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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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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要求每个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要完成一篇论文，1933年秋天，罗森请医学史教授保罗·迪普根担任他的论文导师。罗森希望利用当地图书馆资源，研究一个有关美国医学史的课题。迪普根同意与他合作，但由于其本人并非美国医学专家，他鼓励罗森与亨利·西格里斯特取得联系，以寻求进一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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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西格里斯特刚从莱比锡大学来到美国，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所长。42岁的他是瑞士人，能读写十几种语言，并精于其中的四种，他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主张政治自由主义，走的是左倾路线，他对自己早前在美国巡回讲学时所看到的活力与开放备感兴奋。因此，他很乐意远离德国和纳粹主义的阴影，在北美承担起医学史专业化的重任。当罗森第一次写信给他时，西格里斯特已经开设了一个课程计划，并创办了一份月刊——《医学史通报》。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手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吸引所有对医学史及医疗的未来感兴趣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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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里斯特向罗森提议了一个论文选题，并开始与这位年轻人通信。罗森的论文一完成，他与迪普根就给予了高度评价。[87] 西格里斯特原本希望能招收更多研究医学史的美国学生，但在1935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投到这上面。而罗森拥有杰出的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未来在医疗实践领域的谋生能力，正是西格里斯特所想要的那种非正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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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罗森从柏林归来，不久后就在纽约开始实习，几个月后，他开始向西格里斯特的杂志投稿。两人都对社会史和医疗护理的组织感兴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师生关系。[88] 有一次，罗森告诉西格里斯特，他准备探讨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课题；因此，当西格里斯特建议他写矿工疾病史时，罗森立刻着手进行关于职业医学史的基础研究。[89] 1936至1947年间，罗森在西格里斯特的《医学史通报》上发表了不下二十篇文章，这得益于贝亚特的鼎力协助，她经常在纽约医学科学院为其收集文献资料。工作中的罗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先用墨水笔在黄色的便签纸上写字。当他想要修改时，就从便签本上撕下整张有错谬的纸，进行重写。贝亚特负责整理这些落在便签纸上的手稿，直到罗森成为大学教授，有了自己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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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医学史家的同时，罗森完成了自己的实习，开始执业，并成为一名狂热的图书收藏者。不过，这却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低谷。虽然他的智慧和勤奋使他能身兼二职，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临床实践。因此，对自己的境况，罗森不甚满意，其收入也相应受到了影响（他不停地买书，加剧了这一问题）。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他开始在纽约市卫生局的结核病服务处兼职。与此同时，西格里斯特将他推荐给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担任译者，并推荐给汽巴嘉基制药公司，担任企业的新杂志《汽巴研讨会》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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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脉甚广的西格里斯特而言，为罗森这样有能力的门生找一份薪金丰厚的兼职并非难事，但要帮他实现自我抱负——成为医学史教授，却不大可能。因此，最后罗森只能另辟蹊径。他决定放弃私人执业，转而从事公共卫生研究，并准备在与医学史相关的领域考取博士。接着，他会以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作为他在该领域实践工作的补充。罗森希望，当他完成这一计划后，他可以在医学院或公共卫生学院谋得一份教职，那里会有人对他的历史研究青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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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天，罗森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选修课程，半年后，他就启动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与罗伯特·K.默顿、罗伯特·林德等几位著名教员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2年，他成为纽约市卫生局的一名全职卫生人员，并很快获得了进修资格，包括一年的实践工作和一年的学习。在那年秋天，罗森的进修开始了，他想利用1943—1944学年攻读一个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可能的话，最好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学院，它就位于亨利·西格里斯特研究所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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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罗森的妻子贝亚特也获得了美国的行医资格，并在纽约眼耳专科医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作为纽约市为数不多的女性眼科医生，她开始兼职行医——同时，协助罗森完成他的研究、写作和编辑工作。贝亚特不仅在他们位于河滨路的家中为病人看病，还在纽约市卫生局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诊所上班。她的母亲弗洛拉·卡斯帕里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在老卡斯帕里医生去世后，她离开德国，到美国来照料女儿一家的日常生活，去杂货店购物，为家人准备饭菜；贝亚特则承担养育两个孩子的主要任务，他们分别出生于1938年及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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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罗森于194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至今仍是医学专业化历史的标杆之作），[90]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他正式的公共卫生训练。