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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德国大夫科隆（Dr.R.Croon，191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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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轻的日本医生中谷义雄（Dr. Yoshio Nakatani）也独立地在肾病患者身上发现了肾经上穴位的低电阻现象。可惜，由于他导师的坚决反对，他没有能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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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53年起，另一位德国大夫福尔（Dr. R. Voll）把他毕生的精力投入经络电现象的研究之中。与科隆大夫不同，福尔大夫的工作更注重临床。他与他的学生们把大量不同的病例与电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并结合中医和针灸的理论，找出了一系列疾病与穴位电导能力之间的关系。于是，这些关系就成了一系列的新的临床诊断标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针灸这种古老的纯治疗手段，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诊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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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隆大夫、中谷义雄大夫、福尔大夫及后来许多对针灸有兴趣的西方大夫和工程技术人员，从不同的角度，把古老的针灸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大大地发展了这种古老的医疗手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针灸理论已经被科学界承认。事实上，就是在科隆大夫和福尔大夫的故乡德国，针灸治疗也是到21世纪初才被医疗保险公司正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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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意，到东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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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医疗保险公司对针灸治疗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迫于市场的压力。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西医大军奔向东方的第二个原因。如前面所说的，慢性病和功能性疾病患者对西医不满，转向寻找“替代医学”，也迫使受过良好西医教育的西方医生奔向东方，学习“替代医学”。当然，市场的压力比出于好奇或纯考察的动力要强大得多了，学习“替代医学”人数也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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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中医等“替代医学”的态度，不单是西医医生和保险公司在改变，就是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地改变。西方对中医态度的改变开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当时，经过20多年的和平，西方国家已普遍富裕起来，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医疗体系已经健全，所以，细菌性传染病再也不是头号敌人，人的平均寿命也已大大延长。于是，以疫苗、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为基础的西医内科不再像昔日那样光芒四射。同时，“二战”结束以后，战伤也急剧减少。于是，西医外科也不再扮演像天使一样重要的救死扶伤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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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也许是人类的天性，那就是贪婪、不知足、不会感恩。所以，一到过上了“二战”以后的好日子，负心的人们马上就忘了当年西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也忘了西医曾经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倒是反过来指责西医的无能，不能解决他们的头痛，也不能解决他们的腰腿痛。这还不算，这些寡情薄义的人还把他们当初的救命恩人——“现代西医”冷落在一旁，回过头去寻找那些“古老的”、“不科学”的“替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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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不是“文革”的结束，要不是中国重新打开了国门，那些寡情薄义、背叛西医的西方人，就是想找中医，想找针灸，恐怕也没有门。到了1976年，那些最先钻进中国门缝的美国记者，首先就是写针刺麻醉，并且还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这可让美国佬大跌眼镜。这种神秘的、不用麻醉药的麻醉技术，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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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美国的西医界还努力对针灸保持高傲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针刺麻醉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但是，不管怎样，“针灸”这个名词不但在美国，就是在西欧也变得众所周知了。而欧洲又是现代西医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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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门真正打开了，大批的西医开始涌进中国学习针灸和中医。于是，就出现了像那个在西方教会医院中学西医的中国老农民的故事那样的相似但又相反的新版本。成千上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过多年临床经验的西方西医大夫，纷纷奔向中国，学习怎样在人身上扎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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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两个版本的故事是相反的，因为一个是向西跑，一个是向东跑，故事主角的教育程度也大不相同。然而，这两个版本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那个中国老农民不知道为什么皮下注射这种奇怪的药就能让病人退烧，尽管他在老家的村子里开办了“发烧门诊”，还相当成功；同样地，那些西方西医大夫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身上扎几个洞洞就能缓解腰腿痛，尽管他们也在欧美开设了许多“针灸门诊”，生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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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这种局面真有点荒唐。但不管怎样，针灸倒是真的在西方广泛传播开来了。例如，单单是德国的针灸协会就有4000多名会员，他们不但自己用针灸治病，还办了许多培训班，甚至还办起了针灸学校，教那些英语讲得不太好，或拿不出整段时间到中国去学针灸的大夫。而英国的针灸学校已有了30多年的历史，许多大学都已有了中医课。并且英国政府也在考虑，怎样为中医立法的问题，并打算跑在欧盟的最前头，希望在整个欧盟为中医立法时，用英国的法律来作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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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这一来，东西方的交流就大大加强了，中国的门也开得更大了。不但是西方的西医大夫跑到中国学针灸、学中医；而且大批有经验的中国中医大夫也跨出了国门，到西方去行医、去上课、去开药房……到了21世纪初，众多中医大夫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了大气候，也已成为当地西医大夫的可怕业务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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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已开始考虑建立有关的法律来调节医学市场，控制医生的质量，控制草药的质量和安全使用等问题。同时，不同的医疗保险公司也要考虑如何适应病人的要求，研究在哪些范围内的针灸和草药可以报销，以及报销的价格等财务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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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还是“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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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医学市场的这种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并且还要进一步向这一方向发展。然而，“替代医学”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它们已经从“不科学的”自动变成了“科学的”医学。西方医学界和科学界对中医的看法，可以很典型地从美国医学教授Ted J. Kaptchuk写的《一张没有编织工的网》（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那个中国老农民的故事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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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张没有编织工的网》还是一本专门从正面角度介绍针灸的书，并且也是Kaptchuk教授亲自到中国学了多年针灸以后写出来的。显然，他也觉得，虽然目前大批西医大夫到中国学针灸，但他们对针灸作用机理的了解，却与那位老农民对抗生素作用机理的了解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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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医学市场能接受这种奇怪的局面，反正能治病就行，机理的了解可以放在第二位，反正多半病人不会问。然而，对于科学界来说，这是一种很难接受的奇怪局面。无论是支持的科学家还是反对的科学家，都要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针灸的作用机理？”并且必须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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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许多西方的解剖学家希望能找出与经络系统对应的解剖结构。他们想，经络和腧穴的位置在古书上写得一清二楚，那么我们应该能像找出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淋巴系统一样，也找出经络系统的解剖结构，并且固定染色，放在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标本瓶中，给学生上课，可以让他们看看，到底经络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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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样的结构怎么也找不出来，中医药大学的教室里面，一直也没有“经络的标本”。于是，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整个针灸理论都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童话故事，就像白雪公主的故事一样，尽管白雪公主并不存在，但几百年来，这个美丽的童话还是在幼儿园中代代相传，小孩子们从不怀疑，大人也懒得去问。同样，针灸理论会不会也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在东方流传了几千年之后，又流传到西方来了？不同的只是，白雪公主的故事是从西方传到东方；而针灸的故事则是从东方传到西方。至于针灸的疗效，那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否则又怎样来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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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随着针灸传入西方，走向世界，对针灸机理的现代科学解释也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一些新的基金会建立起来，支持针灸机理的现代科学研究。例如，英国的“整体医学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Medicine）就受到英国皇家的支持，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Stiftung）则支持了气功等替代医学的研究。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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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也觉得有责任关心和支持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专门设立了一个“互补医学和替代医学部”（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荷兰政府长期支持替代医学的研究。欧盟基金会也拨出大笔款子支持顺势疗法等替代医学的科学研究。至于像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政府更感到，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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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许多欧美的大学，甚至包括最保守的大学，例如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威斯敏斯特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 ）、加州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格林威治大学（University of Greenwich）、亚里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等，都纷纷召开学术讨论会和国际会议，讨论如何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