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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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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健身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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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张仲景雕像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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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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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岁的颜正华教授与女儿女婿登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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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正华教授书写的治学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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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正华教授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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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孙女高琰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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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医:平淡之中见神奇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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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回忆我的中医生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学医至今,已走过80多年了。现在回溯过去,往事都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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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寇侵华,战火燎原的时代学医。我家庭本不算富裕,日寇在我家乡烧杀抢掠,一把火将我家烧了个精光,积蓄基本没有了。童年时的记忆便是随父母逃难,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谋生,父母让我学习医术。14岁上私塾时,当地的名儒戴雨三老师开始教我背诵中医书籍,诸如《素问灵枢类纂》《伤寒论》《金匮要略》《汤头歌诀》《药性赋》和《脉诀》等,其中牵涉的尽是些“五行”“阴阳”“四气”“五味”等医学术语,再加上某些先贤们的文笔晦涩,所以初涉医门的我,也难免死记硬背。经过几年文化课和中医基础课的培养,这些中医“启蒙”读物,我已经完全熟背下来了。后来我又学习了《医学心悟》《类证治裁》《温病条辨》《妇科辑要》等多部医书及大量医案,加深了对中医中药的理解。后有幸拜孟河医派杨博良先生为师(杨氏系孟河马培之的传人),经过3年不分昼夜地跟师临床学习,我发现患者病证复杂多变,我学过的书本内容远满足不了临床,需要不断积累经验、锻炼临床思辨能力,我才明白“尽信书,不如无书。为医之道,重在治病而不是读书”。于是,我自10多岁步入岐黄以来,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从未间断过学习以充实自我,也从未脱离过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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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参加第一期南京中医进修班学习,这是我脱产学习西医知识的开始。在这以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行医,在丹阳县导墅区联合诊所任所长兼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接下来又加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师资班(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学习,在此认识了我的同学印会河。我俩同是孟河医派的传人,又是老乡,自然成了好朋友。在进修学校里,我们一同下功夫探求中西医医理,后来留校任教。1956年南京中医学院成立,我任中药学教研组组长,编写了第一本《中药学》讲义。直到1957年夏季,我奉调支援北京中医学院,出任中医系中药教研组组长,开始了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任教生涯。1962年我被安排在河南省商丘地区农村锻炼、开门办学,其间也培养了许多基层医生,在农村尽我所能医治患者。1968年我回学校任教,后来也曾赴柬埔寨、朝鲜进行医疗服务和考察,为当地医院和药厂的建立提供了很多指导和帮助。1980年我赴日本讲学,传播中医药文化。我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期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培养了大量研究生。1986年我主编的《临床实用中药学》问世,这本书总结了我研究临床中药学的精髓,奠定了临床中药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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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执教一辈子,我获得了很多荣誉。很多人问有什么学医的体会,我认为学习中医第一要打好基础,基本功比较扎实,这对以后学医、从事中医药研究和教学工作有很大的裨益。工作以后我主要从事中药教学,钻研中药的药性理论和临床应用,包括中药品种、中药药理、中药炮制、中药制剂等,并参阅了上自《神农本草经》下至《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本草备要》《本草求真》等大量有关本草的书籍,完成了500多味常用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的总结,使得在医、药两个方面的知识得到不断深化。其后,还参加教学,除教授中药学外,还讲方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以及临床,使我的中医基础知识得到了全面深化,为进一步做好临床和教学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二,学习中医还要理论联系实践,从临床实践中不断汲取养分,不断提高。中医药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临床实践,而临床实践又检验了中医药理论,使其不断深化完善。如果说我在中医药学术上有所成就,那一定与我长期坚持临床实践有密切关系。第三,临床辨治疾病,要注意把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结合起来。辨证是指识别病证的具体情况,是辨病的基础;辨病是掌握疾病的总规律,是辨证的概括。只有两者结合,合理运用,才能识清病证,进行正确地治疗。医圣张仲景就是辨证、辨病有机结合的典范。当前,辨证与辨病又有了新的发展,辨证已由宏观为主体,发展为宏观微观并重;辨病已由单纯辨中医之病,发展为与辨中西医之病并重。对此,我们要认真学习,不断补充新的知识,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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