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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私塾拜戴雨三老师学医时，老师也会给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经，还有中医的四大经典和其他中医经典书籍。所以当年我不但学中国传统文化，还学习中医，等于是老师重点的培养对象。我跟着戴先生先学了几年中医基础，等到我基础已经很牢固以后，就拜了孟河医派第三代传人为师。第一代是马培之，第二代是贺季衡和邓星伯，我拜的这个老师是邓星伯的徒弟——杨博良先生。17岁时我正式拜师，成为孟河医派的传人。学医成才之路并不容易，当年学医要住在师父家里，一学就是三年五载。我学医起点比较高，孟河医派又是个具有主导地位的医派，我在孟河医派的主要传人门下学习，等于说基础打得好，加之名医给自己提高，这也是后来我能成为名医的一大原因。杨博良先生（1880—1952）世居江苏武进横山桥镇西崦村，早年以外科蜚声常州城，1935年从常州茅司徒巷迁回西崦村，内、外、妇、儿各科患者接踵而至，门诊应接不暇。杨先生家宅宽阔，大门悬一匾，患者题赠“功同扁鹊”，大厅悬匾为“广被太和”，此正是先生一生写照。先生妙手回春，堪称“功同扁鹊”；医德有口皆碑，诚为“广被太和”。先生不秘青囊，金针度人，以奖掖后学为乐，故桃李遍天下。我记得当年杨先生诊病时，于家宅堂上，当中置一八仙桌，杨先生坐在桌后，患者坐在他右边，学生侍诊于他对面及左下方。老师诊病、处方，学生随录病案、药名。大桌正中端放一块35cm见方、3.5cm左右厚的古砚，古砚背面刻有“阅微草堂”字样，相传为一生嗜砚成癖的纪晓岚遗珍。老师时于砚中舔墨润笔，修改脉案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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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在杨先生家学医时是一个比较刻苦的学生，杨先生对我寄予厚望。白天我跟着老师出诊，服侍老师左右，晚上有时候就在药房里帮忙。以前中医出诊，都是一边药房一边诊室，药房里的那些饮片都要自己去制作，所以在制作过程中药工的活我也干。因此，对几百味常用中药的药性、药味、药物功效我都非常熟悉，道地药材长什么样子？如何炮制？哪样的药材质量好？这些都明明白白。到了晚上，我就要把老师看病的病案进行整理学习，还要背中医经典，白天老师要检查，所以我晚上非常刻苦。一年到头也很少回家，基本上只有到了春节才回一次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老师家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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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习虽苦，但也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基础，《类证治裁》《临证指南医案》《素问灵枢类纂》《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药性赋》《妇科辑要》等书我都能背诵。我现在97岁了，仍能背出大部分，可见“童子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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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学习没有休息时间，不像现在，大学生还放寒暑假，我背着行囊到老师家里后就完全沉下心来学习。那时候学习3年，心无旁骛，刻苦程度肯定是现在学生不能比的，因为要靠这个谋生，在那个年代，丝毫不敢马虎。应该说我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这对我日后帮助很大，直到现在我家里还存有当年手抄的医案。老师家里的藏书，学生们都要传阅着看，所以拿到爱不释手的中医典籍，那时候都用毛笔抄一遍，再背上几遍，一本书就基本上弄明白了。当年拿到的这些书都是写在宣纸上的线装书，老师收藏了很多，我们几个学生都是熬夜抓紧抄写，为了更多地留存下来。我保留的当年的手抄医案，里面不只有我一个人的字，别人的字也有。因为都是我们你抄一本，我抄一本，大家互相交换着看。这些书籍里面记载的都是孟河医派代表医家的经验集，非常珍贵，甚至有一些到现在都没出版过，这都过去一两百年了，可以说都成了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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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博大精深，而且经验非常多，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有所涉及。孟河医派各家都有特色，总体来说，我认为费伯雄可以作为代表，他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最为精辟——“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这也是费氏代表作《医醇剩义》的精髓所在。在辨证处方用药准确的情况下，即便用的是一些看似平淡的药，也能治愈疾病，我的学术思想就传承了孟河医派的学术特点，我对中药药性理论的不断研究，也帮助我在临床上用药处方更为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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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先后在南京与北京两所中医高等院校主持中药教学和研究工作，自1956年编写南京中医学院第一本《中药学》讲义，到1991年主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逐渐确立了当代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药学教学的基本内容。我在编写《中药学》之前就查阅了大量的中医古籍，发现中医理论艰涩难懂、中药材科属繁多，这增加了学习中医的难度，并不利于初次接触中医的人士学习掌握。所以，我一直致力于重新编写一本适用于临床的中药学教科书。后来由我主持编写的《中药学》讲义，无论是在图书使用的便利性，还是书中知识点的专业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院校中药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当时身边的同仁都称赞这本书为“划时代的”，其特点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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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药物分类革新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是没有按功能主治分类的，《神农本草经》是三品分类，上、中、下三品，《本草纲目》按自然属性分为植物、动物、矿石类，都不适合临床应用。