院……光绪三十年，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联合沪上绅商捐赀创建……时南洋群岛及香港疫症流行，西人恐其蔓延，各埠汽船进口均由工部局卫生处专派医员查验，方准登岸。设有病容或风尘疲乏之状，则送至吴淞口外崇宝沙医院留养。是院为工部局所设立，孤悬海外，服食异宜，查验手续复变本加厉，遂有不死于病而死于验之传疑，行旅为之戒惧。于是信厚等要求工部局撤除是院，自行筹费建院于近口处，延中西医士主持院务。凡有疫口岸汽船进口，中西医分任查验。惟实在有病者，留院医养，行旅称便。所需经费，禀准外务部咨行粤、闽、湘、鄂、徽、赣、苏、浙各省协同拨助。[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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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上海的租界出现死鼠，为检疫事，中西再起冲突，于是又有了中国公立医院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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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立医院，设宝山境补萝园。宣统二年十月，公共租界称有鼠疫发生，英工部局饬医按户检验，居民苦之。适有死者六人，传言将厉行防疫之法，群情亦震恐。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虽允可而迫于四日为限。敦和爰大会士民，慷慨陈词，继以挥涕。粤人张子标愿以补萝园让作院舍，议值银四万两，仅收三万三千两，并以园中杂物输助。 时在十月二十二日，不逾四日之限也。三年正月英工部局规定防疫永久办法五条，略言：凡华人患疫，其查验、隔离、诊治概归华人医院办理，由种痘、治霍乱等症及关于人身一切亦归华人自理。于是住居租界者乃不受防疫之惊恐。 自医院开办，鼠疫渐熄，忽盛行于东三省，中西官商惧疫自北而来也，复会以防范法，法总领事更请于法租界另设医院。敦和为请于巡道，禀陈督抚奏拨经费，电旨报可。因续购该院毗连隙地十亩许，增建养病舍、沐浴舍、殡殓所、化验疫质所及水塔、电灯之属，规制益备。而于法租界开森路赁汪氏余村园为中国防疫医院，所需费亦由官给。[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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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敦和等人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民族气节，颇令人感动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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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近代的隔离病院，是在外人的刺激和影响下创建的，很容易被人完全视为西化的产物。然而，如果将防疫医院与以上所谈到的安济坊或留养所做一对照，就不能不说，无论是隔离意识，还是设置寓所隔离病人并予以治疗的具体做法，防疫医院与留养所之类并无根本性的差别，不同的是医疗手段以及对可能存在疫情人群的查验。过去只是收养或留养，对患疫病人绝不强制入院，而这可能正是当时民众对租界工部局强行挨户检验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所以，它其实也含有传统的因子。当然，西医的引进，西人全面检验和强制入院这一隔离手段，也使清末的防疫医院出现了新的内容。而后一方面内容的缺失，是与明清时期国家对除了道德和秩序以外的地方公共事物基本采取适度倡导甚至放任自流的传统策略直接相关的。这一策略使明清时期国家能够以非常少的官员基本有序地控制十分庞大的社会，但又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强制实行一些社会自身难以完成的公共管理措施，比如公共卫生等，从而导致传统社会不少值得重视的创意往往难以得到广泛而拥有制度保障的推广，而始终停留在自生自灭的水平上。从长时段来看，这无疑就是中国传统国家的弱点之一，同时也是清末新政的意义所在。另外，以上防疫医院的建立，尽管乡贤领导的社会力量起到了发起和组织的重要作用，但国家和官府的支持仍是不可或缺的。可见，在清末，官方和社会对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在共同扩展，并非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反映出在同西方文明较量中，整个社会对以上所说弱点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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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指出，传统对病人的隔离基本是一种自愿的收留或收养，没有强制查验这一环节，而且隔离涉及的范围很小，与西方的quarantine等很彻底地将整个地区隔离的做法相差甚远，因此从现代的观点看，这些隔离政策可能算不上真正的隔离。[150]因此所谓的隔离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不彻底的。检验的缺乏乃是传统国家公共管理职能薄弱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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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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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主要是指关津对流入本地人口的疫情检查，这一制度，在欧洲，是人们在同黑死病的斗争中于15世纪逐渐建立起来的。[151]而它在中国的出现，则与天花的巨大杀伤力有关。清初，对天花普遍易感的满族人入关后，出于对出痘的恐惧，设立了“查痘章京”一职，并于嘉庆年间开始，对出洋回国之人是否有痘疮予以检查。[152]不过这种检查仅限于天花，而且国内榷关也基本没有这项职能。所以近代海关的检疫制度，主体上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最早的近代海港检疫制度始设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当时因东南亚有霍乱流行，乃有江海关税务司拟定检疫章程，呈政府批准并请驻华外交官同意，予以施行，并逐渐在宁波、天津等地推行。[153]此后，这一制度在江海关一直严格实行，比如在1892年至1902年这十年间，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就有四年因中国其他地区有疫病流行而采取了大规模的检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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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5月，当香港和广州宣布已受病菌污染并采取隔离措施时，上海海关随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这项检查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工部局如临大敌，下令彻底打扫公共租界，并在浦东和杨树浦建立了一些临时性医院和一处熏蒸消毒站。在夏季，同香港的贸易来往逐渐减少，直至事实上停顿下来。1896年，对来自南方各口岸的所有船只又不得不采取检疫措施，但这一次除中国旅客的数量略有减少外，贸易很少或甚至没有受到干扰。接着在1898年再次规定必须检疫。次年4月，吴凇口外的崇宝沙（Chung Pao-sha Island）设立了卫生站。从事检查的医务人员，在12月份结束检疫时，已检查了422艘船只和55 589人次。过去两年，马尼拉、台湾、厦门、汕头、牛庄和日本先后被列为染疫地区，该站负责官员的工作量随之大增。这更加清楚地证实了卫生站的价值。