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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医：平淡之中见神奇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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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回忆我的中医生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学医至今，已走过80多年了。现在回溯过去，往事都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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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寇侵华，战火燎原的时代学医。我家庭本不算富裕，日寇在我家乡烧杀抢掠，一把火将我家烧了个精光，积蓄基本没有了。童年时的记忆便是随父母逃难，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谋生，父母让我学习医术。14岁上私塾时，当地的名儒戴雨三老师开始教我背诵中医书籍，诸如《素问灵枢类纂》《伤寒论》《金匮要略》《汤头歌诀》《药性赋》和《脉诀》等，其中牵涉的尽是些“五行”“阴阳”“四气”“五味”等医学术语，再加上某些先贤们的文笔晦涩，所以初涉医门的我，也难免死记硬背。经过几年文化课和中医基础课的培养，这些中医“启蒙”读物，我已经完全熟背下来了。后来我又学习了《医学心悟》《类证治裁》《温病条辨》《妇科辑要》等多部医书及大量医案，加深了对中医中药的理解。后有幸拜孟河医派杨博良先生为师（杨氏系孟河马培之的传人），经过3年不分昼夜地跟师临床学习，我发现患者病证复杂多变，我学过的书本内容远满足不了临床，需要不断积累经验、锻炼临床思辨能力，我才明白“尽信书，不如无书。为医之道，重在治病而不是读书”。于是，我自10多岁步入岐黄以来，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从未间断过学习以充实自我，也从未脱离过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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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参加第一期南京中医进修班学习，这是我脱产学习西医知识的开始。在这以前，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行医，在丹阳县导墅区联合诊所任所长兼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接下来又加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师资班（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学习，在此认识了我的同学印会河。我俩同是孟河医派的传人，又是老乡，自然成了好朋友。在进修学校里，我们一同下功夫探求中西医医理，后来留校任教。1956年南京中医学院成立，我任中药学教研组组长，编写了第一本《中药学》讲义。直到1957年夏季，我奉调支援北京中医学院，出任中医系中药教研组组长，开始了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任教生涯。1962年我被安排在河南省商丘地区农村锻炼、开门办学，其间也培养了许多基层医生，在农村尽我所能医治患者。1968年我回学校任教，后来也曾赴柬埔寨、朝鲜进行医疗服务和考察，为当地医院和药厂的建立提供了很多指导和帮助。1980年我赴日本讲学，传播中医药文化。我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期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培养了大量研究生。1986年我主编的《临床实用中药学》问世，这本书总结了我研究临床中药学的精髓，奠定了临床中药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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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执教一辈子，我获得了很多荣誉。很多人问有什么学医的体会，我认为学习中医第一要打好基础，基本功比较扎实，这对以后学医、从事中医药研究和教学工作有很大的裨益。工作以后我主要从事中药教学，钻研中药的药性理论和临床应用，包括中药品种、中药药理、中药炮制、中药制剂等，并参阅了上自《神农本草经》下至《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本草备要》《本草求真》等大量有关本草的书籍，完成了500多味常用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的总结，使得在医、药两个方面的知识得到不断深化。其后，还参加教学，除教授中药学外，还讲方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以及临床，使我的中医基础知识得到了全面深化，为进一步做好临床和教学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二，学习中医还要理论联系实践，从临床实践中不断汲取养分，不断提高。中医药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临床实践，而临床实践又检验了中医药理论，使其不断深化完善。如果说我在中医药学术上有所成就，那一定与我长期坚持临床实践有密切关系。第三，临床辨治疾病，要注意把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结合起来。辨证是指识别病证的具体情况，是辨病的基础；辨病是掌握疾病的总规律，是辨证的概括。只有两者结合，合理运用，才能识清病证，进行正确地治疗。医圣张仲景就是辨证、辨病有机结合的典范。当前，辨证与辨病又有了新的发展，辨证已由宏观为主体，发展为宏观微观并重；辨病已由单纯辨中医之病，发展为与辨中西医之病并重。对此，我们要认真学习，不断补充新的知识，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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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临证经验之一是，遣方用药时注意顾护脾胃。人在出生后，主要靠健康的脾胃功能保证生长发育的需要，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两者相互配合，消化水谷，吸收精微，以营养全身组织器官。因此，脾胃为人的后天之本，要求我们时时注意顾护脾胃，如诊察疾病必须询问与脾胃有关的症状；辨证立法遣药组方时不忘脾胃；用药宜轻灵平和，不宜苦寒伤胃、滋腻碍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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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谈谈药性理论的重要性。中药是我们治疗疾病的武器，因此对中药性味归经、药理作用、功效主治都必须掌握牢固，临证组方才能得心应手，效如桴鼓。掌握中药的临床使用，核心内容就是药物的四气五味，就是药物的寒、热、温、凉四种药性和辛、酸、甘（淡）、苦、咸五种药味。