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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发射台与收音机有完全一样的振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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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发射台 b. 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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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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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似乎人们已经很熟悉无线电通信了。如今,移动电话再也不是大老板的特权象征,反而成了普通老百姓使用最多的通信工具。而一般的老百姓,也通过无线的通信卫星,用电话与海外亲友长谈,这是当年连皇上也不敢想象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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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今电子学的成果是骄人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当今电子学还只是用了共振原理中的很小一部分。简单地说,我们至今所用的无线电通信,还只限于单频率通信。至于多频率通信的无线电通信,却根本没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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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无线电通信”,要求“发信人”能同时发出许多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而“收信人”也应同样有能力把所有这些不同波长、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都同时收下来,并进行瞬时综合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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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通信有什么好处呢?这不单单是几台或几十台收音机同时工作的问题,而是使“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有更高的相互认别能力和特异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中发送更微弱的信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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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通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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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通信”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题目。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当德国军队在俄罗斯苦苦征战时,许多德国的妈妈,早在接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之前,就能够准确地说出儿子的死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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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十分勇敢地做了大量的实验观察,从统计学的角度充分证明了思维通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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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多频率共振”或“多频率通信”的角度,我也不得不承认思维通信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体内,或脑内“振子”(oscillators)的“本征频率”(eigen frequencies)一致,他们之间就可以进行无线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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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气功热在中国高涨时,许多人来问过我关于气功的问题。但我一直不愿表态。原因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气功界确实混入了不少骗子,如果我说了肯定的话,他们就马上会用我和我们学校的名字去吹牛。另一方面是技术问题。因为人脑的结构也太复杂了,内部包含的“振子”(oscillators)数,不单是成千上万,事实上是无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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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要两个人所有振子的本征频率都一样,也是难度极高、概率极小的事。但是,在母亲和孩子之间,这种可能性就会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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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尽管今天我才第一次公开明确地表示我对思维通信的肯定态度,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在可见的将来,这种思维通信,除了出于好奇性之外,还可能会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也许,本书最后一部分所介绍的测量技术,倒有可能成为研究思维通信的一种认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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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疗法”药物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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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物理学家史密斯(Cyril Smith)指出,在水中有许多微小的“相干区间”(coherence regions)。在这些“相干区间”中,“顺势疗法”药物的信息可能以微小驻波的形式贮存在这些“相干区间”中。这些微小的“相干区间”就如图10-3中的2号音叉,它能吸收能量,也就是通过共振来吸收病人体内的不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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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图10-3中的两个音叉之间还只是“单频率共振”(single-resonance)关系。事实上,德国古典医学“顺势疗法”药物和病人之间却是“多频率共振”(multi-resonance)。这个“多”,还不是几个或几十个频率的组合,而是上百、上千、上万个不同频率的组合,甚至更多。所以,药物就有高度的特异性,并且可以传递极为微弱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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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史密斯所说的“相干区间”内,有成千上万,几乎是无穷多的微小的“振子”(oscillators),就如成千上万个微小的音叉,它们可以通过振动来保存信息,也可以通过共振来吸收能量和信息。由于这种微小的“振子”的振幅非常之小,所以衰减也非常之慢,所以,“顺势疗法”药物中的振动信息就可以长期保存。但是,当温度超过70℃时,这种“相干区间”就会被破坏,药物就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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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What is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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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和西方人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典型的西方问题是“什么是真实的?”(What is reality?)。就在这种穷根究底的问题之下,就在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激励下,现代科学才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发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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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典型的东方问题却是“你信不信?”(Do you believe it or not?)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太负责。也许,正因为提问题的方式不同,所以现代科学就产生在西方,而没有产生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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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是在东方长大的东方人,但还是生得晚了一点,从小上的已经不再是“私塾”,读的也不是“四书五经”;而上的是所谓“洋学堂”,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学的是“数理化”,深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记得20多年前,当第一次听到别人问我“你信不信气功?”时,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并且想:“你应该问我气功是否真实才对,怎么好问我信不信。难道我信了,气功就真实;我不信,它就不真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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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步意识到:其实,“你信不信?”这个问题,要比“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问题,要更深刻得多。事实上,两千年前在西方写下的《新约圣经》就非常强调“信”的重要,并明确地说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只不过是近几百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自以为能够把握世界的“真实图像”(the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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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的科学家,尤其是科学大师们,倒是从来没有高估过自己的能力。例如,德国的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1885—1962)、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9—1961)都已经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并不可能得到世界的真实图像,我们科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对我们的感觉,对我们得到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解释。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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