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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计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同治三年）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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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经理善后者设施粥局于南栅，食粥者以千计，死者每日以五六十人为率，而食者日死日增，盖以逃难者多，粮绝故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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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大都对瘟疫较为关注，然而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完全看不出瘟疫对人口损失有何特别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未予提及。从这里，好像只能看到漂泊和饥饿才是真正最为重要的凶手。[42]如果疫死率真的高达四成，而不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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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例究竟有多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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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以后渐趋回落，延至三年而结束。咸丰十年之疫，多发于苏南浙西一带，以真霍乱为主。[43]沈梓于九月初十日记曰：“是时吾镇（濮院镇）死者日必四五十人，棺木贵不可言。”十五日又云：“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荫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直至廿三四雨止，疫稍稀。”十月初九日再记：“是时镇上疫气稍息。”[44]可见当时濮院的疫情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从九月初六至廿四这18天，前面言日死四五十人，后言五六十人，以50人计，共死亡900人，此后15天渐趋减少，若以平均每日25人计，则为375人，以后当还有零星死亡人数，总计为400人。这样，濮院当年死亡人口就在1 300人左右。濮院当时的人口约为9 000人[45]，死亡率为14％，明显高于和平时代的疫死率。此外，沈梓在此前还曾去过湖州和嘉兴交界的乌青镇，七月时，那里也发生了疫情，“每十家必有死者二”[46]。若以每家五口计，死亡率不过4％，疫情比濮院要轻得多。另在同年七月，常熟的难民营中，“有邻近移来病者，因限额不能滥收，甚至投河而死；且有疠气所蒸，十死其二三，其余惧而他行者”[47]。这里的十死二三，明显不完全是疫病而死者，因为其言“且有”，说明疠气只是原因之一。即使把当时难民死亡主要原因归于疫病，假设疫死率为二成，那也只是难民中的情况，从龚又村（常熟人）的记叙看，当地人的疫情并不严重，他家只是沾染痢疾而已。所以当地社会总的疫死率肯定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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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的疫情，总体上更为严重，比如，常熟“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48]《庚癸纪略》七月初六日记吴江等地情形云：“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49]《小沧桑记》谈松江情形：“加以疫疠盛行，日有数十家，市榇为之一空。”又曰：“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50]从龚又村关于常熟的记叙中，可以知道当时的疫病病死率不是特别高，他家有六人得病，仅幼女一人死亡。[51]吴江的情形，一个县日死数十人，即使延续三个月，总人数也不会超过一万，故死亡率只会在5％以下。有关松江的记载中，一家丧三四口属于特殊情况，正常的应该是一二口，以每户五六口计，死亡率为20％～30％，不过还有一二成家庭为全家幸免的，故实际死亡率最多也就在20％左右。不过这仅为松江城内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县。当然，有不少县不止一次遭受瘟疫，其中嘉兴的濮院等五个地区五年中有三年以上出现疫情。每年的疫情不可能同样严重，假设这些地区每年有10％的人口疫死，死亡人数最多也不可能超过50％。而这还是对极个别地区相当高的估计。对整个疫区来说，平均每个县受疫灾次数不会超过两次，即使以较高10％的死亡率来估计，这次大疫中，疫区因瘟疫而死的人也不过20％，而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则会更低，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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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看出，一般的疫死率只有5％左右，若这样，则总的疫死率也就约为8％。因此，可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在8％～15％之间，最高不会超过20％。也就是说，当时有二成人死于疫病已是相当高的估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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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光绪十三年（1887年）剡源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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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前后，江南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疫情，疫病主要为真霍乱，特别是在浙东，尤为严重。当年，绍兴的上虞、山阴、会稽与宁波府的大多数县都有瘟疫流行，是清代浙东疫情较为严重的一次。[52]这次瘟疫的人口损失情况，奉化剡源的一部地方志有较为明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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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 （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原注）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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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剡源乡的人口，史料缺乏记载，不过有该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村人口的详细记录，两个年代相隔14年，疫后损失应该已有所弥补，故二十七年的数字应大体接近和略低。二十七年时，三村的人口数分别为：沙隄村1 090人，公塘村820人，康岭村858人，共计2 768人，全乡41 251人。[54]疫情最为严重的三个村的死亡率为14.5％，全乡则在2.4％左右。从这部方志对这次疫情的特别关注来看，这应该是当地至少是较为晚近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而且霍乱也是清代江南最为凶猛的疫病。故在和平年代，10％以上的人口损失率在某个较小社区中虽可能发生。但已属罕见。而在较大的区域中，要达到5％的疫死率恐怕就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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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末上海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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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开埠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和人员流动的不断频繁，瘟疫爆发的频度也急剧上升，据统计，上海县在咸丰以前一共发生瘟疫16次，而咸丰以后竟多达18次。[55]晚清上海瘟疫发生的次数虽多，但对人口的危害似乎不大。由于《海关十年报告》中有录有确切瘟疫死亡人数的记载，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当时上海瘟疫的危害性。现将有关的记载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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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年（1892—1901） 中，上海曾两度流行天花：一次在1893年，11名外国人和184名中国人因罹是疾而死亡；另一次在1899年的上半年，9名外国人和183名中国人死亡。