一般来说，寒凉性的药物对功能上的病理亢进起抑制作用，温热性的药物对功能上的病理衰退起兴奋作用；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泻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者能下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当然也有不少例外，就要求我们通过文献整理、临床实践来研究和验证，整理并完善药性理论，并采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把它逐步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上来，让它更好地指导我们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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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步入97岁，作为一个高龄老人，仍然能在临床工作，我感到十分快乐。行医70多年，执教50多年，我的徒弟常章富教授曾总结我的学术经验并将其收录在《国医大师颜正华学术经验集成》中，后来我的徒弟张冰教授又进一步完善，著有《颜正华中药学思想与临床用药研究全集》，可以说已经非常完备了。我的外孙女高琰这10年来一直跟随我出诊，侍诊我左右，其间有许多行医故事，也有我近些年的一些临床体会和养生经验，她都非常细心地记录了下来，于是有了这本书。我是孟河医派的传人，我曾为我老师杨博良先生的医案题词“醇正尚和缓，平淡见神奇”，我认为这是孟河医派从始祖费伯雄先生开始一直传承下来的特点，我自己在行医中也一直恪守这个原则，故选本书的书名为“平淡之中见神奇”。在此也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辛勤地工作，将此书奉献给大家。希望诸位能从此书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帮助，在平淡中体悟中医的奥妙，在平淡中获得健康、长寿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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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医：平淡之中见神奇 第一章 祛邪扶正，辨证必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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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辨”应变，融会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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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的一个早晨，我正要去国医堂出诊，却接到卫生防疫部门的通知，要求我必须在家里进行“医学隔离”。不一会儿，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女儿也接到单位电话，说最近“非典”的疫情挺严重，这周可以不用去上班了，在家里好好休息等通知。一时间，我们父女俩都被要求回家，不能出家门。我在大学工作这么多年，工作日不用去上班，这是很少见的。从古至今，传染病从未间断过，人类与它们经历着一次次斗争，凭借我多年的从医经验判断，这次“非典”一定是一场传染性严重的疫情。这类传染病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男女老少均能得病，而且大多发病急骤、发展迅速、变化较多、病情较重，严重者可导致死亡或留下难以康复的后遗症，中医认为这些疫病属于温病范畴，古人把这类疾病叫作瘟疫。数千年来，我国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传染病流行的记载，20世纪随着抗生素的问世和西医医疗技术的提高，有了有效预防和治疗的手段，但仍有许多如耐药、毒性及不良反应等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使得许多急性传染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历代中医在与温热病作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历史上数次疫病爆发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加上近年来不断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传统的温病学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肯定和重视。中医往往在控制疫情中可以起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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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女儿都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里工作、生活，我每周都出门诊接触患者，我们父女俩同时被隔离，一定是我的原因。我仔细回想一个星期前，确实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那时候“非典”疫情还没有蔓延。4月10日是我日常出诊时间，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大一的学生因高热，来国医堂找我看病。这个患者来我这里就诊前已经在中日友好医院做了3次胸部X片，医院诊断为肺炎，应用了抗生素治疗，但发热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询问了他的症状，查看了舌苔脉象以后，按温热病辨证施治。不管西医诊断为什么病，我们依据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有什么证，我们辨证治疗就好了。而我的学生看完他在医院的诊断之后，当即就跟我说：“老师，我们怀疑他患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那时候已经是“非典”初期，只是这个病传染速度太快了，又是一个“新病”，中西医都还没认识和研究到这个病的特征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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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患者，我被“医学隔离”了。刚刚回想到这里，学生就打来电话了：“老师，怎么样，还好吧？”语气十分紧张。原来她得知我被隔离了，心里很着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好不好。她说，附近的东直门医院有个患者因为患“非典”，病情恶化，最后去世了，还有医院的医务人员也被感染了，社会上都很恐慌。我立刻想起门诊那天她也接触过那个患者，就问她：“你没发热吧，你没有症状吧？”一问她，她更紧张了，跟我说：“老师，我没有发热，但感觉身上有点热……”她也明白自己觉得发热是心理作用，然而仍觉得不舒服。她接着说：“咱们那天看的那个疑似病例，没过多久就被北京第六医院确诊了，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例确诊的‘非典’患者。”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这一辈子接触了太多的患者，各种传染病都见过，如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病情，相信医学上一定会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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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非典”刚刚传播开的那几天，社会上都在讨论这个病，国内外都有感染，传播广泛，又是不治之症，新闻上报道都是感染上就死人，大家都被恐惧的气氛所笼罩。