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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损伤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缠染，为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也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严重时还会致使田地荒芜，生产停滞。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松江之疫，叶梦珠家的佃户多感染疫病，“因旱而病，戽水无力，召募无人，田多抛荒。即号熟者，亦皆歉收三斛。起租之田，上好不过收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甚者止收石许”[66]。同时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也会使人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活动，从而进一步影响日常的工农业生产和商贸往来。比如，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市，啸樑啖宝，草木皆兵”[67]。光绪十一年（1885年），嘉善大疫，“日晡后，人不敢外行，田禾歉收”[68]。而近代检疫制度的实行，更可能直接对内外贸易产生影响，如“1894年5月，当香港和广州宣布已受病菌污染并采取隔离措施时，上海海关随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这项检查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在夏季，同香港的贸易来往逐渐减少，直至事实上停顿下来”[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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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体系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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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清和王丰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清代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大大低于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早期西欧妇女的生育率。[70]较低生育率以及当时溺婴风习的盛行[71]，在其他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就预示着人口的低度增长甚至停滞。然而，众所周知，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清前中期一直是公认的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对江南来说，尽管李伯重近年提出，清康熙到道光年间，江南的人口是低速增长，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千分之三左右。[72]这一所谓的低速，与江南原本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就净增长人口来说仍非常可观，一定程度上乃是人口与经济等在增长过程中固有的自然现象。不管怎样，在清代，江南人口除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大幅度下降外，其余时间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由于这一增长不是由于高出生率而导致——相反出生率或实际的抚育率反而有所下降，那么原因无疑就在于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对此，梁其姿曾解释说：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最后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对中国医药的作用，她认为只“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角色”[73]。对近代以前医药作用的评价较低，并不限于梁，似乎是世界史学界的一种普遍的认识。麦克尼尔那本著名的论著，在有关19世纪以前疫病史的叙述中，作者关心的一直是人体与微生物之间所能达成的自然平衡，完全没有注意传统医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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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以前，医学专业对于人口统计所造成的冲击，依旧微不足道。很少人能够付得起相当昂贵的看诊费用；而且就算是某些案例中，医师的照顾果真起到起死回生的疗效，还是有另一些相反的案例，即使最专业的医疗也未能改善疾病的演进过程，或是根本就有碍复原。基于这个原因，在本书前几章里，似乎没有必要提到医疗技术及其沿革。只有进入18世纪后，情况才开始扭转；而且直到大约1850年后，医术以及医疗机构才算得上是对人类存活率及人口成活率，造成大规模的差异。[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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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医学虽在晚清开始传入江南，但总体上其作用微不足道，而据麦氏的说法，医药对人口统计产生影响是近代西方医学出现以后的事，因此，当时江南医药的影响自然也就可以忽略了。然而，实际上，在清代江南，医疗诊治已不是少数绅富的专利，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而医疗获效案例也远不是个别情况，一些重要的治疗手段至今仍在沿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业已获知，清代江南的瘟疫尽管相对频繁，但造成人口损失率却并不高，而且有下降之势。瘟疫死亡人数较少，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清代温病学的发展以及医疗资源和救疗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而瘟疫死亡人口的减少对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清代江南的医学以及医疗资源的发展对清代人口不断增长的意义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它们与清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等因素一起导致清代咸丰以前人口的持续大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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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在前近代社会中，人口与环境、资源间紧张关系基本是依靠自然因素来调节的，并将这一系统称为旧生态体系。比如，布罗代尔通过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回顾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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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死亡和活着的机会大致相等，婴儿和妇女死亡率很高。经常吃不饱饭，有时出现饥荒和凶猛的流行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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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8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但是，死亡仍有反扑的可能，如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间的法国，或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三年间突然爆发的这一场危机。这些严重的警告表明，姗姗来迟的生活改善还很不牢固，食物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始终险象丛生，而一旦平衡被打破，生活改善也就成了问题。[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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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新的一些人口史研究纷纷指出，中国至少从宋元以来，生育控制就已成为中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江浙地区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76]这说明，在清代江南，调节生态体系已不再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非个人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力，而包括积极的生育控制这样所谓的近代行为。当然，前者的调节仍然存在，甚至仍是主要的。不过问题是，尽管当时存在两种调节方式，但都没有阻止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解当时严重的人口问题。[77]这些充分说明，旧有调节手段的调节功能在减弱。