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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的权力一同降临你我的，是死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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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拒绝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 ）的作者厄内斯特·贝克尔指出：死亡的威胁始终困扰着我们，但同时也激励着我们。贝克尔认为，我们有许多行为都源于对死亡的恐惧，都是为了减轻我们对即将不复存在的恐惧而进行的无谓努力。在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下，我们很难以一种平常心去面对死亡，以及死亡带给我们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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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0日，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早晨，87岁的查理·埃默里克和88岁的弗朗西·埃默里克紧紧地手牵着手，这对住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老夫妇已经结婚6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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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退休前曾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五官科医生，在2012年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症和帕金森氏症。在与多种疾病的抗争中，查理的健康状况愈来愈糟糕，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他夫人弗朗西曾在查理工作过的一家印度医院负责营销和公共关系工作，晚年后一直被心脏病和癌症严重困扰，健康状况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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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查理感觉到终点正在临近，得知自己可能只剩下6个月的时间了，便跟弗朗西开始认真地讨论他们人生的最后选项：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有尊严地死去？埃默里克夫妇仔细研究了俄勒冈州《尊严死亡法》的规定，该法律要求两名以上不同的医生进行检查，确定生存期6个月或更短的预后，并多次确认意图以及患者自行摄入致死性药物的能力，整个程序不得少于15天。非营利机构俄勒冈生命终选（End of Life Choices Oregon）的资深专家为埃默里克夫妇提供了专业的咨询，解答了他们和亲属的各种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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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克夫妇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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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最后的早晨，查理和弗朗西坐在轮椅上来到大厅，与家人告别，然后紧紧地手牵着手，在处方药物的辅助下一起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令人留恋的世界，他们的遗体捐赠给了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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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和女婿在二老的许可下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和准备工作，直到最后时刻，记录下他俩最终抉择的背景以及坚定的信念。这本来只是为家人留作纪念的，但最终埃默里克夫妇同意将这些影像记录剪辑成短片《生与死：一个爱情故事》，公之于众。“他们没有遗憾，没有未了的心愿。感觉这就是他们的时刻，知道他们能永远在一起真是太重要了。”女儿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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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俄勒冈州1997年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医学辅助死亡合法化的州以来，已经有1 000多名临终的患者在那里完成了医学辅助死亡。从许多方面看，医学辅助死亡仍旧极具争议，但关于死亡的选择和讨论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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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发达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死于繁忙的医院或养老院中，通常是在医生和护理人员的陪伴下。殡仪馆迅速移走死者并进行最后的护理和化妆，几天后在殡仪馆或教堂举行短暂的仪式，随后下葬或火化，一切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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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做得更好吗？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在何时何地死亡方面有所选择？这不再是科学问题，而是人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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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述生命的故事，在任何一个尺度上它们都是如此神奇美妙。我们讲述医学的故事，从防疫到治疗，它们都是如此鼓舞人心。我们讲述来自生命和医学前沿的人文故事：有急救病房的生死时速，也有重症监护室的悲欢离合；有法医显微镜下的蛛丝马迹，也有微生物世界里的隐秘凶手；有离奇死亡的扑朔迷离，也有临终关怀的爱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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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的“医学人文丛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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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于美国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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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170078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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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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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詹姆斯·因佩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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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乔治·罗森恳切地写道，要了解现在，就必须“借鉴它曾存在的过去和它将出现的未来”。他强调，迈向未来需要密切关注过去，知道过去是如何创造现在的种种可能性。他所阐述的这些基本原则刻画了跨越时间的连续性，实际上是在说，过去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过去既影响现在和未来，又帮助形成新的思想和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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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次出版于1950年，当时战胜传染病似乎已成定局。新的疫苗和抗生素有望使许多疾病沉寂于史料中。一度，医疗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见证了那些曾经在成人及儿童间传播的瘟疫流行率的下降。如此之后，他们关注的焦点便转移到慢性疾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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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抗生素的耐药性、新感染的出现、已知感染的再现，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使公共卫生方面的诸多努力回到了罗森撰写本书的那个时候。因此，在今天，传染病不仅是位居全球第二的死亡原因，还是五十岁以下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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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出人意料的回头路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其中包括世界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又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些地理上的变化包括对原本无人居住的区域的侵占，从而使得人类接触到自己所未知或知之甚少的疾病媒介和宿主。同时，有大量人口迁移到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城市环境中。跨国及跨大陆人口迁移的日益增多还引发了疾病和病媒昆虫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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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世界粮食供应的全球化造成了受污染食品的分销，这些食品或在生产伊始，或在加工的不同阶段受到了污染。同样，全球工商业以及不达标的生产质量标准携手创造出含有有害甚至致命化学物质的产品。改变环境进而引发气候变化的人类行为已直接改变了较大型的群落栖息地，并由此促进了疾病媒介和动物宿主的增长。在许多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口增长超出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负荷能力，导致环境不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