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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又有种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药劫之，往往至于破败决裂。余尝譬之，其病自至而死者，令终者也；其病未至而矫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无异于兵杀者也……不妨时其饮食寒暖以待其气机之自发，何必矫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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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医家王士雄亦“劝人勿种痘”[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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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种痘虽然非常普遍，但实际的接种率却应该是比较低的。这在当时可能作为常识而不被注意，因而很难得到文献上直接的证明，不过从当时仍不断有痘疫流行等一些事实中，还是可以给予间接的证实。绍兴的许思湄，长期在外做幕，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在直隶总督署任幕[235]，“自七小儿痘殇之后，大儿、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236]。可见当时他的几个孩子均未种痘。道咸年间，杭州曾发生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殇于是者，日以百计”[237]。于此更可见未接种人痘人数之多。而尤其显著的是，在乾隆末至嘉庆初的这段时期内，宁波府的象山和慈溪等地仍有不完全规则的周期性痘疫的出现，大约每隔10年的时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天花流行。这表明，当时的种痘并没有对天花这一疫病的流行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上层社会有较高的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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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传入后，由于其本身比人痘更为安全有效，而且又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积极推广，大范围地实行免费施种，因此，光绪以降，牛痘的接种率和实际效果较人痘为好是可以想见的。据民国《定海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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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患痘，避忌极多，常以烛代灯，停止针刀，并忌油煎食物，非至亲不得看视。近年牛痘盛行，此风稍杀。[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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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志刊于1924年，所反映的应是清末民初的情况。牛痘的盛行导致了民俗的变化，显现出牛痘已经对孩童的疾病模式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根据马伯英1984年所做的回顾性调查，90岁以上老人（1894年以前出生者）未种痘率10％，80岁至89岁者（1895年至1904年出生者）和70岁至79岁者（1905年至1914年出生者）则分别为5.4％和3.53％。[239]从中可以看到晚清牛痘的施种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呈迅速提升的态势。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据此而做过高的估计。实际上，由于未种痘者有相当高的死亡率，故这里反映出的未种痘率必然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被调查者的出生地，因现在是上海人，估计多数在上海，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种痘资源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尚且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接种，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出生的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绍兴已开始施种牛痘，种痘的医官不时外出施种，早他出生两年的鲁迅就种过牛痘，但这种施种并不是经常性的，他出生后的三四年中就未赶上，所以还是出了天花，并还波及了只有一岁左右的妹妹，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240]周作人的出生地是有名的绍兴府城，周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种痘不够普及，就此可见一斑。因此，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未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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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痘术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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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过去完全顺乎自然的情况相比，清代江南种痘术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推广，挽救了不知凡几的小生命，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的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241]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自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关键是种痘术对人口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依笔者的考量，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首先，就时空范围来说，江南是种痘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江南的人口，康熙到道光年间却呈低速增长态势，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2]其次，我们再具体估算一下种痘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天花主要是小儿病，种痘也基本是面向小儿，5岁以下的孩子应该是种痘的主要对象。5岁以下的小孩在一个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243]这样，我们假设某人群有10 000人，其中5岁以下小孩为1 000人。接种率按我们前面估计的一成，则有100人接种，接种的成功率以通常的98％计（参见上文）。未接种者通常因患痘症的死亡率，据郑望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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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未尝不延医服药，若能八九十收功，人咸称大平痘矣。甚有竭力调治，而损者几及一半者。[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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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死亡率在10％～50％之间，范围有些过宽。又据邱熹言：“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245]可以看出死亡率百分之二三十是正常的情况。另外梁其姿根据某些个案估计出痘的夭亡率为近四分之一[246]，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这里就以这一数字即25％为准。这样若没有天花接种，该1 000名儿童将有250人死于天花，而接种的话，死亡人数将降至218人。这样，若抛开其他因素，若不接种，该人群将有9 750人，而接种，则为9 782人。由于这一增长要五年才能实现，故而年均增长率则为0.045％。即使将接种率提高一倍，即20％，也不过0.091％。由此可见，人痘的施种，对清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这一点，与杜家骥关于种痘对清代皇族人口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认为占皇族人口90％以上的闲散宗室、觉罗，种（人）痘率较低。在道光年间牛痘传入以前，人痘接种术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使“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之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247]。也就是说，人痘接种对当时的皇族人口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牛痘接种，一者接种率要高，二者也相对更安全些，所以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无疑就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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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痘苗接种外，19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明的麻疹预防接种法和白喉血清注射法也开始传入我国，并被接受。这些都在范行准的名著中有比较清楚的揭示，笔者尚没有可做补充的材料和思想，于此也就不予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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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震泽县志》，卷9《风俗·节序》，第3册，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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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29《风土·岁时》，第4册，1478～1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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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雍正《淞南志》，卷1《风俗》，第4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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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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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国《象山县志》，卷16《风俗考·岁时俗尚》，第6册，1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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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国《吴县志》，卷52上《风俗一》，第3册，8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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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乾隆《乌程县志》，卷13《风俗》，第3册，8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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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道光《武康县志》，卷5《地域志·风俗》，第1册，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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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绪《长兴县志》，卷16《风俗》，第4册，1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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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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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宣统《临安县志》，卷11《舆地志·风俗》，第1册，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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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嘉庆《松江府志》，卷51《风俗志》，第1册，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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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如袁景澜指出：“吴俗，端午截蒲为剑，悬艾为旗，副以桃梗、蒜头，悬床户间，云以禳毒却鬼。”（《吴郡岁华纪丽》，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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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爆竹辟鬼，其说始于东方朔的《神异经》：“西方深山中，有人长尺余，犯人则病寒热，名曰‘山魈’。人以竹著火中，熚烞有声，而山魈惊惮。”六朝时已用之岁朝，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参见顾禄：《清嘉录》，卷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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