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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总人口为1 289 353，其中租界为617 487[57]，就人口总数而言，几百上千的疫病死亡人数，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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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瘟疫对江南人口的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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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清代江南的瘟疫对人口的危害虽然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情况下多多少少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损伤。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较为严重的可能达到2％～3％。特别严重的瘟疫，比如像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在个别较小社区中，导致的死亡率虽可达15％左右，不过，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则一次瘟疫所损失的人口很难达到5％，即使连续两年或以上发生疫情，也一般不会超过10％。在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当然这里所说的比例是针对疫区而言，若要说某次瘟疫对整个江南地区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相信除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嘉道之际和咸同之际这三次基本涉及全区域的瘟疫外，比例会是很低的，估计绝不会超过1％。当然，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对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小数字。在一个较小的社区中，即便只有几个人染疫而亡，人人自危的恐惧和紧张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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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关疫死人数的估算尽管是概略性的，但应该不妨碍总体上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实际上，除咸同之际因有战争的因素外，其他像在乾隆二十一年、嘉道之际等发生全区域性大疫的年份，很难发现人口发展曲线有何明显变化。[58]这说明，尽管每次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其实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但瘟疫显然没有对清代江南的人口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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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才使双方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的，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疫病模式。[59]清代江南除出现了前所未遇的真霍乱的冲击外，总体上应该是个疫病模式相对稳定的时空区域。以上所论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反而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因此，虽然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而且重视历史进程中疫病因子也非常必要，但并不能因此过分夸大瘟疫的影响，而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审慎地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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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代江南不代表一切，我们显然不能否定历史上确曾出现瘟疫大规模杀伤人口的例子。比如，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60]。据曹树基的研究，在大疫前汴京城内约有250万军民，疫死率高达40％。[61]又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城内外病称疙瘩，贵贱长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大内亦然”[62]。如此可怕的情形固然并不多见，但一次瘟疫死亡数万乃至十数万人口的记载不时可见。[63]然而在清代江南，虽在较大区域中，某次瘟疫病死数万甚至十数万的情况可能存在，但此类记载却很难发现，这至少说明，在一个能被人观察或间接了解到的范围内，死亡如此众多的人口的情况极为罕见。那么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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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清代江南民众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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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清代江南灾荒救济能力较强。清代国家对灾荒的救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对挽救人民的生命和灾后生产的恢复起到不小的作用。[64]除了国家较为完备的荒政制度外，江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社会力量也对灾荒的救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嘉道以后，逐渐成为社会救济的主力军。社会救济水平的提高无疑有助于提高贫苦群众的体质状况和抵抗疾病能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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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清代江南拥有相对优越的社会医疗条件。清代江南的官府和社会不仅多能在疫病之年积极开展救疗活动，还越来越多地举办和建设日常的救疗活动和设施。并且在温病学不断发展的同时，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日渐加深。这些无不表明，清代江南较为充足的医疗资源对降低当地瘟疫死亡人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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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何以看不到瘟疫的死亡率逐渐降低的趋势，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对此做合理的对比，那些粗略的估计往往会淹没此类进步；另一方面清中后期不断有新的疫病爆发、流行，特别是嘉道以降，清代江南最为凶猛的真霍乱的传入和不断肆虐，也使得医疗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被抵消殆尽。如果刨除这一因素，从清末上海的情况来看，应该可以认为自清中期起，虽然瘟疫频度在增加，但因此造成的人口死亡率却趋下降。当然，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和社会救疗举措，虽能对局部减缓瘟疫的爆发、减少人口的死亡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还不具备从整体上控制大规模瘟疫爆发、流行的能力，这可能也是瘟疫频度增高、危害力降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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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损伤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疾病缠染，为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也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严重时还会致使田地荒芜，生产停滞。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松江之疫，叶梦珠家的佃户多感染疫病，“因旱而病，戽水无力，召募无人，田多抛荒。即号熟者，亦皆歉收三斛。起租之田，上好不过收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甚者止收石许”[66]。同时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也会使人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活动，从而进一步影响日常的工农业生产和商贸往来。比如，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市，啸樑啖宝，草木皆兵”[67]。光绪十一年（1885年），嘉善大疫，“日晡后，人不敢外行，田禾歉收”[68]。而近代检疫制度的实行，更可能直接对内外贸易产生影响，如“1894年5月，当香港和广州宣布已受病菌污染并采取隔离措施时，上海海关随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这项检查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在夏季，同香港的贸易来往逐渐减少，直至事实上停顿下来”[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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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体系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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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清和王丰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清代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大大低于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早期西欧妇女的生育率。[70]较低生育率以及当时溺婴风习的盛行[71]，在其他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就预示着人口的低度增长甚至停滞。然而，众所周知，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清前中期一直是公认的人口急速增长的时期。对江南来说，尽管李伯重近年提出，清康熙到道光年间，江南的人口是低速增长，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千分之三左右。[72]这一所谓的低速，与江南原本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就净增长人口来说仍非常可观，一定程度上乃是人口与经济等在增长过程中固有的自然现象。