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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这种“拆分论”的思维方式特别适用于机械修理。同时，这种思维方式，在早期的医学研究中，也是极为成功的。例如，对传染病的研究就是这样，研究人员把病人的大便、小便、痰液等进行细菌学的培养，培养出许许多多不同的细菌，然后，再对这些细菌一分再分，找出单纯的菌落，最后对这些纯系的菌落一一进行筛选，找出唯一有关的病源细菌，同时排除所有其他的细菌。找出这种病源细菌之后，再想办法消灭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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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乎整个现代西医的成功都建立在成功地“拆分”、“对抗”和“征服”的思维模式上。所以，现代西医又被称为“对抗性学”（allopathic medicine）。如今，这种“拆分”、“对抗”和“征服”（conquer）的思维方式还是相当成功地用在遗传性疾病和基因的研究上，因为它们还是黑白分明，敌我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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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众所周知，中医的思维则完全不同。整个中医几乎找不到“拆分”、“对抗”和“征服”这类概念；反之，“平衡”（balance）、“和谐”（harmony）、“调理”（regulation）等等概念却贯穿着整个中医理论。所以，如果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不能走出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拆分”、“对抗”和“征服”思维方式，又如何来研究像中医这种富于“和谐”思维的“整体医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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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物理学在这方面又先走了一步，从而为整体医学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 Haken）、美国物理学家开普拉（Fritjof Capra）、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中国物理学家李克学（Ke-hsueh Li ）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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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肯基于“整体大于部分”的思想发展了“协学”（Synergistics）。开普拉指出：整个宇宙就是由不同强度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巨大网络。普里高津发现了“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李克学证明了“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不但适用于微观世界，也适用于宏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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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很少数的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知道物理学的这些最新成果和重要的变化。所以，只有让更多的医生、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知道物理学界的这些重要变化，并把这些新思想和新进展引到医学科学的研究中来，才有可能面对中医等古典医学中的整体论思想，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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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在介绍科学历史的同时，一步一步地引进和介绍物理学中的这些重大变化，以及它们在“替代医学”的基础科学研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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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应该说，我们已经是十分幸运了。因为早在医学市场产生巨大变化之前，早在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的发展早就已经为“替代医学”的基础科学研究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科学的这场变革还稍稍早于医学市场的变化。也就是说，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研究，已经为“平衡”、“和谐”、“调理”等等整体医学中重要概念的定量化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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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场科学中的大变革，不但会提供一个和谐的、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把许多古典医学和现代西医和谐地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更好地造福人类的统一医学；更重要的是，这一场在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发生的大变革会导致整个人类思维的一场大变革，从“拆分”、“对抗”和“征服”思维变到“平衡”、“和谐”、“调理”等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会比“统一医学”的建立，更为重要，更为本质，更能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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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 第五章 盲人科学家寻找彩虹：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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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是对现有“科学”知识最顽强也是最活生生的挑战。它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且根植于一种身心统一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世界观。但这个老古董居然不在现代科学面前自然消亡，反在不断成长。如果经络和气这些东西真的存在，那么，有关身心关系的现代观点，显然都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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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里（Giovanni Macio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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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生生的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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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tal Meridian）所写的序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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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结构”：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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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中医热”的浪潮之中，自然而然地，在科学界出现了所谓的“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这样很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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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来，“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针灸的机理。其实，这只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的过程。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并且建立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上。所以，在深层的意义上，所谓“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的命题，就是要努力从西方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出发，来理解这带有强烈东方神秘色彩的古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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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什么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呢？那太多了，即使单在医学领域，也是写很多书都说不完的大题目。所以，这儿只好长话短说，在针灸的实践和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东方人看重“功能”（function），而西方人更看重“结构”（structure）。东方人有一种很务实的信念，只要这种方法能治病，也就是具有治病的“功能”，就是好医学。事实上，整个中医的诊断都是基于“症”，并且对症调理，并不强调是哪一个部件出了问题。所以，在中医中，解剖学并不占主要地位。反之，西方人却特别重视“结构”，不要说是当医生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1452—1519），他的解剖学知识也是令人倾倒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Lamettrie 1709—1751）写了名著《人就是机器》（Man Is Machine），更加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根据《人就是机器》的观点，医生就是机械师。一个好的机械师，当然要非常熟悉机器的结构。所以，解剖学就成了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甚至可以这样说，组织学、细胞学以及整个分子生物学都是解剖学的延伸，都是基于“人就是机器”这样的信念发展而来的。西医和生物学家深深地相信，只要我们把所有小部件（即每一个分子）的结构都搞得清清楚楚了，我们就会对人体无所不知，也就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了，因为“人就是机器”，哪个部件出了毛病，换一个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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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人就是机器”这种深刻的信念，的确是推动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基于这种强烈的信念，生物学家把人体分解成不同的器官，再把器官分解成组织，把组织分解成细胞，把细胞分解成细胞器，把细胞器分解成分子，最后再搞清分子的结构。这样精细的工作，为现代西医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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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当西方的医生和科学家遇到中医，尤其是遇到奇怪的针灸和经络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问：“针灸和经络的解剖学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经络的“结构”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问这种问题的西医和西方科学家并不排斥针灸，他们已经承认了针灸的疗效，也就是承认了针灸的“功能”，但是他们还希望能进一步了解经络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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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经络所对应的“结构”的工作开始得很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开始了。在这儿，我们可把过去半个多世纪对“经络结构”的探索分成几个阶段。不但使我们对过去探索的道路有一个清醒的回忆，也有利于我们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有更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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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解剖学研究——维多利亚女王研究电视机：电视机里面是不是躲着许多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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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科学家们想得很简单，因为在古人留下的经络图上，经络的路线和腧穴的位置都画得一清二楚，所以，只要拿把解剖刀，按着这张图，就一定可以在身体中找出相应的管道之类的东西。然而很不幸，就是偏偏找不到这样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家马上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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