[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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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外人控制的海关在检疫时对华人不甚恭敬甚至予以侮辱之类的现象，必然是存在的[155]，不过就其输入并促发了国人自己建立对防疫极为必要的检疫制度这一点，仍应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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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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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人工免疫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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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是指人体在患病过程中对疾病形成的抗感染能力，人工免疫也就是用人工的方法使人体不需罹患某一疾病就能获得对该疾病的抵抗力。现代的人工免疫法基本就是预防接种法。一般来说，这一做法源起于18世纪末的欧洲。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以毒攻毒”理念的指导下，也有一些重要免疫史迹，特别是16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取得发展的人痘术，更是给中国古代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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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着宋代峨眉山人为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的传说，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后期。[157]对于人痘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的传入和传播等情况，目前的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综合已有的研究，可概略地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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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痘术最初于16世纪中叶出现在皖南和江西的弋阳等地，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之后又逐渐流布大江南北，不过南方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北方，种痘技艺也较北方精良。当时的种痘之法，根据钦定的《医宗金鉴》总结，主要有四种：第一，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第二，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第三，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第四，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对这几种方法，《医宗金鉴》评论道：“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近世始用旱苗，法虽捷径，微觉迅烈。若痘衣、痘浆之说，则断不可从。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人，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之最优者。其次则旱苗虽烈，犹与水苗之法相近，儿体壮盛，犹或可施。”[158]到了18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前者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的病人之痘痂为苗，后者则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熟苗”，两者相较，湖州派的方法危险性较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病情严重的情况，所以渐为松江派所取代。而且对于选苗，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如能连续接种7次，则成为“熟苗”[159]，使用起来较为安全可靠。表明当时的种痘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在绅宦之家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据日本平泽元恺在《琼浦纪行》中的说法，已到达“十之八九”[160]，民间也有相当的普及，不过主要限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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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接种法是由英国医生琴纳 （Edward Jenner，1749—1823）于1796年发明的，国内一般认为这一发明乃是在中国传入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出现的，不过，在世界医学史界，欧洲的人痘术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传入，似乎还没有定论。[161]但不管怎样，牛痘很快为国人接受应该与人痘接种术在当时已比较成熟和普及有关。牛痘发明后不久，就于嘉庆十年春（1805年）由澳门葡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中国，并迅速为国人所接受和推广。最早的推动者是广东的邱熹和郑崇谦等人。牛痘传入的当年，郑崇谦就设立牛痘局推广此术，并同斯当东一道，将英国广州领事馆医生皮尔逊口授的种痘方法译成中文刊行，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新订种痘奇书详悉》）。当时，适在澳门的邱熹，在“身试果验”后，随即进入牛痘局学习其术，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并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牛痘由南向北逐步传遍大江南北，道光初年以后，北京、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天津、河南等地都先后设立了牛痘局。[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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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有关人痘和牛痘的发明、引入和传播的基本史迹，目前的研究也已有相当清晰的勾勒，不过关于它们在江南引入、推广的具体、细致的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对以上过程中，国家、官府和乡贤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牛痘局设立的历史传承和演进等问题，已有的研究除梁其姿等人有所论及外，基本还缺乏关注。以下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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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痘术在江南的引入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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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虽已表明，人痘术在明隆万年间已在皖南和江西等地出现，而且至迟到18世纪中叶，江南的人痘接种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对其究竟何时传入江南却没有揭示。范行准和梁其姿的论著，都提到同治《湖州府志》中有关胡璞（美中）的记载，范著意在表明是胡璞编造散布了11世纪峨眉山人发明种痘术的谣言[163]，梁文则说这一记载意味着“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164]。《湖州府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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