不管怎样，在清代，江南人口除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大幅度下降外，其余时间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由于这一增长不是由于高出生率而导致——相反出生率或实际的抚育率反而有所下降，那么原因无疑就在于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对此，梁其姿曾解释说：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最后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对中国医药的作用，她认为只“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角色”[73]。对近代以前医药作用的评价较低，并不限于梁，似乎是世界史学界的一种普遍的认识。麦克尼尔那本著名的论著，在有关19世纪以前疫病史的叙述中，作者关心的一直是人体与微生物之间所能达成的自然平衡，完全没有注意传统医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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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以前，医学专业对于人口统计所造成的冲击，依旧微不足道。很少人能够付得起相当昂贵的看诊费用；而且就算是某些案例中，医师的照顾果真起到起死回生的疗效，还是有另一些相反的案例，即使最专业的医疗也未能改善疾病的演进过程，或是根本就有碍复原。基于这个原因，在本书前几章里，似乎没有必要提到医疗技术及其沿革。只有进入18世纪后，情况才开始扭转；而且直到大约1850年后，医术以及医疗机构才算得上是对人类存活率及人口成活率，造成大规模的差异。[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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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医学虽在晚清开始传入江南，但总体上其作用微不足道，而据麦氏的说法，医药对人口统计产生影响是近代西方医学出现以后的事，因此，当时江南医药的影响自然也就可以忽略了。然而，实际上，在清代江南，医疗诊治已不是少数绅富的专利，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而医疗获效案例也远不是个别情况，一些重要的治疗手段至今仍在沿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业已获知，清代江南的瘟疫尽管相对频繁，但造成人口损失率却并不高，而且有下降之势。瘟疫死亡人数较少，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清代温病学的发展以及医疗资源和救疗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而瘟疫死亡人口的减少对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清代江南的医学以及医疗资源的发展对清代人口不断增长的意义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它们与清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等因素一起导致清代咸丰以前人口的持续大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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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在前近代社会中，人口与环境、资源间紧张关系基本是依靠自然因素来调节的，并将这一系统称为旧生态体系。比如，布罗代尔通过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回顾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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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死亡和活着的机会大致相等，婴儿和妇女死亡率很高。经常吃不饱饭，有时出现饥荒和凶猛的流行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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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8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但是，死亡仍有反扑的可能，如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间的法国，或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三年间突然爆发的这一场危机。这些严重的警告表明，姗姗来迟的生活改善还很不牢固，食物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始终险象丛生，而一旦平衡被打破，生活改善也就成了问题。[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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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新的一些人口史研究纷纷指出，中国至少从宋元以来，生育控制就已成为中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江浙地区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76]这说明，在清代江南，调节生态体系已不再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等非个人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力，而包括积极的生育控制这样所谓的近代行为。当然，前者的调节仍然存在，甚至仍是主要的。不过问题是，尽管当时存在两种调节方式，但都没有阻止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解当时严重的人口问题。[77]这些充分说明，旧有调节手段的调节功能在减弱。这一点，洪亮吉在18世纪末已敏锐地感觉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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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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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瘟疫的发生频度一般远低于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再加上医药救疗以及人痘接种等因素，瘟疫的调节作用在其中应该不占重要地位。不过瘟疫与水旱战争有所不同，它的发生与人口密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口不断增长可能会导致瘟疫发生频度的增加，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和对外交往也往往相应发展，而这又会增加疫病传播的机会，特别是某些烈性新传染病的传入，则会直接导致瘟疫调节作用的增强，直到人体的自然调适力和医药水平的发展逐步抵消以上危害，才能使其作用重趋减弱。由此可见，尽管从总体上说，清代江南瘟疫对生态体系的调节作用不是十分重要，但它不是一个作用力完全确定的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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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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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旱等自然灾害常常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所以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瘟疫的流行也自然会使人将此与社会的动乱相联系。比如，邓海伦在探讨明末时疫时认为，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考虑，尽管她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79]这一颇为新颖的观点确实引人深思，不过经过具体的研究，笔者发现，结论可能不像邓所预想的那样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瘟疫发生后，人们或忙于祈神驱疫，或延医诊治，或举办丧事。而且，为了避免缠染，人们还往往会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比如，康熙十九、二十年（1680年、1681年）的大疫中，无锡“民间尽室闭门”[80]。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苏州疫情发生后，“夏夜即闭户，鲜有乘凉者、斗殴者。亲友数日不见，则问安否？相见之下，惟谈鬼神事”[81]。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张堰夏秋大疫，“乡村白昼闭门，午后路人绝迹”[82]。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缺乏举行暴动的契机和精力。实际上，在文献中，也几乎找不到大疫之年因疫而发生动乱的纪录。至于像东汉末年张角等人乘当时时疫流行、给人看病之机发展壮大太平道、发动起义的事实[83]，只能说明时疫流行为他们发展宗教性组织提供了机会，并不能说是瘟疫导致了黄巾起义。我想这也正是清代国家对瘟疫救疗不像对水旱等灾荒的救济那样重视的原因之一。另外，曹树基还指出：“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84]明末的农民起义加速了当时鼠疫的传播和扩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鼠疫是不是真的应该对明王朝的灭亡负责？如果是，又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推动了明朝的灭亡？似乎仍有深究的必要。对这些问题的全面探讨，已超出本书的主旨，这里想指出的是，对瘟疫这样一个过去史学界甚少关注的事物，不能为了表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人为地夸大其影响，我认为，瘟疫对中国过去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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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研究这一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历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而深远的。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亲人死亡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是多少可以想见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时在直隶总督府做幕的许思湄[85]，因自己三个孩子相继在痘疫中夭亡，悲痛欲绝，万念俱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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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日内，丧亡相继。廿四年蓬飞萍荡，向以贫也非病，所自慰者，滕前一块肉耳。不期疾雨倾巢，竟无完卵。欲留则门鲜五尺，欲归则田乏十双。 而内人则思子情殷，病从心起，更无可解之术。每于灯昏漏转时，觉人生泡幻，百念俱灰。早不如披发入山，得以万缘都净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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