市政当局对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经常给予极大的关心。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中国人占总人口很大比重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竟能如此成功。霍乱在公共租界绝迹整整三年之后，1895年夏季又重新出现，这一次有20名外国人和约930名中国人死亡，大部分是在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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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流行猩红热病，这年夏天因而死亡的约1 500人。随后几年，这种疾病重复出现，但严重程度减轻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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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总人口为1 289 353，其中租界为617 487[57]，就人口总数而言，几百上千的疫病死亡人数，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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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瘟疫对江南人口的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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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清代江南的瘟疫对人口的危害虽然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情况下多多少少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损伤。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较为严重的可能达到2％～3％。特别严重的瘟疫，比如像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在个别较小社区中，导致的死亡率虽可达15％左右，不过，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则一次瘟疫所损失的人口很难达到5％，即使连续两年或以上发生疫情，也一般不会超过10％。在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当然这里所说的比例是针对疫区而言，若要说某次瘟疫对整个江南地区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相信除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嘉道之际和咸同之际这三次基本涉及全区域的瘟疫外，比例会是很低的，估计绝不会超过1％。当然，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对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小数字。在一个较小的社区中，即便只有几个人染疫而亡，人人自危的恐惧和紧张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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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关疫死人数的估算尽管是概略性的，但应该不妨碍总体上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实际上，除咸同之际因有战争的因素外，其他像在乾隆二十一年、嘉道之际等发生全区域性大疫的年份，很难发现人口发展曲线有何明显变化。[58]这说明，尽管每次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其实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但瘟疫显然没有对清代江南的人口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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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才使双方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的，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疫病模式。[59]清代江南除出现了前所未遇的真霍乱的冲击外，总体上应该是个疫病模式相对稳定的时空区域。以上所论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反而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因此，虽然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而且重视历史进程中疫病因子也非常必要，但并不能因此过分夸大瘟疫的影响，而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审慎地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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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代江南不代表一切，我们显然不能否定历史上确曾出现瘟疫大规模杀伤人口的例子。比如，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60]。据曹树基的研究，在大疫前汴京城内约有250万军民，疫死率高达40％。[61]又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城内外病称疙瘩，贵贱长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大内亦然”[62]。如此可怕的情形固然并不多见，但一次瘟疫死亡数万乃至十数万人口的记载不时可见。[63]然而在清代江南，虽在较大区域中，某次瘟疫病死数万甚至十数万的情况可能存在，但此类记载却很难发现，这至少说明，在一个能被人观察或间接了解到的范围内，死亡如此众多的人口的情况极为罕见。那么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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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清代江南民众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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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清代江南灾荒救济能力较强。清代国家对灾荒的救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对挽救人民的生命和灾后生产的恢复起到不小的作用。[64]除了国家较为完备的荒政制度外，江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社会力量也对灾荒的救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嘉道以后，逐渐成为社会救济的主力军。社会救济水平的提高无疑有助于提高贫苦群众的体质状况和抵抗疾病能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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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清代江南拥有相对优越的社会医疗条件。清代江南的官府和社会不仅多能在疫病之年积极开展救疗活动，还越来越多地举办和建设日常的救疗活动和设施。并且在温病学不断发展的同时，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日渐加深。这些无不表明，清代江南较为充足的医疗资源对降低当地瘟疫死亡人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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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何以看不到瘟疫的死亡率逐渐降低的趋势，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对此做合理的对比，那些粗略的估计往往会淹没此类进步；另一方面清中后期不断有新的疫病爆发、流行，特别是嘉道以降，清代江南最为凶猛的真霍乱的传入和不断肆虐，也使得医疗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被抵消殆尽。如果刨除这一因素，从清末上海的情况来看，应该可以认为自清中期起，虽然瘟疫频度在增加，但因此造成的人口死亡率却趋下降。当然，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和社会救疗举措，虽能对局部减缓瘟疫的爆发、减少人口的死亡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还不具备从整体上控制大规模瘟疫爆发、流行的能力，这可能也是瘟疫频度增高、危害力降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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