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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妇女运动产生的影响，以及大众对妇女健康问题的巨大兴趣，也推动了小规模的妇女健康史研究和写作。虽然这种学术研究大多与医学、护理史直接相关，但也有不少涉及人口问题、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卫生政策。[70] 而种族和少数族裔的健康问题在遭受多年的冷遇后，也得到了新一代史学家的注目，他们准备了尖锐的问题，旨在对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公共政策提出批评。这种围绕种族和种族主义的研究志趣逐渐延伸至有关优生学和种族说的历史、美国奴隶制的历史、美洲土著和少数民族待遇问题以及种族说在南非和纳粹德国的实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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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史仍是成就最为丰硕的领域之一，其中包括查尔斯·罗森博格有关霍乱的经典著作、艾伦·勃兰特对性病的详细记录、理查德·埃文斯的《死亡汉堡》（也是谈霍乱的）以及内奥米·罗杰斯对小儿麻痹症的深刻研究。[72] 还有许多关于黄热病、钩虫病、肺结核、梅毒、流感、神经性厌食症和癌症等疾病的重要作品。[73] 国内、国际对艾滋病流行的关注，在近期激发了一大批关于疾病史、流行病的社会反应以及艾滋病政治和政策当代史的研究。[74] 政府机构和卫生组织在处理由艾滋病及其相关疾病所引发的一系列流行病、政治、道德和法律问题时，面对既困难又充满争议的政策选择，从未轻言放弃，这也为公共卫生史赋予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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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被概念化地塑造成有关身体的历史，身体一直被认为是通过社会实践而建构出来的。[75] 我们对处于健康或病痛中的身体的那份体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如何饮食、行动、生活和死亡——都是公共卫生史的一部分，而公共卫生史也是物质和文化史。[76] 从对身体的体验开始，食品、药物、性、暴力和疾病的历史都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加以理解。这使我们有机会就健康和医学的历史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那些有益或有害健康的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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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共卫生史被看作一部关于人如何体验健康和疾病的历史，一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构建健康或不健康生活的历史，一部社会如何为疾病的产生和传播创造先决条件的历史，以及作为个体和社群如何促进自身健康及避免疾病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对象并不仅限于政府机构和组织，而是渗透到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问题不出意料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了权力集团、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和民众抵抗的议题上。这些议题可能表现为国家干预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对抗，经济强国对弱国的利益剥削，或是针对少数人的不负责任，主张社区的权利和利益。这样的历史不仅涉及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文化信仰，还丰富了我们对当代卫生政策和政治的理解。[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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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卫生史，人们的研究主题和兴趣充满多样性，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该领域涌现了那么多优秀的专题成果的同时，却鲜有涉猎更广泛的综合性著作。[78] 正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大爆发，任何新的综述——至少是令专家们满意的综述——都是一项困难和艰巨的任务。自罗森的《公共卫生史》出版以来，三十多年里，还未有哪一部作品能够以如此全面的方式介绍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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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的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史的碎片化。[79] 批判性学术摧毁了许多陈旧的假设和信仰的结构，却没有在这片残垣上建起稳固的新内容。例如，以当代角度来看，西方文明的传统框架是一段始于希腊和罗马，终于20世纪美国的历史，这样的框架有着种族中心主义的嫌疑，是过时又局限的。然而，尽管它不再那么具有说服力，但我们手上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西欧及美国以外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开始编写新的全球卫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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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的实践者十分繁忙，他们时间有限，无法跟上层出不穷的专业文献，他们很可能会完全忽视历史。这便导致了他们与历史学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公共卫生也因此贫乏，缺少了历史的观点。也许现在是时候让公共卫生史学家们为更加广大的公共卫生实践者们写作了，而不只是对内部的同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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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乔治·罗森做到了；作为《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编辑，他设立了一个历史专栏，命名为“过去和现在的公共卫生”。这一专栏一直持续到今天，有好几位编辑参与其中，目前由伊丽莎白·菲和西奥多·M.布朗负责。此外，杂志又增设了两个历史专栏。其一为“健康图像”，顾名思义，是对一幅（或多幅）图像的简短讨论，这些图像表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公共卫生问题，有过去的问题，也有持续存在至今的问题。其二是“来自过去的声音”，这一栏目为读者提供对过去文字的摘录——不论是来自书本、演讲还是文章——虽然许多人已经遗忘了它们所体现的见解和立场，但在今天它们仍具有引人注目的价值。公共卫生的实践者们有必要更广泛、深入地从对过去的研究中吸取教训，如此才能重新为该领域做出重要贡献。[80] 深耕公共卫生实践的乔治·罗森之所以写下《公共卫生史》，主要就是为了公共卫生的从业者。罗森深受其导师亨利·西格里斯特的影响，与后者有着一样的社会取向和进步的政治思想，因此，罗森撰写的历史起码部分服务于公共卫生行业——一种为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提供视角和信息的方式。尽管他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已被更新的学术研究所替代，但这部《公共卫生史》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许多重要方面，它如罗森所期望的那样，仍然发挥着作用，而对于那些想要从更广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份事业的人，那些认为公共卫生不仅是学科、信息、技术，更是一个人们可以共享的社会愿景的人，这本书是一个绝佳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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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乔治·罗森、公共卫生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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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T.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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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本书首次出版，当时乔治·罗森是哥伦比亚大学健康教育专业的教授，也是《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编辑。作为一名拥有超过十五年经验的公共卫生从业者和教育家，他还撰写了几十篇论文和数本医学史著作。自进入医学院开始，他就有志于从事与历史有关的学术工作，直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资历尚浅的年纪便获得医学史界的一席之地后，才转而对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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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酷爱历史，他对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但作为一名医生，这份好奇心的背后也有着他实际的动机。