《中药学》讲义开创按功能主治分类，最符合临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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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效主治分清《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功效和主治不分，《中药学》讲义中首创将功能主治加以区分，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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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联系实践一方面将临床实用的药物汇总，不常用的予以删除。如《神农本草经》中365味药，实际常用的只有100余味，不符合临床。我将常用的四五百味中药重新加以整理。一方面，严格按照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四气五味、脏腑经络等研究药性理论，并且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将经过时代变迁产生变化的药性重新定义。如《神农本草经》讲人参性寒，我通过研究整理大量文献和临床实践，得出现今人参性微温，诸如此类，也方便了后人学习和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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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药性随着时代变化着，人类的疾病谱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中医创新的脚步不能停，师于古而不泥于古。作为一名中医，要根据现代人的体质变化懂得古方新用，但无论何时，孟河医派提出的“平淡之法”一直是我恪守的准则——平和用药，随症加减，中病即止。我开的处方都很平稳，不会出现用药超量、毒性及不良反应，患者服用之后不会因药效过猛出现难受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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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些实则不易，要全面考虑，用多效药，扶正祛邪；善用平和药，扬长避短；慎用毒烈药，重视炮制；区分饮片药，澄清混乱；注意同名药，细别性效；精用功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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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70多年的行医之路，如今我也是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了，这些年取得了一些荣誉，也成为国家级名医，作为孟河医派的传人没有辜负我师父对我的期望。现在我很欣慰的是，我的外孙女非常努力地学习，继承了我的医术，我将自己的治学格言送给她：精研岐黄，博采众长；临床治药，辨证必详；理法方药，配合恰当；实事求是，绝不夸张；提高疗效，保障健康。我能将毕生所学传递下去，继续治病救人，也算完成了我的心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泰民安，具备发展中医的良好环境，近些年党和国家更是重视中医，中医事业欣欣向荣，培养出一批新一代的孟河传人。愿中医学术造福苍生，孟河医派代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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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医：平淡之中见神奇 矢志岐黄，精研本草传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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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14岁步入岐黄开始，这一生都跟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今年97岁，除了从事70余年中医工作外，执教也有50余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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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我考入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学习，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担任中药教研组的组长。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编讲义，为成立南京中医学院做准备。1957年8月奉卫生部调遣，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任中医系中药教研组组长，我从南京带来2个学生，3个人成立了一个教研室。以后我历任中药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1957年8月我调入北京中医学院，9月就开始讲中药学课程，带的是北京中医学院第二班的学生。当时来院之后，我们学校还没有校址，住在进修学校，借的进修学校的一个教室，当时没有教材，也没有准备，什么都没有，所以很紧张，没有教材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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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届的学生用的教材是《神农本草经》，当时我认为《神农本草经》存在问题，不适合做教材。《神农本草经》的分类是三品分类，上品药物的功效是延年益寿；中品药物的功效也治病，也延年益寿；下品药物的功效是治病，有些还有毒，实际上与临床应用情况不符合。《神农本草经》365味药，实际上包含的常用中药只有100味左右，从药味来说作为中药学教材也不够。