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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癸卯六月至十月终，疫疾遍地，自郡及邑，以达于乡。家至户到，一村数百家，求一家无病者不可得；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者，亦为仅见；就一人则有连病几次，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若病不复发，或病而无害，则各就一方互异耳。此亦吾生之后所仅见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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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叙与姚廷遴在《历年记》中所述基本一致[8]，姚之妻子就几度“死去复苏”，而且全家感染，“家无健人”。据姚称，上年（1662年）八九月份，该地曾“疫痢盛行，十家九病”。当年，“春雨连旬，夏间甚凉，至秋疾病时行，连村合户俱病倒”。具体为何种疾病，并不明确，不过从感染率如此之高这一情况来看，仍是菌痢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痢疾杆菌生存能力较强，且不能产生持久的免疫力，菌群与菌群之间无交叉免疫力，容易重复感染和复发。[9]像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应该就是由于急性痢疾治疗不彻底而引起的慢性菌痢患者。菌痢虽感染率较高，但预后较好。叶未提到人口死亡，而姚一家亦仅其年迈的母亲病故，另外其亲属中还有三人罹难。可见，这一瘟疫，虽然发病率极高，病死率却低，对人口影响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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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熙十七年（1678年）华娄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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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七年前后，苏南和浙西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疫情，不过，各地人口死亡情况多未获见有资料提及，惟《阅世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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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华、娄二邑，自六月望后起，至十一月，大疫。吾乡家至户到，病殁者甚多，或一村而丧数十人。予有薄田在泖上，佃户不过六七家，病殁者男妇凡三人，大概可考知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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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户人中死三口，若以每户五口计，死亡率为近10％。一般来说，佃户生活总体上处于中下层次，疫病死亡率应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作者所在之乡这次瘟疫是家至户到，估计是全县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故华娄两县的疫死率应远低于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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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雍正十一年（1733年）苏松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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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一年大疫起因于上年之潮灾，始于三月，盛行于五六月，立秋后渐息。[11]是清代苏南地区较为严重的疫情。关于这次疫情的人口损失情况，徐大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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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当为十一年之误——引者），昆山大疫，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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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昆新两县的人口数约为二三十万[13]，从这一数字看，死亡人口最高不会超过总人口的4％。另据民国《太仓州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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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州镇洋县）五月大疫，死者无算。州县令地方每日册死者之数，一日至有百数十口。 因虔祷城隍神驱疫，自是递减，至立秋乃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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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百数十口当是瘟疫流行高峰期的数字，一般高峰期的时间不会超过半月到20天，疫病的盛行期是五六两月，约60天，如果设定高峰期每日以150人计，持续20天，另外40天平均死亡人数为高峰期人数的三分之一，即50人，则死亡人数约为5 000人，与昆山的数千人一致，不过太仓州镇洋县人口较昆山少些，约为十二三万[15]，人口损失率为4％左右。太仓靠海，是这次风潮和瘟疫的重灾区，因此，整个苏松地区疫死亡率当在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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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江南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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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疫流行范围较广，有关人口死亡的记载也较多，比如同治《苏州府志》云“死者不可胜计”，苏州的潘亦隽在自订年谱中也言“死者盈路”[16]。究竟死了多少呢？当时的一部医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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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莩，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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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吴中，一般是指长元吴三县，当时三县的人口约为200万[18]，以累万计，说得相当模糊，但总在1万至9万之间，若取其中间值5万，则死亡率为2.5％左右，最高不会超过4.5％。