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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梅毒的症状比现在严重得多，人们以处理其他流行病的方式来处理梅毒。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对性的宽容是这段时期的普遍特征，生这种病并没有被看作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且，为了战胜它，人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没有人想要隐瞒自己感染梅毒的事实，德国骑士乌尔里希·冯·哈滕甚至公开了他自己的病例，以便大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因此，关于梅毒的临床表现、传播特点、治疗方法的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到1530年，大家普遍认识到梅毒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特性，于是开始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其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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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一些管制措施针对的是性工作者。当时，妓院是被接受的场所，卖淫活动遍地开花。15世纪末，罗马就有超过6 800名性工作者。在威尼斯1509年的人口普查中，30万人中有超过11 654名女性性工作者。但早在1496年，博洛尼亚、费拉拉等其他城市就开始驱逐性工作者。1507年，法恩扎法令规定，那些想要从事卖淫工作的妇女必须先接受健康检查，如被发现患有法国病（梅毒），则禁止提供此项服务。一般情况下，梅毒的控制措施是从对其他流行病（特别是麻风病和鼠疫）的处理方式中得来。感染或疑似感染的非居民患者被驱逐出社区或禁止入内。而感染的本地市民则必须去专门的医院接受治疗。1496年，贝桑松驱逐了患有那不勒斯病（梅毒）的性工作者和外地人士。同一时间，苏黎世采取了类似措施，而纽伦堡在1497年也如是操作。随后的一年里，班贝克开始禁止梅毒病人进入旅馆和教堂，并严令他们不得与健康人接触。1496年，罗马禁止理发师为梅毒病人服务。而专门治疗梅毒的医院或其他治疗设施早已建成。维尔茨堡、弗莱堡及汉堡的市政当局分别在1496年、1497年和1505年做了住院收容和治疗的安排。菲拉拉兄弟会在1505年获批建立了一所梅毒专科医院。1552年，威尼斯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感染法国病的人统一到绝症医院接受治疗。许多社区还为梅毒患者提供免费医疗，大多数情况下，治疗他们的医生有义务向当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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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这些措施，也可能是因为涂汞的能量疗法以及某种程度上免疫力的发展，梅毒在17、18世纪逐渐成为一种慢性病。然而，它仍旧非常普遍，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随着中产阶级道德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梅毒开始被看作一种社会污点。于是，它变得隐秘，这极大地阻碍了控制这种疾病的行动，直到近期，情况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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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 。新疾病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从前已知疾病的消失。相反，在这段时间里，一些旧有的疾病变得愈发重要起来，成为社区健康问题。毫无疑问，中世纪就有天花存在了。然而，随着中世纪的结束，由欧洲探险者和殖民家传入的天花似乎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越来越普遍。总的来说，该病在欧洲似乎属于轻症，很少致命。法兰卡斯特罗在其所著的传染病书中，轻描淡写地将天花刻画成一种几乎人人都会得的病。但在16世纪的意大利，有过几次关于传染病的报告，例如，1567年在曼图亚，以及先后于1570年、1577年、1588年在布雷西亚发生的天花瘟疫。在法国，安布鲁瓦兹·巴累提到自己在1586年和其他时间所遇见的一些天花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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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smallpox”（天花）一词出现在英国，对应法语中的“la petite vérole”（天花）。后者与“la grosse vérole”（梅毒）相对。这两个专用词意味着这两种疾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而共同点当然就是它们都有皮疹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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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时代末期，天花作为英国的一种常见病开始得到重视。1629年，伦敦第一批印刷的死亡率名单中，将天花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列出，此后每年天花都会出现在名单上。在斯图亚特时代，人们经常提起天花，尤其是在伦敦；这种疾病日趋严重，反映在那份死亡率名单上。仅是1659年的一次疫情中，伦敦就有1 500多人去世。17世纪末，天花几乎被视为童年经历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据报告称，婴儿和幼童在感染后病情较轻，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则往往有致命的危险。到18世纪初，天花在英国的城市和乡镇中大肆流行，并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1694年，玛丽女王在天花疫情中去世。