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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不必多杀人，以余观于乡，当春夏之交，病温之家，勿药死者十二三，药而死者十七八。始而羌防，继而柴葛，终以大黄、芒硝，病不起，医则曰：法已尽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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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大概不能做非此即彼式理解，“死亡无算”和“全活无算”，在当时可能都是符合实际的记载，也就是说，当时的医疗确曾挽救过相当多的生命，但同时，人口大量疫死甚至医药杀人的记载亦非子虚乌有。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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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的文献由于出发点不同，其关注和记录下来的现象也会不尽一致。有关前者的记载大多见于对某些医籍和医生的称颂或引介中，而后一方面的内容基本出现在描绘疫灾之惨象和批评或抨击庸医等类型的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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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论何时，不同地区间的医疗资源分布必然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医疗者的技术水平也会高下有别，特别是在当时缺乏国家统一的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时国家对医疗卫生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医生开诊和歇业完全是个人的行为。所以，医疗人员往往良莠不齐，而且也难以普遍有效地推行确当有效的疗法。如江南医学界对真霍乱比较快速地做出较为适当的反应，但这些认识和疗法并不能得到快速有效的推广，更不用说强制实行了。比如，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宁知府许行璧在序《伏阴论》时仍指出：“东南卑湿之地，今年春夏多雨，时疠所发，江海盛行，有称为瘪螺痧者，朝感夕死，指青纹陷，医以霍乱温疫诸法杂治，南辕北辙，诿过运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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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代江南医学的进步和疗效的提高，虽在总体上对挽救世人的生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进步和疗效并不是每个地区、各类人群都能平等、及时地享受到的。市场调节虽有种种好处，但其纠错往往是事后的，因此，对直接关乎生命的医疗卫生，国家直接有效的管理十分必要。从这一点来说，清末这方面职能的明确化和扩展应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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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外，西方近代医学的传入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事情。西方医学的传入早在明季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所传入的医学基本是西方之古代医学，对中国医学影响也甚微。[56]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影响的日趋加深，西方近代医学开始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57]尽管西方近代医学奠基于16世纪以来陆续发展起来的解剖学、生理学、细胞学、细菌学等西方近代科学，但医学本身的飞速发展却是20世纪前中叶以后的事。现代中国医史学界一般认为，当时西方医学除解剖学外，在诊疗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可言。[58]这一点从当时中外人士一些言论中也不难得到证实。在西方医学传入之际，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偏见和畏惧固然存在，在总体上当时的知识人士对此并不全然排斥，对占有优势的西医外科往往能采取赞许和接纳的态度，并对西医之疗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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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中国药物，以草木为宗，西药则专取材于金石，故每服一二厘，无不立时见效。万一药不对症，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其治病也往往以刀针易药石，痈疽瘰疬之属，不难着手成春；惟虚怯内症，未敢轻尝试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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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即使对中医抱有一定偏见的西方人，也对中医疗效表示肯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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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曾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发现的许多东西，欧洲人在很久以后才依靠科学手段得以发现，同样道理，中医也可能发现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医疗方法。 的确，即使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医的信任还是超过了西医，虽然他们认识到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比中医要高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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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以前，西方近代医学虽已传入，但实际在治疗国人疫病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极其有限。而且，当时西医活动的范围也主要局限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大多数地区，西医的出现是民国以后的事。比如临近上海的川沙，到1918年才有西医。[61]就是在无锡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以前，“群众治病主要依靠中医中药”，1926年前，也仍只有“为数不多的西医在城区开业行医”。因此，西医的传入虽然是件对中国医学和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有清一代，它对国人疫病救疗并未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清代江南，起到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作用的基本都是传统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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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资源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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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不仅指医疗技术，还包括医疗人员和医疗设施及医学教育。在清代江南，在医学水平日趋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医疗资源社会化不断加深的发展态势，即医疗队伍不断扩大，医疗知识渐趋普及，医疗设施逐渐增多。