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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Angela Ki Che Leung：“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 Period in China”，in K.F.Kiple ed：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s，pp.358～3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应该指出，以上论述梁在这篇概观性的文章中基本没有展开，实际上，有关饮食水平的认识基本是何炳棣的说法（参见［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99～223页），而有关种痘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在祖国大陆也有人提出（比如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66页。马著出版时间比梁文晚一年，根据笔者推测，他们应是各自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而提出）。不过，这类论点提出容易，要想做深入细密的论证，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则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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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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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10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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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见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主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172～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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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当时提出人口问题的，比如洪亮吉等人，大多是江南人，这些多少表现出了江南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有关情况可参见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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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洪亮吉：《卷施阁文集·甲集》，卷1，见《洪北江全集》，9a页，光绪三年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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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Heren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l.3.3（1975），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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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31《祥异》，第2册，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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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顾公燮：《丹午笔记》，见苏州博物馆等编：《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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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民国《重辑张堰志》，卷11《祥异》，第2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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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参见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6本，第3分，1995-09，695～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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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载《历史研究》，199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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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有关许思湄当时的状况，参见冯尔康：《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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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许思湄：《秋水轩尺牍》，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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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姚廷遴：《历年记》，见《清代日记汇抄》，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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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第七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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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并尽可能准确地揭示清代江南瘟疫的疫情及相关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前人甚少涉猎的课题来说，无疑是最为重要而基本的。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我相信过程的重现应该比规律的总结更为重要。因此，虽然身为从未接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门外汉，笔者仍孜孜以求地去努力揭示当时瘟疫的存在状况以及时人对瘟疫与相关因素的认识。我们无意从一个有限的时空中总结出什么历史的规律性，而只是希望尽可能地告诉人们一段“真实的存在”。当然，长期的历史学、特别是社会史的训练使我们不可能放弃对社会的关注，毕竟，瘟疫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它还是社会的产物，并对社会产生种种影响。探讨清代江南这样一个社会变动甚巨的时空中的瘟疫与社会，不仅仅是要阐明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是借此揭示出中国近世社会变迁中的一部分“真实”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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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江南瘟疫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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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不同于一般的疾病，在病理学上，它具有一系列自身的特点，比如，具有特异病原体、传染性、流行性、地方性、季节性和免疫性等。[1]这些特点，应该也是清代江南所发生的瘟疫共有的，这里要探讨的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疫情的独特性。清代江南瘟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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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瘟疫的频数基本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呈正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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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时间上，瘟疫大致随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而渐趋增多。就总体而言，江南的瘟疫频数在有清一代呈不断增多之态势，咸丰以前，完全与江南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趋势相吻合。在晚清，虽然人口数量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而大幅度减少，社会经济也遭受很大的破坏，但瘟疫频数仍持续甚至较大幅度地提升。这一情况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并不能说这一一般性的趋向到晚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其一，嘉道之际真霍乱传入中国，真霍乱不仅危害大，而且江南的社会环境特别适宜其生存和流行；其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瘟疫借助战争，在江南地区广泛而长时间地肆虐；其三，清末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规模和人口急速扩展，对外交往猛增，也极大地增加了这些地区瘟疫发生的频数，而对整个清代江南来说，沿海发达地区瘟疫次数一直在总次数中占有很高的份额；其四，晚清由于年代较近，资料也应该相对丰富一些。实际上，若做更细致的分析，以上特点仍是能够得到显现的。比如，太平天国战争后到光绪初年的十余年间，除人口和社会破坏相对较小的宁波府外，其他地区基本没有疫情出现。[2]同时晚清大幅增多的瘟疫也大多集中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上海等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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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空间上，瘟疫分布呈现出主要以苏松太地区为中心，由东向西，由中间向南北两端逐步递减的整体态势。一般来说，府州以上官府驻地，以及人口密集、地处交通要冲的地区，瘟疫较多，而地势偏远、人口稀少的小县则相对较少发生瘟疫。也就是说，人口越多，社会经济越发达，瘟疫也就越多。这明显与现代模式相背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对瘟疫来说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从而起到抑制疾疫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而且，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密度基本是正相关系，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无疑有利于疫病的滋生和流传。同时，清代江南民众的生活水准虽有所提高，但并不明显，特别是遇到灾荒之年，仍摆脱不了忍饥挨饿甚至颠沛流离的命运。因此，民众在生活上对疾疫的抵抗能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增强。同时，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虽然社会医疗和救济水平相对较高，但总体上，民众所受到的医疗服务仍不足以对控制大规模瘟疫起到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也基本难以享受。而且，在现代抗生素发明以前，医学对大多数疫病远没有决定性的控制能力。至于当时的卫生观念和举措，虽然对养生和平常的身体状况不无裨益，但在抑制瘟疫的滋生和流传方面作用有限。这表明，当时由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抑制疫病机制总体上还无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会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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