欧洲大陆与英国一样，在整个18世纪，天花不断地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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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被发现后不久就传入了新大陆。此后，它时不时出现在一个或多个地方，但其流行程度永远无法与英国或欧洲相比。然而，这种疾病引起的恐慌是实实在在的。正是由于需要让公众了解天花的性质和应对它的方法，才有了托马斯·撒切尔在1677年至1678年发表的《简单规则：指导新英格兰的普通人如何在天花或麻疹来袭时管理好自己及家人》。这是在墨西哥以北的美洲最早印刷的医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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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人们都认识到对流行病进行有效预防是亟须的，而预防医学的重大胜利之一就与天花有关，这就是18世纪的詹纳疫苗。这一成就始于18世纪早期，整个发展的过程将在后续篇章中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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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及其他疾病 。和天花一样，疟疾也是中世纪时就在欧洲出现了，但直到16世纪，我们才对它的流行和分布有了充分的了解。从16世纪到18世纪，疟疾是一种常见病，经常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流行。据报告，欧洲疟疾的首次暴发是在1557年和1558年。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和匈牙利则在17世纪遭遇了严重的疫情。根据G.B.卡瓦拉里的记录，1602年，发生在意大利的一场疟疾夺取了近四万人的生命。17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1657年和1664年，疟疾在英国肆虐。有报告称，克伦威尔就死于疟疾。正是在这段时期，这种流行病传入新大陆。疟疾的暴发很有可能是由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海上贸易的扩张引起的。欧洲人早已与非洲、印度和东亚最严重的疟疾疫区进行了长期接触，很可能被输入了新的菌株，由寄生虫携带者将其传播到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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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段时间仍为预防疟疾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1630年至1640年间，秘鲁树皮或称金鸡纳被进口到欧洲，成为疟疾治疗的一种特殊疗法。之后，1717年，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乔瓦尔·马里亚·朗西西（1654—1720）出版了《论沼泽的有害气体》一书。在疟疾的流行病学研究中，他感兴趣的是沼泽产生疟疾热的方式。朗西西认为沼泽散发出的气体会产生两种致病物质，分为有生命体的和无生命体的。有生命体的就是蚊子，他相信这种生物会携带和传播病原体或微生物。朗西西就这样接近了病媒概念，并部分预见了19世纪末疟疾之谜的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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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已知的疾病也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在16、17世纪。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一些瘟疫是历史上最凶猛的。16世纪，白喉作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在欧洲暴发，首先是在低地国家、莱茵河沿岸和法国，之后蔓延至地中海西部地区、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关于白喉的最初的详细临床描述来自医生们的观察。16世纪末，席卷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系列致命传染病使得这些国家的医生认识到该病的传染性特征。白喉作为一种特殊的临床实体，缓慢但坚定地被与其他疾病区分开来。但到17世纪末，这种疾病的暴虐程度似乎减弱了，因此医生对它的兴趣也下降了。随着18世纪的发展，白喉再次在欧洲流行起来，并在英国和美国暴发，不过没有哪个地方的疫情像前一个世纪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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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腺鼠疫继续在欧洲横行。然而，随着这个世纪的进步，鼠疫似乎变得更加普遍；之前未受影响的城镇也遭到它的袭击，疫情的暴发变得更为致命。直到17世纪，这种疾病以自14世纪黑死病以来最猛烈的方式再次出现。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鼠疫频频光顾英格兰，并于1665年达到了高峰。欧洲大陆也饱受重创。在1628年和1629年两场可怕的瘟疫中，里昂几乎丧失了一半的人口。而沿索恩山谷向北，第戎周边的国家也遭到侵袭，于1636年暴发的瘟疫几乎消灭了该地区所有的人口。1629年至1631年间，意大利经历了相似的惨剧。据科拉迪称，1630年至1631年间，仅意大利北部就有100万人死于鼠疫。1630年，它还导致了米兰8.6万人丧生，威尼斯共和国则有近50万人死去。在三十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鼠疫传播到了德国和荷兰。从1654年至1656年，东欧人民首当其冲承受了鼠疫的侵袭。17世纪末，它的暴发强度有所下降，尽管到18世纪鼠疫仍然在欧洲肆虐，但它已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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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或流行病构成？ 