这方面的表现，除了前面揭示的官方和社会救疗设施和举措日渐增多、民间自我医疗十分盛行等现象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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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药知识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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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文化教育相对发达，藏书丰富，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识字率也较以往有所提高。这就为医药知识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准备了必要的基础，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使各种医书广泛流传成为可能。长期以来，医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技艺，一些有效医疗手段同武术一样常常秘不对外，于是产生了种种医学秘籍、武林秘籍。在清代江南，这类医学秘籍仍然存在，但大多已成为某些人利用世人这一心理借以取重的手段。比如，晚清的费伯雄在校刻一部据称是秘本书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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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宋有异僧者，寓杭之千佛寺，去时遗一囊，寺僧启之，得是书，秘不欲传。今尚有能世其术者。余曰：唯唯否否，夫方技之书，类多托于畸人异士隐僻怪诞者，流神其说以炫人耳目。是书苟宋时人所作也，不应有棉花疮云云……今春手录定本，不敢自秘，爰授之手民以永厥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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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医书，当时的一些医家认为有可取之处，往往会校正刊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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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秘喉书》一帙，无卷数，俞养浩先生得之某氏。（光绪）辛丑冬，喉症盛行，迄于明年之夏，先生施药之外，谋刊是书，以广治法。 因其文义舛谬，方名怪特，一似铃医所为，爰命景华重加厘订。[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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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刊刻医书已成为官府和社会开展疫病救疗的重要举措之一，一些医家或善人往往将简便有效的医方刊刻分送，以补乡间偏僻之处医疗资源的不足。比如，乾隆时，常州的“王君某善医，其治药精最于他医，病饮者多愈，求之日益众。乃悉采古方，传以自所制合和诸良药，以应求者。复以方名部分之详列引，使梓行于世，而请余序……王君之书，悬药以待病，病者揣而自求之，得大凡耳”[64]。又如，苏州著名善人谢庭蕙，在道光年间，“承其先志，孳孳不倦。患穷乡僻壤不能求医药，心窃悯之，因集古传良方，试之有效者，辑为二卷行世”[65]。“人试之辄验，以故不胫而走，数年间，翻刻至四五处，同治递有坿益，君亦随时续辑，积十年又成帙。咸丰壬子冬，并前书合刊之曰《良方集腋合璧》”[66]。在清代，一些比较重要的医籍往往一刻再刻。比如，吴瑭的《温疫条辨》有44个刻本，王士雄的《温热经纬》曾22次付梓，戴天章的《广瘟疫论》和《瘟疫明辨》[67]分别刊行20和23次。[68]而且印数还不在少数，如慈溪的童寄梅，“好刻医书，如《达生编》、《验方杂编》，摹印万余本，行于人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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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广泛刊行医籍外，当时还出现医书通俗化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从明中后期开始，特别是清代，社会上大量出现的有关药性、治疗汤头歌诀之类的歌括便读[70]，大大方便了较低知识层次者阅读和利用。一些医学名家的医书也往往不再写得古奥难解，比如清初的王懋竑指出：“仲景之言，奥雅难解……迨明陶节庵始以己意变乱古制，其论率多浅易，行于世俗。”[71]当时刊布的一些集验良方，为了便于普通人按方治病，一般也都比较通俗易懂。比如，道光年间，有人“阅二如亭群芳谱于谷部、蔬部、果部，凡治人之病而速于效者，钞存之，都为一册，病者任自对症拣取，不惟省延医之烦难，更好似在在必有之物，随时随地必得，可以救急，可以济贫”[72]。主要生活在乾嘉时期的钱塘名医赵学敏还把当时遍布各地的游乡串户的串铃医的经验药方删订成册，取名《串雅》，意使原本不为正统医学认可的串铃医学登上大雅之堂。他说：“然闻走方医中有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有宗子伯云者，挟是术遍游南北……质其道颇有奥理，不悖于古，而利于今……顾其方，旁涉玄禁，琐及游戏，不免夸新斗异，为国医所不道。因录其所授，重加芟订，存其可济于世者，部居别白，都成一编，名之曰《串雅》。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庸俗所诋毁。”[73]这不仅表明了在医学知识通俗化的趋势中，正统医学对民间俗医的认可，还推动了民间通俗医学知识的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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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生职业的渐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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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文化资源较为稀缺的情况下，医生这一职业也往往容易为某些家族长期垄断，然自明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在清中后期的江南，由于医学知识不断普及，医生已日渐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职业，只要识字读书，就不难开局行医。所以行医已成为当时不少科场失意读书人重要的出路。清前期海盐的胡夏客曾指出：“今贫而失学者，辄学医矣。”[74]周作人在回忆录中也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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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条路杈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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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还可看出，除了儒医，当时还有很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普通医生，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草头郎中和串铃医[76]，以致不时有人愤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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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今之医者，何等乎？贩夫村妪流民野僧，无不为人治病。[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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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君子无手刃杀人事，而甚于杀人者有二焉：一曰授读。……一曰行医。稍识药性，略读汤头，悬壶卖药，病者危急之际，以性命相托，而动手辄误，立挤于死，不殊手刃。[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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