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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徒）卫生医院……光绪十九年，张仰蟾、杨汉文创办，常平施医。二十九年，吴兆恩、吴士锜复加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针灸、小儿等科疗治。[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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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真如） 施医局，清宣统三年成立，附设宝善堂内。每逢夏季，延请内外科医生于一四七期施诊两月，除由乡公所供应饭食、烟茶并酌赠川资及补偿外科医生药本外，不致酬金，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三十文。[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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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医局到同治以后，在一些大城市中已为数甚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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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医药局出现的时间与前面谈到的官方医药局基本一致，实际上，其中不少是由官民共同创办的。由于不像官方的日常疫病救疗几乎一度中断，所以从这里更容易看到这种救疗的历史传承。这些医药局的功能主要是夏秋施医施药，这与不少善堂（指综合性善堂，下同）的功能是一致的。[78]而且它们本身与善堂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的附设于善堂之中，如宝山真如的施医局；有的最初就是由善堂筹建，比如南浔的医药局；有的还由善堂承办，比如川沙医药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元善堂成立，经董陆应梅等，禀定章程，此事（指医药局——引者）遂归善堂承办”[79]。另外，还有的直接就是旧善堂的继承和延续，如丹徒的施诊送药局，“旧系赵氏专力捐办，即旧志所载尊仁堂也。兵燹后，赵氏无力复兴，同治五年（1866年）由县照会普仁、安仁两堂议办，令暂设普仁堂”[80]。这些表明，同治以后大量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的出现，其实与传统善堂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关系，它与善堂的迅猛增加和善堂救疗功能扩展一道，共同促成了晚清社会疫病救疗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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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涵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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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经费来源上，过去的救疗机构主要依靠社会捐资或官员的捐廉以及他们捐助的田产、房产的租金。这类经费来源，前者随机性大，缺乏稳定持久的保证；后者比较稳定，但灵活性差，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由于难以保证得到长期强有力的管理，易致侵蚀、流失。这些虽仍是同治以降出现的医药局或善堂的重要经费来源，不过已有机构开始以商行铺户的抽捐作为自己的依托了。比如，南浔的医药局以抽丝捐为可靠的经费保证，具体办法是“丝每包捐钱百余文”[81]。丹阳之栖流医药所，“医药之经费，酌收铺捐”[82]。除医药局外，不少具有救疗功能的善堂也采用了这种获取经费的方法，如同治元年（1862年）兴办的上海保息局，“经费以丝捐为主”[83]。嘉兴府濮院镇的保元堂，“经费有葬会存息及丝绸菸茶等捐”[84]。光绪时，宝山县的善堂，“经费由地方绅士先后捐置，及典铺月捐等项”[85]。相比之下，这一经费来源不仅比较稳定可靠，而且具有灵活和伸缩性，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另外，过去的施医送药完全是免费的，同光以降的医药局，虽然主体上慈善机构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施诊开始收取一定的号金，即挂号费，比如，真如施医局“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三十文”。杭州的一医局，“不收看封，只要挂号钱廿八文”[86]。由于号金的收取，这些医药局可以做到经费部分自给。比如，川沙的医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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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三年（内除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统计遗失），共施医十万四千八百余票，收入大小银圆一千六百五十二圆五百十三角，又钱二十一余千文。支出大小银圆一千七百圆二百十五角，钱五十一千余文。所有不敷经费，由堂拨给。[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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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缺口已较小。这就为该机构的长久开办创造了良好的基础。[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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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医局的功能除施医送药外，逐渐增加了各科治疗内容，像川沙县医药局，“每年六七两月，延请内外科二人，针灸、眼科、幼科各一人，来堂施诊”[89]。丹徒的卫生医院，原本只是“常平施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过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针灸、小儿等科疗治”，已具有一定的近代医院的色彩。可以肯定，在医药局中开展救疗活动，或留养病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像宋代的安济坊就有类似的功能[90]，又如成立于乾隆五十一年（1756年）的丹徒留养所，也对留养病人“内外医科，按期诊视”[91]。不过，道光以前，不仅由于常设的疾疫救疗设施较少，功能也以施医送药为主，这种现象还比较少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济目的发生了变化，以前施济的基本目的是救济“贫病”，重心在贫，病不过是贫的延伸，因此施济的对象只是穷苦无依的病人，至于有钱甚至普通的病人是不在施济之列的。但当时专门的医药局施济重心已开始逐渐从贫向病转移，至少病不再处于附庸地位。从川沙医药局的数字来看，每年的门诊数近7 000人次，与当时西人开设的一些医院接近[92]，已很难再说治病是无足轻重的了。由于治疗疫病功能的扩展与施济观念的转变相伴出现，使之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加普遍的诊疗意义。如果再考虑到晚清医药局经费来源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嘉道以来，传统救疗机构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由纯粹的慈善机构向着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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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救疗资源在历史传承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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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并不是想说明，近代以来主流医疗机构——现代医院乃是由传统的善堂或医药局发展而来的。