显然，医生们有足够多的机会研究和观察传染性疾病。人们累积了大量的知识，并由此产生了对流行病和各种急性发热病起源的大量猜测。解释这些病症的努力促使互为矛盾的概念竞相发展，这些概念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卫生思想和实践。其中一个就是流行病构成，另一个则是传染。这两个概念都不是全新的，至少部分地源自早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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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流行病学的一个观点认为流行病是由一系列气候条件和当地环境引起的，这个观点起源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他强调气象变化和季节特征是决定流行病传播态势及季度、年度发病率变化的要素。流行病构成的概念则是指，只要特定的构成因素持续存在，就会产生能够传播疾病的大气环境，这个观点在16、17世纪得到发展。纪尧姆·德·巴尤（1538—1616）是第一位倡导此种观点的人，他是一名法国医生，首次记录了百日咳的临床表现，并提出了风湿病这一概念。1640年，在其身后才出版的《流行病和偶发性疾病》一书中，巴尤效仿希波克拉底，对1570年至1579年不同季节和年份的大气状态或构成进行了讨论。由此，他发现1571年的春天比较潮湿，很多人都得了感冒、胸膜炎和喉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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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英国临床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1624—1689）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研究方法。他认为，伤寒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大气变化引起的传染性温热病，一类是由人体易感体质引起的并发症。鼠疫、天花和痢疾属于前者，猩红热、扁桃腺炎、胸膜炎和风湿病属于后者。虽然急性的并发症可能与当时的大气状况无关，但它们也有可能是受到传染性温热病的影响。西德纳姆认为，传染性温热病的显著特征是所谓的固定发热，它可能与一些并发症一起出现。因此，在某一特定大气构成期间，所有流行病都被打上了这个特殊的烙印。生发疾病的大气状态和此状态的假设性变化，被西德纳姆称为“流行病的构成”。随着这一构成的逐渐加强，其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传染性温热病的严重度和暴虐度都有所增加，之后又因为大气向新的构成元素屈服而减弱，这种传染病会在一段时间内流行，并与其他传染病相关联。西德纳姆并不清楚假设的大气变化情况，但他相信是地面升起的瘴气导致疾病，甚至乐于将流行病的星象起源纳入考虑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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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气-瘴气的观点产生的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它注定要在19世纪公共卫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我们之后会看到的那样，埃德温·查德威克所坚持的有机物产生的瘴气会引发疾病这一理论尽管是错误的，但它为公共卫生的实际操作提供了依据。在历史的发展中，事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错误的思想也可能被创造性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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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医生和一些外行人认为传染是导致流行病暴增和传播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由吉罗拉摩·法兰卡斯特罗（1478—1533）在他于1546年发表的论著《传染、传染病及其治疗》中有系统的论述。这本书是传染病科学理论发展的丰碑之一。在讨论特定疾病的问题时已多次提及法兰卡斯特罗的名字，显而易见，他在传染病方面的建树是在对鼠疫、斑疹伤寒、梅毒和其他流行病广泛而又实际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他的这本论著分三册：第一册介绍了他的传染理论，第二册讨论了各种不同的传染病，第三册则分析了传染病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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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卡斯特罗是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感染理论的第一人。他掌握了一个事实，即感染是因，流行病是果。根据客观观察和巧妙推理，他得出结论，传染病是由微小的传染性病原体引起，这些病原体具有传播和自我繁殖的功能。这些疾病的种子，或称为微粒状物质（seminaria），具有针对性；一种种子引发一种疾病。当种子作用于人体体液和元神时，疾病便产生了。很难说法兰卡斯特罗是如何构想微粒状物质的，但它显然并不等同于现代角度的活的微生物。如果把疾病的种子看作化学物质或酵素，可能更接近他的观点。此外，他还认为疾病的种子侵袭身体的能力或在环境中持续存在的能力各不相同，这些变化的发生有助于解释某些疾病周期性发作的原因。最后，法兰卡斯特罗发现了三种传染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通过污染物等中间媒介；通过一定距离传播，如空气。他提出假设，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大气会受到感染，产生流行病，而这些情况可能与异常的大气和星象有关。与他的诸多前辈和同代人一样，法兰卡斯特罗相信占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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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不是全新的，也并非来自法兰卡斯特罗的原创。