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713120
1700713121
只是到了18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但是，死亡仍有反扑的可能，如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间的法国，或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三年间突然爆发的这一场危机。这些严重的警告表明，姗姗来迟的生活改善还很不牢固，食物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始终险象丛生，而一旦平衡被打破，生活改善也就成了问题。[75]
1700713122
1700713123
而最新的一些人口史研究纷纷指出，中国至少从宋元以来，生育控制就已成为中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江浙地区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76]这说明，在清代江南，调节生态体系已不再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非个人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力，而包括积极的生育控制这样所谓的近代行为。当然，前者的调节仍然存在，甚至仍是主要的。不过问题是，尽管当时存在两种调节方式，但都没有阻止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解当时严重的人口问题。[77]这些充分说明，旧有调节手段的调节功能在减弱。这一点，洪亮吉在18世纪末已敏锐地感觉到，他说：
1700713124
1700713125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78]
1700713126
1700713127
由于瘟疫的发生频度一般远低于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再加上医药救疗以及人痘接种等因素，瘟疫的调节作用在其中应该不占重要地位。不过瘟疫与水旱战争有所不同，它的发生与人口密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口不断增长可能会导致瘟疫发生频度的增加，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和对外交往也往往相应发展，而这又会增加疫病传播的机会，特别是某些烈性新传染病的传入，则会直接导致瘟疫调节作用的增强，直到人体的自然调适力和医药水平的发展逐步抵消以上危害，才能使其作用重趋减弱。由此可见，尽管从总体上说，清代江南瘟疫对生态体系的调节作用不是十分重要，但它不是一个作用力完全确定的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会有所不同。
1700713128
1700713129
三、余论
1700713130
1700713131
由于水旱等自然灾害常常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所以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瘟疫的流行也自然会使人将此与社会的动乱相联系。比如，邓海伦在探讨明末时疫时认为，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考虑，尽管她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79]这一颇为新颖的观点确实引人深思，不过经过具体的研究，笔者发现，结论可能不像邓所预想的那样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瘟疫发生后，人们或忙于祈神驱疫，或延医诊治，或举办丧事。而且，为了避免缠染，人们还往往会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比如，康熙十九、二十年（1680年、1681年）的大疫中，无锡“民间尽室闭门”[80]。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苏州疫情发生后，“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问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81]。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张堰夏秋大疫，“乡村白昼闭门，午后路人绝迹”[82]。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缺乏举行暴动的契机和精力。实际上，在文献中，也几乎找不到大疫之年因疫而发生动乱的纪录。至于像东汉末年张角等人乘当时时疫流行、给人看病之机发展壮大太平道、发动起义的事实[83]，只能说明时疫流行为他们发展宗教性组织提供了机会，并不能说是瘟疫导致了黄巾起义。我想这也正是清代国家对瘟疫救疗不像对水旱等灾荒的救济那样重视的原因之一。另外，曹树基还指出：“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84]明末的农民起义加速了当时鼠疫的传播和扩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鼠疫是不是真的应该对明王朝的灭亡负责？如果是，又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推动了明朝的灭亡？似乎仍有深究的必要。对这些问题的全面探讨，已超出本书的主旨，这里想指出的是，对瘟疫这样一个过去史学界甚少关注的事物，不能为了表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人为地夸大其影响，我认为，瘟疫对中国过去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
1700713132
1700713133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研究这一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历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而深远的。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亲人死亡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是多少可以想见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在直隶总督府做幕的许思湄[85]，因自己三个孩子相继在痘疫中夭亡，悲痛欲绝，万念俱灰。他说：
1700713134
1700713135
四十日内，丧亡相继。廿四年蓬飞萍荡，向以贫也非病，所自慰者，滕前一块肉耳。不期疾雨倾巢，竟无完卵。欲留则门鲜五尺，欲归则田乏十双。 而内人则思子情殷，病从心起，更无可解之术。每于灯昏漏转时，觉人生泡幻，百念俱灰。早不如披发入山，得以万缘都净也。[86]
1700713136
1700713137
而瘟疫发生过程中出现某些神秘、复杂的现象不仅令人恐怖，还使人不能不对鬼神观念产生信任。比如，姚廷遴正是因为他妻子在瘟疫中数次死而复生，开始信鬼。他讲述道：
1700713138
1700713139
不意内人于七月二十六日病起，至八月初六忽然见凶，不省人事，问卜献神。初八日，死去复苏。初十又死去，备办衣服棺木等项。十一日，抬柩回来，各家关门掩户。岳母亦病，至亲无一人，夜深时气绝，我去叫两人来收拾入棺，而身尚温。至明蚤省视，微微有气，已复醒转矣，声息低微，极听方得。数日不食，即参汤亦不能下咽。一时醒来，忙促无措，只得先将米汤来灌在口内，竟咽下去，渐次救转。又献神送鬼，更多鬼话，我从来不信者，至此方知真有鬼也。[87]
1700713140
1700713141
这类并不那么显著的后果日积月累，必然会对人类的行为和信仰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退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限于时间和篇幅，笔者只能暂时打住，以待日后和来者。
1700713142
1700713143
[1]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62页。
1700713144
1700713145
[2] 同治《苏州府志》，卷149《杂记》，第6册，3516页。
1700713146
1700713147
[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718页。
1700713148
1700713149
[4] 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第2本，147页。
1700713150
1700713151
[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3a页。
1700713152
1700713153
[6]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599页。
1700713154
1700713155
[7] 叶梦珠：《阅世编》，卷1，17页。
1700713156
1700713157
[8] 参见《清代日记汇抄》，84～86页。
1700713158
1700713159
[9]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90页。
1700713160
1700713161
[10] 叶梦珠：《阅世编》，卷1，18～19页。
1700713162
1700713163
[11] 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2）。
1700713164
1700713165
[12] 徐大椿：《涧溪医案·瘟疫》，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活医论名著集成》，311页。
1700713166
1700713167
[13] 据道光《昆新两县志》，雍正初年人口数为225 728人，这是赋役册上的数字，应偏低，而且，雍正十一年无疑会有所增长，故估计为二三十万。
1700713168
1700713169
[14] 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1967页。
[
上一页 ]
[ :1.700713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