1943年春，罗森加入军队，并在随后的两年里参与到华盛顿特区的全球流行病学项目中。他对与贝亚特和孩子们的分离感到遗憾，但他也很享受特区的工作，以及距西格里斯特只有一小段火车车程的地理优势。在华盛顿，罗森进入了一个由西格里斯特的门生组成的小圈子，他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卫生政策，其次便是历史。“二战”快结束时，罗森被调到伦敦，负责采访被俘的德国军医，并揭露纳粹对人体实验的滥用。尽管他也利用这段时间接触了英国的一些医学史家，但他对本职工作毫无兴趣，只想尽早回纽约做新项目。罗森在伦敦期间，贝亚特接手了《汽巴研讨会》的编辑工作，并与著名的医学插画家弗兰克·内特展开了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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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到英国后不久，珍本商亨利·舒曼告诉他自己正计划出版一本学术期刊，并希望由他担任编辑。于是，罗森在英期间就着手《医学史及相关科学杂志》的工作，1946年2月，第一期问世了。与《汽巴研讨会》不同，罗森做这本杂志不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当作一件不求酬劳的乐事。在过去几年里，西格里斯特的《医学史通报》一直是该领域唯一一本英文学术期刊。现在，一本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杂志由罗森负责编辑，这说明35岁的他已成长为一名举足轻重的医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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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罗森退伍，他回到纽约市卫生局，一边为其《地区卫生管理手册》做准备——一边还在撰写医学史文章和编辑新杂志。作为卫生局的职员，他得以利用第二年的学习机会，在1946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同时，他还与贝亚特合作编辑了《一位医生的四百年》，这是一部颇受欢迎的集体传记，由亨利·舒曼于1948年出版发行。贝亚特担当了该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主要依据对82位医生自传的摘录，涉及他们的生活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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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到1947年的冬天，离罗森完成他的第三个研究生学位还有数月时间，他听闻西格里斯特已决定在学年结束时从霍普金斯大学退休。起初罗森觉得自己有希望成为接班人，但当他完成公共卫生硕士的学习后，他知道这事不太可能。关于罗森的前程，评价最诚恳的当属埃尔温·爱克涅特，他也是一位年轻的医学史家，“二战”期间两人同在研究所工作，结为好友。“这个神圣的学院，”在谈到霍普金斯大学时，爱克涅特提醒罗森，“犹太人不曾担任过教席主持人。”[91] 又一次，罗森正面遭遇体制性的反犹主义。除此之外，大学的管理部门和理事们也已受够了西格里斯特对社会化医疗的大肆鼓吹，以及对苏联怀有的友好态度。作为西氏亲密伙伴的罗森——尽管从未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也被贴上了同样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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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霍普金斯大学向他关上了大门，而医学史又没有其他教职空缺，罗森决定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继续研究历史，同时靠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维持生计。1949年，他成为纽约市的健康教育主管人员，在这座城市，他为展览、广播和出版物开发技术，协调各项健康教育活动。1950年，罗森从市政府离任，投身到隶属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的健康教育和预防服务部门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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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是一个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医疗计划，于1947年开始实施。它由约三十个半自营的医疗合作组织构成，通过按人计酬制从参加者的保险费中获取资金，并通过一个中心办公室进行协调。在某些方面，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与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健康维护组织相似，但它的许多早期管理者认为，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是以政府为基础的国家卫生系统，其运行模式是小规模的、私营的。[92] 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的医疗服务遵循预付和集体医疗原则，不仅如此，它有着更为广泛的使命——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病患护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在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工作期间，罗森在实施创新计划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将乳房摄影筛检引进美国，用来辅助乳腺癌的治疗。通过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的工作，罗森在公共卫生界颇有地位，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以充分应用自己的社会医学理论知识。[93] 尽管这样，他还是对历史研究念念不忘，他的目标仍然是做一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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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罗森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中的表现也越来越活跃。1948年，他应邀加入《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编辑委员会，并定期为杂志撰稿，并参加杂志的会议。1957年，他被任命为杂志主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3年，其间不断扩大的联邦计划对落后的州和地方卫生机构都是一种考验。随着美国公共卫生事业日益碎片化，罗森开始与这种狭隘的专业化趋势抗争，他试图打开这个领域的视野。他的社论充分利用自己的历史知识来支撑所述的那些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观点。在担任主编期间，罗森还开辟了“公共卫生：过去与现在”专题，并定期为其撰稿，这一系列文章是为了让公共卫生从业者明白该领域的历史遗产是大家所共有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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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罗森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和管理医学院的兼职教师职位，这是他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个成果。1957年，他成为全职教师，得以离开大纽约健康保险计划，转而专注于学术和编辑工作。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所教授的课程有健康教育、教育理论、社区健康、精神疾病社会学，当然还有历史。