生命体传染和特定疾病种子，这两种学说已经有其他人提出过了，其中包括瓦罗、科卢梅拉和帕拉塞尔苏斯。除此之外，法兰卡斯特罗也没有发现细菌或预测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即便如此，他所做的工作也相当重要。根据观察到的事实和逻辑推理，以及在无法观察的情况下巧妙地使用类比，他将前人和同代人分散的观点进行了凝练总结。他推断出传染元素一定是微粒状态，并对这种疾病种子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清晰且准确的说明。通过这种方式，他创立了自己的流行病传染理论，直到19世纪末，此理论还在与大气-瘴气论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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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虎克和他的“小小动物们” 。尽管法兰卡斯特罗设法理清了疾病的传染机制，但疾病的种子这个问题仍处于一片未知神秘中。然而，直到17世纪，人们才对传染病可能是由微小生物引起的这一想法予以正视。当显微镜开始展露其奥妙，真相被缓缓揭开。随着简易放大镜的进步和16世纪复式显微镜的出现，人们第一次有机会对法兰卡斯特罗推测的微粒状物质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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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人们发现在自然界中，空气、水和土壤里有成群结队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命，一时之间他们也无法将这些小生物与疾病的产生联系在一起。首位观察到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人是安东·范·列文虎克（1632—1723），他是代尔夫特一位杰出的亚麻布商人，他在1676年10月9日的那封著名信件中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伦敦皇家学会。他对那些微生物的形态进行了描述，在今天它们被称为球菌、杆菌和螺旋菌，但显然他并没有想到他的“小小动物们”和疾病之间有什么关联。这并不奇怪，因为列文虎克是在雨水、土壤和健康人的排泄物等无毒害的媒介中发现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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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些小生物扭动、乱转是令人着迷的体验，但更让人兴奋的是去探究它们从何而来，如何生存。很多人认为小生物是自生的，但另外一些人，包括列文虎克在内，则认为它们来自已存的细菌。围绕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发酵和腐败，产生了相当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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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分解的物质中，在酸奶、腐肉、变质肉汤中，总之，在所有发生腐烂或发酵的地方，都能发现微小的生物体。此外，将容易变质的有机物放在温暖处，短时间内就会成群出现之前没有的生物。因此，大致可以判定，微生物实际上是从无生命体的物质中产生的。与这种思潮相一致，把微生物看作疾病的产物，而非疾病的成因，它们是由腐败热产生，这似乎也同样合理。故而，相信微生物是自生的，这成为接受疾病细菌论的一大障碍。为了解释自生问题和发酵本质所进行的尝试，最终引导着人们认识了传染病问题，只不过这要到19世纪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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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期间，渐渐有越来越多的观察者认为，可能是微生物引起了传染病。正如我们所知，关于传染病病原体就是生物体的理论在当时并不新鲜。吉罗拉莫·卡尔达诺在1557年提出过疾病的种子是一种微小的生物，它们能够繁殖同类微小生物，其他科学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直到1658年，才有耶稣会士阿塔纳斯·珂雪首次明确表明瘟疫是由微小的活的生物引起的这一观察结果。尽管他的研究粗糙且自相矛盾，但还是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注意力，热情的显微镜学家开始寻找致病的细菌。然而，这种热情还不足以抵消他们所要面对的技术和理论上的障碍，结果是，他们的报告内容模糊且矛盾，很快招来遭到大家对疾病细菌论的反对。在18世纪，这个理论有了不少支持者，其中包括英国人本杰明·马顿（活跃于1720年）以及奥地利人M.A.冯·普朗茨（1705—1786）。但是，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可接受的证据来支持，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细菌学理论才在新的证据基础上再次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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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管理的基础 。公共卫生史必须关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医学科学的发展。了解疾病的性质和原因，才能为之后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基础。然而，这些知识的有效运用依赖各种非科学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它们是公共卫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要谈谈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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