对罗森而言，疾病是一种社会现象，医学是一种社会事业，正确地进行医学史研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真理。他投入了医学社会 史——这是一门关于病人、医疗机构、医生的社会作用以及公共卫生的历史——因为他发现，要理解当今的医疗卫生，社会史必不可少。[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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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罗森参与了社会医学运动。“社会医学”对每位支持者而言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其核心要义都是对医疗卫生的一种批评方法，强调了疾病的社会决定因素。[82] 罗森计划写一本书来追溯这一理念的发展史，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以践行这种理念。他希望借由自己社会医学史家的身份，厘清其思想脉络，从而划定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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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罗森小试牛刀，发表了一篇有关社会医学史的文章，之后他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进行了一些重要且详细的实证研究。[83] 但就该主题他从未著书立说——也许是因为“社会医学”这个词听上去太像“社会化医学”，也许是因为这个概念还包含了一种令人生疑的政治思想：建立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到20世纪50年代初，对罗斯福新政左翼计划的种种鼓吹变得愈发危险，美国社会医学运动在麦卡锡时代的红色恐慌中失去了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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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运动不再存在，罗森也便不再想要出版关于其历史的书；但一部讲述公共卫生史的书必定有其读者——受众可以学到很多本来将由一部社会医学史所传递的知识。将罗森早期的作品与《公共卫生史》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本书受到了他对社会医学兴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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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理所当然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标准教科书。不过，在新版问世时，乔治·罗森的这部论著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为了更好地理解新版——它既是一本教科书又是一份历史资料，我们有必要对罗森的生平、学术研究和政治哲学进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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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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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罗森于1910年6月23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由于父母是犹太移民，家里说的是意第绪语，罗森直到进入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才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多年以后，为了激励自己的孩子，他提到曾经有一位老师这样评价他，说他“永远不会有什么成就”。罗森的父亲是一家洗衣店的熨衣工，同时还是一位热情的工会会员，时常带罗森参加工会活动。罗森的弟弟杰克并不像他那样有上进心，也不像他那样有学术造诣，后来成了一名律师。他的母亲则负责操持一家四口的日常起居。[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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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罗森出了名的嗜书如命，几乎不限任何题材，而一门必修的制图课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终生爱好——绘画。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对于城市工人阶级中聪颖的年轻人（尤其是犹太人）而言，这所大学既是通往上层社会的路径，也是激进政治的中心。在大学里，罗森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学业和兼职工作（邮局武装保安），以及对阅读的渴求中。他加入了大学游泳队，但他迫于自己其他事务的压力，几个月后便退出了。虽然罗森支持工会运动，但他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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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以他的一位叔叔为榜样，参加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医学预科课程——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了“名额限制”的受害者，该条款对在美国医学院学习的犹太学生人数进行了限定。刚开始，他还寄希望于叔叔能帮助自己在第二年获得入学资格，但当一位朋友提议他可以立即去德国学习时（那里的医学教育没有门槛），罗森同意了。1930年9月罗森到达柏林，他加入了由几十名年轻美国人组成的群体（除一名非裔美国人外，其余都是犹太人），这些年轻人因为在国内无法接受高等医学教育而远渡重洋。魏玛德国给罗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它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他从未将纳粹的罪行与德国的文化遗产混为一谈。[85] 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特别是在他的社会医学工作中，罗森的作品反映出他在柏林的四年半里对德国自由及社会主义传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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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生在柏林的经历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作为美国公民，即使在纳粹夺权后，他们也享受着欧洲首府的文化便利，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在德犹太人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当罗森与德国犹太人、医学生贝亚特·卡斯帕里交往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相识仅几周后，就向她求婚。罗森并不是唯一一个与同班同学缔结连理的人（在柏林医学院的班级中，女性学生约占四分之一，这个比例让全员男性的美国学生吃惊不已）；但无论他们是否与某些家庭建立了亲密关系，许多美国人都愿意保护柏林的犹太家庭。一天晚上，卡斯帕里一家担心公寓会遭到搜查，罗森便亲自帮他们处理掉了一把家中未使用过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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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亚特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也是一名“老德国民主党人”，卡斯帕里一家既是虔诚的教徒又饱谙世故。在遵循正统派犹太教传统的同时，贝亚特还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卡斯帕里家的犹太饮食习惯，罗森应该相当熟悉，但仆人的侍奉和上流社会的作风又与其父母在布朗克斯无产阶级公寓中的生活相差甚远。乔治·罗森在他的岳父身上看到了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应有的模样，他在舒适的家庭环境中保持着犹太人的身份，同时也参与到了更广阔的世俗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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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森不信教，对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兴趣，还是一个有抱负的世界主义者，但他始终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86] 对于他的历史和公共卫生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罗森始终将健康问题与劳工运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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