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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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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遗产 。当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继承了希腊的文化遗产，它也接受了希腊关于医学和健康的理念。然而，罗马人在继承丰富的希腊思想的同时，也在此打上了自己的文化烙印，使它们更符合自己的目的。虽然作为临床医生，罗马人不过是希腊人的模仿者，但作为污水排放系统和浴室的建筑师，作为供水和其他卫生设施的提供者，罗马人为世界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并在历史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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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和卫生 。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希腊人因为有丰富的纯水泉眼及小溪，在前往城市之外的地方获取水源方面贡献寥寥，这项工作就留给了罗马人去完成，他们需要引进高架渠，组织供水系统。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须加斟酌。罗马人可能向伊特鲁里亚人学习过，后者懂得如何运输水以及如何开发水源。即便如此，考虑到技术发展的程度和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罗马人的供水系统在历史上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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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古代城市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水井和蓄水池供水。早期的一些希腊城市曾利用外面的水源来补充供给。约公元前6世纪，为了增加城市的水供应，希腊人就从城外的山上将水运进雅典城。在奥林托斯出土的遗迹中发现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供水系统，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借由这个系统，水从10英里外的山上流入城中，输送给城内的浴室和公共喷泉。而更接近罗马供水方法的是约公元前200年由小亚细亚的佩加蒙城发明的供水系统。他们的高架渠是根据真正的水利原理建造而成。供水的源头来自圣乔治山上的一座高达约1 220英尺的高位水库，水从那里经由中间的低地运送到一个低于海平面369英尺的蓄水池。其他希腊城市也开发了这样的系统。然而，即使这些成就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罗马人也远超前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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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罗马供水方面的了解，要感谢塞克斯图斯·朱利叶斯·弗朗提努斯（约40—104）所做的非常全面的记述。公元73年至74年，他担任执政官，然后担任不列颠总督，再之后，公元97年，被任命为罗马的水利专员，服务涅尔瓦皇帝。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于103年或104年去世。在任职期间，他编写了《罗马高架渠》一书。这是我们获取罗马供水信息的主要来源。但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们目前拥有的关于公共卫生管理中一个重要分支的首次完整记录。此外，它还描述了目标和理想，以及一名热心勤恳的公务员所做的贡献，他可以骄傲地说，由于他的劳动，罗马不仅变得更干净，空气变得更清新，连在罗马流行的疾病源头都得到了清除，而这一点曾经让这座城市饱受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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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弗朗提努斯记述，在罗马建成之后的长达441年里，居民们从台伯河及私人水井中取水。但公元前312年，曾修建了第一条罗马大道亚壁古道的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克拉苏开始负责利用高架渠引水入罗马的工程。在供应公共用水上的这第一次尝试后，随后又有了其他一系列的动作，到弗朗提努斯时期，罗马已有九条高架渠，源源不断地把水带进城市。之后又建造了另外四条，将水引入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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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架渠的总容量无法确定。虽然有各种估算，但数字相差很大。阿什比从弗朗提努斯的数据中进行推断，整个系统能在24小时内输送不少于2.22亿加仑的水。根据F.W.罗宾斯的另一项估算，11条主要的高架渠（很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每天大约可输送4 000万加仑的水。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期，整个罗马的人口有100万，这说明每个人每天至少要消耗40加仑的水，甚至更多。这可与现代条件相媲美。最近有一组数据显示了美国城市的用水量，从最低的45加仑到最高的357加仑不等，较大城市的人均用水量在100～150加仑之间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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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还重视水的洁净。在高架渠的指定位置，通常是在其中游和末端附近，设有可沉淀沉积物的沉淀池。在罗马，水储存在大型水库中，再由此流入小型水库，然后用管道输出以供使用。从高架渠引入的水因洁净而被留作饮用水，而由其他方式提供的水则因受到污染而被用于灌溉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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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高架渠的维护及水的运输是由监察官和行政官负责。到奥古斯都治下期间，他任命一名执政官级别的负责人和两名元老院级别的助理组成一个委员会。到克劳狄统治期间，则设立了水利行政长官一职，他可能负责大部分的行政工作。委员会拥有固定的任其支配的员工，他们由奥古斯都遗赠的240名技工组成。