另据光绪《丹徒县志》记载：“乾隆丙子，岁饥，继以大疫，其时贫不能殓，死者无归者，在在多有。（陈）志学仿古人掩骼埋凿之意，率先倡设会局……一时枯骨收埋不下二千余口。”[19]一般来说，瘟疫死者以贫者居多，但对施棺涉及面显然不能估计过高，假设实际收埋的枯骨只有无人或无力归葬尸骨的一半，而全社会有三分之一的尸骨无人或无力归葬，那么当时丹徒县的死亡人口为12 000人，而丹徒人口约为五六十万[20]，则死亡率在2%～3％之间。如此，这次大疫在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人口损失率最多也不会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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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道之际江南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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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疫是真霍乱首次光顾江南，也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和破坏最大的一次瘟疫。文献中常常出现“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口尽殁者”[21]之类的记载。但到底有多少人口死亡，都无明确的说法。据郑光祖称，常熟城里在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中下旬，“南门坛上一日而死数十人”，不过，总体上，“死者实不及十之一，病者则多”[22]，也就是说不到10％。而在宝山罗店，“六月氛侵入里，日渐炽，里中死者一日多至二十七人，而四乡不计也……八月始退舍”[23]。由于感染霍乱后所获得的免疫力能持续数月，故同一年中，很少会多次感染，而且霍乱的病死率又较高[24]，所以虽然就整个地区瘟疫持续时间可达三四个月之久，但对某个小地方来说，疫情猛烈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比如，常熟“城内外莫甚于六月中下旬”，而郑光祖所在的“张墅自五月十七八日至六月初疫颇重”[25]。罗店日死27人，当是最高数字，假设该地高峰期的日死人数平均20人，那半个月为300人，再加零星死亡人数，估计100人当为合理数字，则总共400人，罗店镇上人口估计为5 000人[26]，死亡率为8％。与常熟的情况接近。又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道光元年，“夏秋间，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27]。镇海当时人口约30万[28]，就以9 000人计，死亡率最高也不到3％。镇海在这次瘟疫中被两度波及[29]，第二次的死亡率应低于第一次，故总共不会超过4％。另外，在元和的周庄，“镇中死者日数人”[30]。周庄人数与罗店相仿，死亡率就应该低一些。由此可以大概明了，在这次瘟疫中，灾情严重的地区一般死亡率在8％左右，不超过10％，而一般地区，当在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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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咸同之际江南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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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 占70％。”[31]据曹本人的分析，战争期间，江南人口损失率为57％[32]，霍乱的疫死率至少为四成。当时江南人口以比较确定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数字3 810万计[33]，死于霍乱的人数就在1 500万以上，这实在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字。当时所发生的瘟疫并不止真霍乱一种，此外，至少还包括疟疾、菌痢、类霍乱和天花等。因此，即使承认当时真的疫死那么多人口，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真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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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期间江南的人口损失，曹的估计可能不算过分。那是不是因疫病而死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真的有那么大？笔者的结论是否定的。首先，这场大疫共波及江南78个州县中的44个，占总数的56％[34]，考虑到可能存在记载缺失的情况，波及区域当在六七成之间。这样一来，疫灾区的实际疫死率会更高，达五成以上。然而真霍乱即使不加任何救治，病死率也不会超过50％。[35]故要达到这样高的疫死率，就必须是当时没有任何治疗，在疫区，人人染疫，而且还是真霍乱，这肯定不符合史事。其次，一般来说，某种疫病对一个地区危害程度会随着该疾病对该地区光顾次数的增加而减弱。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看到，在真霍乱首次肆虐江南时，疫区的死亡率最多也不过10％，这次对大多数地区来说，至少已是第二或第三次大流行，即使考虑到战争因素，危害程度超过第一次时5倍以上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何况除霍乱以外的其他疫病病死率都相对较低。再次，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时人也没有把瘟疫作为当时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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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即1860年）秋冬之间，大瘟疫，死者甚多。难民饿死、冻死者充满道路，盖自四月以至十一月，或杀死，或缢死，或死于水火，或死于病疫，人民几去其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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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半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田坂地角及干枯丛中皆有死尸。盖自前月廿六日逃难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贼犹未退，即有囊资，亦告罄矣。其无囊资者，安得不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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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杭人在城者，向查门牌有七十余万口，饿死者几半，被掳者闻十二万有余，存者不过二三分而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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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壬戌（同治元年，即1862年） 四月至癸丑（当为癸亥，同治二年） 已逾一年，田率汗莱，数百里无人烟，土著之人幸存者十之二，劳苦病饿致死者大半，被掳及转徙死者居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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