1969年，在拒绝了几所距纽约市较远的大学的邀请后，罗森最终接住了耶鲁大学抛出的橄榄枝，成为这所大学医学史和公共卫生学的教授，与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样，他也备受学生们的尊崇。1977年8月，罗森于牛津逝世，当时他正在英国，准备前往爱丁堡参加国际科学史会议，作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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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罗森依旧是医学社会史创新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总是涉猎非常广泛——谈到了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并举重若轻地将从17世纪到他自己所处时代发生的各种状况囊括在内——其晚期作品则转向了对精神疾病史的研究，[95] 同时还保留了一些自己对城市健康史极具洞见的分析。[96] 罗森是一个博闻多学的人，他的兴趣广泛，从新奥尔良爵士乐跨越到中世纪建筑。在他的追悼会上，人们以迪伦·托马斯一首诗作的朗诵，以及莫扎特弦乐四重奏来缅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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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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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最杰出的那些历史作品中，都有着明确的政治意涵，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便会产生误读。作为一个讲原则又正直的人，他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客观性及证据证明的学术规范，但他也发现，所有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他们的课题时，都带有一定的预设。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偏好。[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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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不同时期，罗森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或左派自由主义者。但无论怎样定义，他始终是一位温和的左派人士，致力于社会改革，以造福穷人和工人阶级。不过，就性情而言，他并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尽管对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有着强烈的看法，但他只对健康和医疗问题公开表态。在所写的《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社论中，他是公共卫生专业的代言人，宣传健康是他的工作。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罗森觉得这也是他的责任所在，他将自己的历史研究视为影响卫生政策的手段之一——研究不仅证明健康和疾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最优秀的卫生专业人员从未怀疑过这一观点。对乔治·罗森而言，学术研究就是某种形式的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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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的政治观点融合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作为工人阶级的子弟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他同情穷人，追求社会变革。但对知识系统化的热切渴望也影响了他的政治和历史研究。出于医学教育目的，罗森学会了德语，之后他便一头扎进德国知识文化的传统中。他开始用黑格尔哲学和其他流派的德国唯心主义来分析历史，并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他的一些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尤为明显，这些思想在他的一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便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吸收了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的许多教导。罗森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他还专门准备了两篇马克思历史观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罗森写道，虽然马克思认为经济是根本，但他并没有把它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罗森将这两篇文章投给了左翼学术界的权威杂志《科学与社会》，但“由于版面严重不足”而被拒，至今仍未发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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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发表于《医学史通报》的早期文章中，也反映出他对德国理论情有独钟。为了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解释历史，26岁的罗森运用黑格尔、马克思和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观点，为他的文章奠定基调。他坚信新的、社会的医学史必定是辩证的，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的矛盾组成，其中综合了正题与反题。[99] 在关于职业健康理论的探讨中，罗森主张，历史学家应承认经济结构的中心地位，并将工人阶级的活动纳入医学史。在他看来，职业健康的历史也至关重要，因为职业病很显然是由社会环境导致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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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患者-疾病-医生”这相互关联的三者，罗森与西格里斯特一样，将患者放在首位，不过他又以自己的洞察进行了补充：患者也是具有社会角色的人。他强调，疾病并非永不改变的实体，只有在其生物和社会背景下才可以被正确理解，[101] 他还指出，医学史认为患者“仅仅是疾病史上的一个意外”，这是有问题的。[102] 他称自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学到，人才是“历史舞台的中心”；直到罗森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仍在抗议历史上曾流行的“生物主义”，因为它贬低了在与疾病和其他自然力量的关系中人类行为的价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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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向医生们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必然是社会性的。他想告诉大家，最有智慧的医生是那些了解疾病社会病因学的人，最成功的治疗师是那些基于这种认识展开行动的人。[104] 但是，对于同意此观点的医生们，罗森还提出一个建议。他要医生们认识到“成为一名社会批评家的必要性”。[105] 凭借他早期关于职业病学的研究以及自己的医生身份，罗森发明了社会医学概念，他曾在“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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