这一点，洪亮吉在18世纪末已敏锐地感觉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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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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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瘟疫的发生频度一般远低于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再加上医药救疗以及人痘接种等因素，瘟疫的调节作用在其中应该不占重要地位。不过瘟疫与水旱战争有所不同，它的发生与人口密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口不断增长可能会导致瘟疫发生频度的增加，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和对外交往也往往相应发展，而这又会增加疫病传播的机会，特别是某些烈性新传染病的传入，则会直接导致瘟疫调节作用的增强，直到人体的自然调适力和医药水平的发展逐步抵消以上危害，才能使其作用重趋减弱。由此可见，尽管从总体上说，清代江南瘟疫对生态体系的调节作用不是十分重要，但它不是一个作用力完全确定的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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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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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旱等自然灾害常常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所以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瘟疫的流行也自然会使人将此与社会的动乱相联系。比如，邓海伦在探讨明末时疫时认为，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考虑，尽管她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79]这一颇为新颖的观点确实引人深思，不过经过具体的研究，笔者发现，结论可能不像邓所预想的那样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瘟疫发生后，人们或忙于祈神驱疫，或延医诊治，或举办丧事。而且，为了避免缠染，人们还往往会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比如，康熙十九、二十年（1680年、1681年）的大疫中，无锡“民间尽室闭门”[80]。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苏州疫情发生后，“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问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81]。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张堰夏秋大疫，“乡村白昼闭门，午后路人绝迹”[82]。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缺乏举行暴动的契机和精力。实际上，在文献中，也几乎找不到大疫之年因疫而发生动乱的纪录。至于像东汉末年张角等人乘当时时疫流行、给人看病之机发展壮大太平道、发动起义的事实[83]，只能说明时疫流行为他们发展宗教性组织提供了机会，并不能说是瘟疫导致了黄巾起义。我想这也正是清代国家对瘟疫救疗不像对水旱等灾荒的救济那样重视的原因之一。另外，曹树基还指出：“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84]明末的农民起义加速了当时鼠疫的传播和扩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鼠疫是不是真的应该对明王朝的灭亡负责？如果是，又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推动了明朝的灭亡？似乎仍有深究的必要。对这些问题的全面探讨，已超出本书的主旨，这里想指出的是，对瘟疫这样一个过去史学界甚少关注的事物，不能为了表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人为地夸大其影响，我认为，瘟疫对中国过去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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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研究这一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历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而深远的。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亲人死亡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是多少可以想见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在直隶总督府做幕的许思湄[85]，因自己三个孩子相继在痘疫中夭亡，悲痛欲绝，万念俱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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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日内，丧亡相继。廿四年蓬飞萍荡，向以贫也非病，所自慰者，滕前一块肉耳。不期疾雨倾巢，竟无完卵。欲留则门鲜五尺，欲归则田乏十双。 而内人则思子情殷，病从心起，更无可解之术。每于灯昏漏转时，觉人生泡幻，百念俱灰。早不如披发入山，得以万缘都净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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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瘟疫发生过程中出现某些神秘、复杂的现象不仅令人恐怖，还使人不能不对鬼神观念产生信任。比如，姚廷遴正是因为他妻子在瘟疫中数次死而复生，开始信鬼。他讲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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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内人于七月二十六日病起，至八月初六忽然见凶，不省人事，问卜献神。初八日，死去复苏。初十又死去，备办衣服棺木等项。十一日，抬柩回来，各家关门掩户。岳母亦病，至亲无一人，夜深时气绝，我去叫两人来收拾入棺，而身尚温。至明蚤省视，微微有气，已复醒转矣，声息低微，极听方得。数日不食，即参汤亦不能下咽。一时醒来，忙促无措，只得先将米汤来灌在口内，竟咽下去，渐次救转。又献神送鬼，更多鬼话，我从来不信者，至此方知真有鬼也。[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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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并不那么显著的后果日积月累，必然会对人类的行为和信仰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退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限于时间和篇幅，笔者只能暂时打住，以待日后和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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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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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治《苏州府志》，卷149《杂记》，第6册，3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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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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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第2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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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3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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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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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叶梦珠：《阅世编》，卷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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