医院里有一些一线医生，在急诊接触了感染患者，在各个科室穿行，从化验室到放射科，从放射科又到别的地方，传染就是这样引起的。原卫生部发文要求对发热的患者都要进行初步筛查，之后还要去发热门诊进一步进行筛查，再三确认发热的患者到底是不是患了“非典”。我的学生们纷纷打电话来劝我，让我停诊一段时间。我当时觉得不用害怕，年轻时农村经常会有瘟疫流行，那时我在家乡行医，还不是照常应约出诊，只要自己注意防护就行了。况且，一名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要有责任感，所以要不断从书籍上或者临床上学习，提高自己的医术，要诊治疑难杂症，不临床不去面对怎么能行？人命关天，在这种危难时刻，医生就应该挺身而出，要相信医学。我对学生说：“不能停诊，作为医生都不敢出诊，那我们的患者找谁看病？”就这样，徒弟们也跟着我照常出诊。当时全北京城已经充满了谈“非”色变的紧张气氛，很多私家企业和事业单位早已经停止上班了。我的一些学生住得都挺远的，来国医堂路上要穿过几个城区，车程要一个多小时。2003年不像现在，私家车没那么普遍，我们都是乘坐公交车，这就更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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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遇到的那个确诊的病例，我心里一直回忆着接诊的过程。我有个习惯，每次出门诊都要把患者的病情、诊断、用药详细记录保留下来，不仅给患者一份底方，自己也复写一份，以便患者下次复诊时我能全面掌握治疗情况。所以，每次出诊我都自己携带了厚厚的一叠就诊过的患者的底方，只要患者来复诊，我都能拿出他上次的处方，且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所以每个患者我都是牢牢挂在心上的。我给患者开药一般是7～14剂，每日1剂，1个疗程过去，我会想，他会不会来复诊，症状有没有缓解，下一阶段该怎么来治疗。每次的门诊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场考试。我几十年都是每周六上午出诊，每周五睡觉前，经常会在脑子里过一遍上周来的都是什么样的患者，看的是什么病，明天都会来哪些患者，新患者老患者都有。所以年纪大了以后，门诊前的一个晚上也经常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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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非典”患者的病情也记忆深刻，现在还记得他姓洪，21岁的小伙子，拍胸部X片提示肺纹理增粗、紊乱，他发热3天，体温持续在38℃以上，发热、畏寒，无汗，口干，乏力，头痛，大便溏且每日1～2次，腰酸，小便正常，服用抗生素效果不佳。舌暗红、苔黄腻，脉滑数。我初步判断中医属湿热内蕴，复感外邪，治以辛凉解表，清热利湿。具体方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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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煎服，每日1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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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中有这么一味药——青蒿。近年来，中药的功用逐渐被老百姓了解，中医走出国门，被世界接纳。2015年屠呦呦的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青蒿的药效才得以被全世界认识。其实中医中药博大精深，青蒿作为中药，应用的历史悠久。《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青蒿“治疟疾寒热”，葛洪《肘后备急方》记有：“青蒿一把，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治寒热诸症。”《本草图经》谓其“治骨蒸劳热为最，古方多单用之”。后世多部本草书籍都有对其临床功效的描述，几百年来都被医家应用于热病的治疗。古代中医虽没有认识到细菌、病毒这些致病原，但中药解热、镇痛、抗感染、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类似作用则很早就被用在治疗上。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军民感染疟疾，无特效药可治，请求中国政府支持，希望找到治疟疾的新药。当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了几千种中药，发现青蒿治疟效果最好。以此为契机，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青蒿中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终于找到了与以往结构不同的新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接着在全国各地扩大临床试验。至1978年，共治疗2099例，全部临床治愈。青蒿素为含过氧桥结构的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青蒿素的发现是抗疟药物史上继喹啉类以后的重大突破，为弘扬中医学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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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3年治疗这位发热患者时就应用了10g青蒿，治疗他的温邪发热。青蒿芳香气清，苦寒而不伤脾胃，不伤阴血，又可使阴分伏热透出阳分，治疗温热病寒热往来，所以最适合这个患者，再配合一些清热解毒、解表宣肺、利湿之品。临床上我是比较注重调理患者脾胃的，如果一个人脾胃不好的话，就不用谈其他问题了。这个人首先要护脾胃，脾胃好了，人的气血才好，免疫力才可以跟上去。这样他一旦生病，恢复起来也比别人更快一些。所以我在汤药里也加入了茯苓，健脾益胃，利水渗湿，也能治疗他大便溏泄。茯苓是我在临床上经常应用的药物，味甘淡，性平，没有偏性，是非常好的健脾药。这位患者确诊为“非典”前我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这就是以辨病辨证为基础，中医能应对现代各种变化多端的病症，传统中医也可以治“现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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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97岁了，行医70多年，可以说70多年积攒的临床经验不少，但每一次面诊患者我都怀着学习的态度，把看病当作考试一般，细致地问诊、切脉，仔细地分析病情，认真地辨证，全身心地投入治疗中。如今，我还在坚持每周出诊一个半天，仍全身心地投入临床工作中。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有治病救人的本领，也算是对社会有所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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