在这样没有教材的情况下，我选用了自己在南京编的《中药学》，但是这本《中药学》没完稿，只有部分稿子，我以这个为基础开始编讲义，开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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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上课就是发单篇讲义，明天要上课了，今天就发几页讲义，还得加急用油印，讲几张发几张。所以我当时很紧张，一是没有教学经验，再一个是教材要讲到哪里发到哪里，时间也很紧。在这种情况下，勉强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是我的中药教学还是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受到了领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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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完成第一轮教学之后，一本讲义也基本编写出来了，以后的教材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补充、扩展。大概是1985年，这本教材改名为《临床实用中药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反响很强烈，很快就销售一空，人民卫生出版社不断催促我再版，这可以说明当时群众对我这本教材是很欣赏、很重视的。到了1991年，以这本教材为基本内容，我主编的《全国高等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药学》第二版也正式出版。这本中药学教材代表了我的中药学学科框架，理论联系实际，也契合临床实用，所以受到了社会的好评，以后还有再版，奠定了全国中医药院校中药学的基础。那个时候中药课和中医基础理论课一起开课，由于中医基础理论课所讲内容少，所以学生对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这些基础理论知之甚少，这也造成了学生对中药术语理解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大难题，我们一方面传授课本上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重视课外辅导和上山采药。我记得第一次上山采药是在星期天，在香山公园，那时候的公园管理不限制采药，而现在的香山公园一根草也不能采啦。在香山公园主要采的什么药呢？我现在还记得，主要是知母、苍术、桔梗、黄芩、玉竹等。最后背了两麻袋药材返程，满载而归。之后就到八达岭那边山里去采药了，我们带着炊事员一起去，一次采药持续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一方面进行劳动锻炼，一方面加强学生认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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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中医学院的第二件事就是成立中药教研室。当时我们从南京来，都是一个老师带2个学生，3个人成立中药组。北京中医学院的领导还是很重视这件事，特地从北京市调来3个老药工，他们对中药材非常熟悉，对药材公司也非常熟悉。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开始着手中药标本室的建立。当时都是从道地药材公司和同仁堂选用最好的药制作中药标本，而有些名贵的药，比如犀牛角，买不到怎么办呢？我就到同仁堂去借一个犀牛角，然后让我们的模型制作室做一个假的人工犀角，做得和真的一样。还有蛤蚧，蛤蚧是南方的动物，咱们北方没有，也去做一个标本，尽管是假的，外形却与真的相差无几，学生学习的效果非常好。另外，领导还派来2个刚毕业的植物学硕士生到我的教研室，协助我上山采药做标本。学校还为我的教研室置办了各种教具，还给我请来一位画家，专门画彩色中药图谱。为了使中药图谱更美观，我请了书法家题字。中药学教材、中药标本、中药挂图、中药卡片，在众人的积极参与下，中药教研室的教具逐渐充实起来。第一轮教学完成之后，我们又修改了教材和教案，之后的教学就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充实、补充。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教研室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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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中医学院完成第一届教学之后已经有一定基础了，后来中药系准备成立临床中药教研室，邀请我过去。原来我在中医系，在请示了当时北京中医学院校长王永炎后，又辗转到了中药系。我当时想，中药系确实应该有一个搞中药临床的带头人，后来中药系临床中药教研室正式成立，也是全国中医院校第一个建立的临床中药教研室。临床中药学的学习宗旨仍是我一贯的主张，就是理论联系实践，并要与临床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但是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理论必须服务临床。我要求年轻老师必须要上临床，不能脱离实践，既要上课，也要带学生临床实习，临床中药教研室一直在贯彻这一宗旨，也让培养的学生做到了理论、实践两手都扎实。之后的教研工作，在众人的参与下开展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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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家授予我首届“国医大师”、首届“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等荣誉称号。很感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及学校领导的重视，在北京中药学院为我设立了“颜正华名医工作室”，现在这个工作室由我的学生张冰负责。后辈能将中医事业传承下去我很欣慰，张冰教授在工作方面很努力，总结学术经验方面也很全面到位，多次获得荣誉。尽管我年事已高，但我的岐黄之心没有老，我希望能更多地同年轻人一道，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继续努力，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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