之后，克劳狄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460名奴隶。这些工人中有泥瓦匠、铺路工、水库维护工及管道工，还有工程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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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般供应给喷泉、澡堂和其他公共设施。私人供给只有经皇帝同意才可获得。起初城市各地并不都能享受这一福利。直到图拉真统治时期，台伯河右岸的居民还在用水井取水。总而言之，富有的公民才能获得私人供给，而其他人则必须靠自己或雇运水车取水。私人供水只有在支付一笔费用或向皇家国库纳税才可获得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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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塞尼亚斯在公元2世纪写道，公共供水是公民生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从现存的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整个罗马帝国，许多城市都有类似于罗马城的供水系统，只不过更小型一些。大致上，水都供应给公共建筑，如澡堂和街头喷泉。私人供给在不同城市的开放程度不尽相同。在安条克，许多私宅都享有这份奢侈，被认为同样富裕的士麦那亦是如此。在西班牙到叙利亚，莱茵河到北非的土地上，散布着现存的约两百座罗马高架渠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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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古代城市中，雅典和罗马城都建有自己的排水系统。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先进城市都有一套规范的排水系统，它们在街道下运作，带走地表水和生活污水。例如，约瑟夫斯就赞扬希律王在凯撒里亚建造的现代排水系统。事实上，斯特拉博曾以诧异的口吻记述新士麦那建成时竟没有铺设下水管道，以至于污水只能在露天的排水沟里横流。维护和清洁排水沟是由之前提到的城市监护负责。公家奴隶则要执行这些任务，同时他们也为帕加马及其他大型城市的公共设施做保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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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共和时期，排水系统由监察官主理。奥古斯都在统治期间任命了一批特别官员，即台伯河及堤岸管理委员会，之后又追加了一名下水道专员。罗马的大型水渠马克西姆下水道，据说是由罗马皇帝塔克文·普里斯库斯建造的，但很可能它在共和早期就已存在。这条下水道将卡匹托尔山脚下的沼泽地的水排干，注入台伯河，在那里水渠宽约10英尺，高约12英尺。马克西姆下水道至今仍是现代罗马排水系统的一部分。它所形成的下水道网络，其价值等同于罗马的供水系统。除此之外，罗马还有公共厕所，在君士坦丁时期，其数量不少于150间。但在较为贫困的城区，蜗居于多户住宅里的居民把夜壶里的粪便从楼上倾倒到街上，恶臭难耐。尽管罗马人在公共卫生上取得了成就，但不应就此忽视拥挤的贫民窟所呈现出的黑暗面。群众并不总是被授予享用卫生设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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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土壤和健康 。在希腊思想统摄罗马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有必要在宜人之地打造新的城镇。据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波利奥所述，占卜师所做的肝脏检查就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人们宰杀一些在被确认为定居点的土地上吃了草的动物，并检验它们的肝脏。如果肝脏呈黄绿色，则认为该区域对人体健康有害。这种对环境与健康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后来被希腊思想进一步强化，这可以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空气、水和环境》中找到理论基础。维特鲁威在其《建筑十书》中强调了确定一个区域对健康的有益程度十分重要，并对选择适宜的土地打造城市和建筑给出了明确的指示。他还相当重视住宅的位置、朝向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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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罗马人对沼泽与疾病，特别是与疟疾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经验观察特别值得一提。在公元前1世纪，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前116—前27）曾警告人们不要把农场建在沼泽区附近，“因为有某些肉眼无法看到的微生物，飘浮在空气中，并通过嘴巴和鼻子进入人体，从而引发严重的疾病”。这一观点被同时代的维特鲁威和公元1世纪的农业学家科卢梅拉所认同。此外，维特鲁威还注意到，如果海水有机会与沼泽水混合，那么位于沼泽地附近的城镇可能得以保持健康状态。这一敏锐观察可以在今天得到解释，我们已知道蚊虫无法在盐水中繁殖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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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常见病和流行病 。尽管有维特鲁威、瓦罗和其他一些人所做的重要观察，有罗马人在公共卫生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但常见病和流行病仍是他们亟需解决的问题，这是与其他地中海盆地居民相似的处境。从公元前707年到优士丁尼时期，罗马人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经历了好几次瘟疫的暴发。不幸的是，可供我们参考的信息非常有限，甚至无法对引发大多数瘟疫的一种或一些疾病进行初步的判断。在少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至少在其中一种瘟疫中，我们可以识别出那种疾病。这就是鼠疫，在优士丁尼统治期间肆虐了东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后果的严重程度仅次于黑死病。然而，当我们进入优士丁尼时期，也就已经步入了中世纪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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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让我们对早期的流行病进行简单回顾，看看流行起来的可能会是什么。