事实上，现代医院主要还是由适合西医的诊疗方式而发展起来，故不大可能是传统医药局的逻辑发展结果。不过以上陈述已经暗示，现代中国的医疗方式的形成至少与传统医疗资源关系密切，或者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了现代医院的出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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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面谈到，日常性疫病救疗机构的扩展趋势开始于乾隆中后期，特别是嘉道时期，有些变化虽然出现在同治以后，但就变化的内容上看，主要还是传统社会自身所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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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早期的西式医院基本都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建立，它们与传统的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不大。传教士最初设立医院主要是希望用治病这一手段开拓他们的传教事业，因此早期的西式医院也都是免费施药的慈善机构[93]，经费也主要源自教会的拨款和地方人士的捐助。比如，上海的同仁医院成立于同治六年（1867年）冬，“为中西人集资公建”[94]。苏州的博习医院，光绪九年初“柏乐文等得教会拨款及苏州地方人士捐助”[95]而建成。其区别似乎还主要体现在诊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医药局几乎没有什么治疗器械及手术室之类的机构，但西医不同，比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的福音医院，“设立临产室、割症室、男女病房和‘疯癫’病房等”[96]。宣统元年（1909年）落成的上海医院，建房舍，“糜三万六千余金，其购置器具及割症用品，添建疯病房等复糜万余金”[97]。这种区别可能主要是由中西医诊疗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而非体制或理念上的差异。由此，可以说，两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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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西式医院的发展本身亦与传统医疗资源有关。西式医院由传教士引入后，中方人士就很快介入了，如上海同仁医院，主持者是中国的黄春圃。[98]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有不少医院本身就是国人所建，比如常熟的博爱医院，为青浦的周清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设。[99]即使是教会主持兴建的医院，不仅经费上主要依靠就地募捐，管理和医疗上，国人的参与也日益增多。[100]显而易见，没有这些积极地参与和支持，西式医院的推广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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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故而传统的医疗资源与发展亦渐渐被包容于西式的医疗名称和形式中而被掩盖。比如，医局、医药局之类名词清末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为医院所取代。然而有些冠以医院之名的救疗设施，与传统的医药局有着明显的类似，比如，丹徒的卫生医院、上海的时疫医院[101]等。又如，光绪末，苏州的杨君在上海时疫医院建立后，也计划照上海的办法，谋建疫病院，并拟定了条约，其中云：“一、疫院专治痧症、泻症、痢症三者，他均不纳；一、疫院诊病，不论贫富贵贱，一概接待；一、疫院治疗概不取费，俾病者可无妨碍，从速来院；一、疫院开于五月底，关于九月底，计历四月。”经费来源计划“由商会提议，在各店铺捐集”，最终因苏商总会以该会“于慈善事业按照定章向不与问”而告流产。[102]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一些冠以医院或病院这样的近代名词的医疗设施，其实包含着不少传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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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西方的影响（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不希望人们蔽于现当代西医和西式医疗设施的一统天下而看不到传统疫病救疗资源的发展及其对近代医疗设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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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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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疫病的出现，最为痛苦和心焦的莫过于病人及其家属了，因此，相对于官府和社会，他们的救疗活动自然应该更为积极。中国有句俗语叫“病急乱投医”，此所谓“投医”恐怕不见得完全是看医生一类的行为，还应包括求神拜佛等活动。这些活动大体上可分成两类：祈禳和医药。当然，应该指出，瘟疫只是疾病中的一类，当时的文献大都只是笼统地叙述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而很少会专门谈及瘟疫，实际上，对病家来说，对待疫病，除了防止传染外，可能与对待其他疾病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所以，本书在论述时，也一般不对疫病或其他疾病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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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祈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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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民众向有好鬼尚巫的风尚，清代亦概莫能外，乡民每遇疾患，大多会采用祈禳等请求神灵庇佑的方法来驱邪治病。这类记载，在当时的文献中可谓俯拾皆是，这里随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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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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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疾病专事祈祷，至破产不悔。[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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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南） 乡俗尚鬼，信师巫邪说，凡病者不甚重医药，惟以祈祷为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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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 民间疾病多诣神庙祈祷。[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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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则记载，充分表现出了这类祈禳活动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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