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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 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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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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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原注），吊脚痧为寒。 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参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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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新内容，特别是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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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察）。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症候则一，病情迥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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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王氏已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所流行的瘟疫的性质，并且凭自己深厚的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同时，他还敏锐地认识到环境、尤其是水质的恶化与霍乱流行的密切关系，进而要求官府和社会清理河道，主张用白矾、雄黄、石菖蒲、降香等物来消毒预防。可谓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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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四十余年的时间，就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江南的医学人士就初步完成了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温病学的发展，还是对某类具体疫病的探索，江南的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对现实社会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在此，看到的不仅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还有清代江南社会所具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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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学的发展必然会对挽救人民生命产生重要意义。在当时的文献中，以下这样的记载可以说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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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四五月中，瘟疫遍行，家无不病，病无不危。于是奉宪设局延聘名医施诊施药。 （名医孙日琏被延请到局）求医者丛集，自朝至二三更，无一息之停，如是两月，赖以全活者计千有余人。 （孙因劳累过度而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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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福，宇怀瑜，精医不责报，嘉庆甲戌，疫大作，经治者十有八九。[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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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秋疫症盛行，呕泻螺疮起，即不治，（龚霞伯） 以大黄、巴豆、川连、干姜四味各重四五钱遍施之，病立愈，活人甚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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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虽然无法准确地判定治愈率，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治疗具有相当的疗效，挽救了众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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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疗外，当时还配制针对疫病的痧暑丸药，用于预防和救急。比如，嘉道时期的陈桂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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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其父由河南归，路过洞庭，因风不利留泊，船不下数百，适有流民小舟十数只，舟中人多死于病，桂舫舟中带有药丸（如霍香六合之类），投之辄效，于是求药者不一而足。后药所剩无几，有不能遍给之势，其父曰：“药原所以救人，勒而不与，非义也。”乃倾所有给之，计活者已数十人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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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1862年8月26日），上海的王萃元在携家逃难途中，其表弟张月樵“骤起霍乱，势颇不轻。幸带有痧暑等药，接连服下，渐渐见效”[46]。此类痧药的功效，从一些小说无意的叙述中，也往往可以得到显示，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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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徐君，知医道，开设药肆为业。 门临官河，栽柳成行，有美荫。一丐者小艇，恒泊于下。有二妇，操异音，日与其夫荡桨行乞。盛暑之际，忽闻二妇大放悲声，徐往视症，丐已欲毙，气存一息，发恻隐心，谓其妇女曰：“尔夫当是痧症，我取药来或可救也。”遂与蟾酥丸用童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门叩首谢活命恩，自此放舟一去不复返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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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的具体情节虽未必真实，但它旨在通过善有善报的情节来教育人们要积善行德，为了令人相信，故事背景当是在当时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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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医讲求寒热、表里、虚实等，不分寒热统一施药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为此，有些人便积极寻求寒热两便的药物，比如，华亭的费养庄曾就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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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行霍乱及痧胀温疫诸病，其最关紧急，判死生于顷刻之间者，莫如闭痧。而救闭之药非仓猝所可办，故欲制丸散以济世急者，莫如先备开闭之药。但闭症有寒热二种，势同冰炭，倘以热治热，以寒治寒，则是助邪为虐，害必更烈……惟是患病之家，既不能识寒热之情形，而送药者又不能深谙医药，况博施济众之事，又焉能尽人人而问之，诚恐功不补过矣，岂送药之本心哉？鄙人之意，不若制寒热通用之药以济世急，惟太乙紫金丹一方……又有飞龙夺命丹一方……二方药味不热不寒，寒症热症，均可通用，实为两便。 急宜修合以济急需。博爱好善之士能选料预制而广传之，其利溥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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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类药虽可救急，但要真正治愈，恐怕还需分寒热而治。晚清的一部医学小说，则借叶天士之说法，表现出了当时这方面相当成熟的救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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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述[49]）祖居杭州，饶有家财。生平周人之急，济人之困，也不止一端，而功德最大者，数十年中创设药局，施药救人。雍正乾隆年间，杭州瘟疫盛行，我在杭城内外，创设仁济药局数处，施药疗病。有（似当为吴——引者） 阊叶天士先生。 与我有旧，闻我欲制送救瘟疫的痧药，写来一信。言瘟疫发痧一症，施送药丸，必先明寒热两症，分别明白，方可以活人而全生命。然开首用药，无论寒症热症，总宜先用温开芳香之品，开后随寒症热症用药。盖热症必有湿邪外遇，寒症本属阴寒闭塞阳气。如行军散、红灵丹、苏合九、紫雪丹、玉枢丹等芳开之品，一遇痧症，脉伏肢冷，或汗出淋漓，即急急选用。虽有清开、温开之异，设逢热症，投以苏合丸之温开，亦能见效。夫以温治热，固属抱薪救火，然苟能开发其闭塞，则火热可以透露，故以热治热，亦可回生；如寒症而投以清开，则邪气凝涩，使开药亦不能应手矣。总之初起之时，不问寒热，概用温开，温开之后，随所见之寒症、热症治之，是当生者能使起矣。施送药丸，直备以上所列温开之药，使火热之象透于湿外，阴凝之气宣达运行。然后给以病情单一纸，单上写明：服痧药开出之后，若见诸般热象，是为热痧，轻则用地浆水调六一散，不时频频与服，重则以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进之，方名药味分两即载于单上；若见诸般寒象，则以附子理中汤、或理中汤、吴茱萸汤、四逆汤，分别进之，方名药味分两，亦载于单上。 当时我得信后，即照法施行，数十年来不知救活几千的人，因此远近皆称我为善人，死后大家公立我庙。[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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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叙述的虽是雍乾时期的事，但从其较费养庄更为精到的认识来看，恐怕反映的乃是光绪末年上海医界的思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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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当时的文献中，同样很容易发现疫灾中人口大量死亡、医药无效的记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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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一年夏五月，大疫，死无算，（太仓）州县令各处地方每日报死者数，一日甚有一百数十之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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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纪元，余移家甫里，夏秋间，里中感时疫者，医药辄不及闻，真仪疫尤甚，田野厝棺累累，秽气四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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