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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瘟疫发生过程中出现某些神秘、复杂的现象不仅令人恐怖，还使人不能不对鬼神观念产生信任。比如，姚廷遴正是因为他妻子在瘟疫中数次死而复生，开始信鬼。他讲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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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内人于七月二十六日病起，至八月初六忽然见凶，不省人事，问卜献神。初八日，死去复苏。初十又死去，备办衣服棺木等项。十一日，抬柩回来，各家关门掩户。岳母亦病，至亲无一人，夜深时气绝，我去叫两人来收拾入棺，而身尚温。至明蚤省视，微微有气，已复醒转矣，声息低微，极听方得。数日不食，即参汤亦不能下咽。一时醒来，忙促无措，只得先将米汤来灌在口内，竟咽下去，渐次救转。又献神送鬼，更多鬼话，我从来不信者，至此方知真有鬼也。[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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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并不那么显著的后果日积月累，必然会对人类的行为和信仰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退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限于时间和篇幅，笔者只能暂时打住，以待日后和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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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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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治《苏州府志》，卷149《杂记》，第6册，3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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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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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第2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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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3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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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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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叶梦珠：《阅世编》，卷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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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清代日记汇抄》，8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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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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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梦珠：《阅世编》，卷1，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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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余新忠：《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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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大椿：《涧溪医案·瘟疫》，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活医论名著集成》，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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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道光《昆新两县志》，雍正初年人口数为225 728人，这是赋役册上的数字，应偏低，而且，雍正十一年无疑会有所增长，故估计为二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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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1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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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据民国《太仓州镇洋县志》，卷4《赋役·户口》，乾隆二十年人口数为146 894，故估计当时人口为十二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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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见《三松堂集》，5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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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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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据同治《苏州府志·田赋二》记载，嘉庆二十五年时，长元吴三县共有丁口2 975 313，按此估算，当时三县人口为二百万上下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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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第2册，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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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据光绪《丹徒县志·户口》，乾隆六十年，该县丁数为295 941，乾隆初丁与口的比例，据王跃生的研究，为1∶2.35，参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的变动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1996（6）。若按此比例计，则口数为695 461，故估计当时人口数为五六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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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第3册，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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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2b～23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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