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随即罗马平原上蔓延起一场严重的流行病。公元125年，北非暴发了一场瘟疫。关于这两次瘟疫的性质，我们无法确定，也无从对公元2世纪晚期马可奥勒留统治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瘟疫有更多的了解。而那些被冠以“长期”或“安东尼”之名的瘟疫则始于164年，盛行至180年，席卷了从叙利亚到西部的整个帝国。对这场瘟疫的鉴定仍疑云重重，根据当时的记载，有三种可能的诊断结果，即外源性斑疹伤寒、黑死病或者天花。最后一种更有可能是造成塞浦路斯瘟疫的原因，这场瘟疫从公元25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266年。到公元312年，又发生了另外一场天花的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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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疾病也无疑都以流行病的形态一次次地出现，它们是白喉、疟疾、伤寒、痢疾，可能还有流感。在古代世界，肺结核就存在了，并且维特鲁威说过，在北风和西北风肆虐呼啸的地方，“气管里的寒气、咳嗽、胸膜炎、肺结核、吐血”是“很难治愈的疾病”。此外，有理由相信，在古典作家对各种喉咙疼痛的描述中，其中一些可能就是由链球菌感染而导致的疼痛。而罗马的无产阶级大都生活在多户住宅中，这种拥挤不堪的“因苏拉”十分利于许多传染病们的传播。尽管如此，罗马帝国对供水及污水排放的重视，还是可能有助于防止伤寒和痢疾的暴发，但斑疹伤寒可能是由于罗马人喜欢洗澡和讨厌体虱（Pediculus corporis）而得以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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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健康 。罗马人明白职业危害会导致疾病。如普林尼所提到的，有一些疾病主要在奴隶中流行。偶尔也会听到不同的诗人关于职业危险性的诉说。马提亚尔谈到硫黄工人特有的疾病，尤维纳利斯则提及占卜师的静脉曲张和铁匠生的病，卢克莱修则指出淘金者的疾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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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涉及矿工的内容远比其他任何职业群体来得多。矿工的灰白脸色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卢坎写过面无血色的阿斯图里亚斯淘金人。维斯帕先统治时期的总督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则称阿斯图里亚斯人贪婪成性，他们的脸色就和那刚从土里挖出来的金子一样灰白。与此呼应的是，多米提安时代的斯塔提乌斯描写过一个从矿上下工的矿工，他也面如死灰，几乎和他采集的金子一个颜色。这些引述都表明，灰白脸色是西班牙矿工的特征，这可能是由于矿井通风不良而引起的，也可能和钩虫病有关。即使在今天，这也依然是西班牙的常见病，它可能在古代就已如此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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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伦曾亲身体验过矿工作业带来的职业危害。有一次他出访塞浦路斯岛，并对那里开采硫酸铜的矿场进行考察。他发现矿工们工作的环境十分闷热，自己几乎要被那里散发的恶臭所熏倒。为避免窒息，工人们尽可能快速地把硫酸从矿井中运出。不仅如此，盖伦还提到工人们作业时是赤裸的，这是因为硫酸产生的毒气毁掉了他们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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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为他们提供任何保护措施，工人们唯有自救。他们使用简易的呼吸器来避免粉尘的吸入。普林尼说，铅丹的提炼工用动物隔膜和膀胱皮肤制成面罩，戴在脸上。朱里乌斯·波吕克斯（124—192）说，在他的时代，矿工将包或麻袋套在身上，或者也用动物膀胱蒙住自己的嘴，以防吸入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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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的提供 。虽然罗马人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成就不大，但他们在医疗机构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罗马共和国初期，药品主要掌握在祭司手里。之后才给到奴隶使用，再之后是自由人。公元前3世纪，希腊医生开始迁徙到罗马，很快就受到热捧。公元前91年以后，医生随处可见。在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早期，所有医学知识和技术都只服务富人。穷人只能依靠民间医疗和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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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公元2世纪，罗马设立了一个公共医疗体系。被称为主治医生（archiatri）的公共医生被委派到不同的城镇和机构中。这一做法从意大利传到高卢，又传到其他省份。大约在公元160年，皇帝安东尼·庇护对这些医疗官员的任命进行了统一管理。他规定大城市的医生不得超过十名，中等和小型城镇则分别不得超过七名和五名。医生的主要职责是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他们的薪水由市镇议员决定。政府当然允许医生们给有支付能力的富人看病，但更希望他们能照顾那些无力支付的穷人。此外，还鼓励他们开展医学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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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市政医生，罗马帝国还提供多种方式的医疗护理。许多医生开设了私人诊所。另外一部分是拿固定收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聘于皇室，另一些人则隶属于角斗士学校和公共澡堂。例如，亚历山大·塞维鲁大帝在位期间（222—235）为皇室建立了医疗服务。在一些案例中，我们还发现，医生会依附于那些付给他们年薪的家庭，这笔钱涵盖了全年的出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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