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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19 这种大气-瘴气的观点产生的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它注定要在19世纪公共卫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我们之后会看到的那样，埃德温·查德威克所坚持的有机物产生的瘴气会引发疾病这一理论尽管是错误的，但它为公共卫生的实际操作提供了依据。在历史的发展中，事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错误的思想也可能被创造性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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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21 然而，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医生和一些外行人认为传染是导致流行病暴增和传播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由吉罗拉摩·法兰卡斯特罗（1478—1533）在他于1546年发表的论著《传染、传染病及其治疗》中有系统的论述。这本书是传染病科学理论发展的丰碑之一。在讨论特定疾病的问题时已多次提及法兰卡斯特罗的名字，显而易见，他在传染病方面的建树是在对鼠疫、斑疹伤寒、梅毒和其他流行病广泛而又实际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他的这本论著分三册：第一册介绍了他的传染理论，第二册讨论了各种不同的传染病，第三册则分析了传染病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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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23 法兰卡斯特罗是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感染理论的第一人。他掌握了一个事实，即感染是因，流行病是果。根据客观观察和巧妙推理，他得出结论，传染病是由微小的传染性病原体引起，这些病原体具有传播和自我繁殖的功能。这些疾病的种子，或称为微粒状物质（seminaria），具有针对性；一种种子引发一种疾病。当种子作用于人体体液和元神时，疾病便产生了。很难说法兰卡斯特罗是如何构想微粒状物质的，但它显然并不等同于现代角度的活的微生物。如果把疾病的种子看作化学物质或酵素，可能更接近他的观点。此外，他还认为疾病的种子侵袭身体的能力或在环境中持续存在的能力各不相同，这些变化的发生有助于解释某些疾病周期性发作的原因。最后，法兰卡斯特罗发现了三种传染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通过污染物等中间媒介；通过一定距离传播，如空气。他提出假设，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大气会受到感染，产生流行病，而这些情况可能与异常的大气和星象有关。与他的诸多前辈和同代人一样，法兰卡斯特罗相信占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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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25 这些观点不是全新的，也并非来自法兰卡斯特罗的原创。生命体传染和特定疾病种子，这两种学说已经有其他人提出过了，其中包括瓦罗、科卢梅拉和帕拉塞尔苏斯。除此之外，法兰卡斯特罗也没有发现细菌或预测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即便如此，他所做的工作也相当重要。根据观察到的事实和逻辑推理，以及在无法观察的情况下巧妙地使用类比，他将前人和同代人分散的观点进行了凝练总结。他推断出传染元素一定是微粒状态，并对这种疾病种子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清晰且准确的说明。通过这种方式，他创立了自己的流行病传染理论，直到19世纪末，此理论还在与大气-瘴气论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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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27 列文虎克和他的“小小动物们” 。尽管法兰卡斯特罗设法理清了疾病的传染机制，但疾病的种子这个问题仍处于一片未知神秘中。然而，直到17世纪，人们才对传染病可能是由微小生物引起的这一想法予以正视。当显微镜开始展露其奥妙，真相被缓缓揭开。随着简易放大镜的进步和16世纪复式显微镜的出现，人们第一次有机会对法兰卡斯特罗推测的微粒状物质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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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29 即便人们发现在自然界中，空气、水和土壤里有成群结队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命，一时之间他们也无法将这些小生物与疾病的产生联系在一起。首位观察到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人是安东·范·列文虎克（1632—1723），他是代尔夫特一位杰出的亚麻布商人，他在1676年10月9日的那封著名信件中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伦敦皇家学会。他对那些微生物的形态进行了描述，在今天它们被称为球菌、杆菌和螺旋菌，但显然他并没有想到他的“小小动物们”和疾病之间有什么关联。这并不奇怪，因为列文虎克是在雨水、土壤和健康人的排泄物等无毒害的媒介中发现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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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31 看着这些小生物扭动、乱转是令人着迷的体验，但更让人兴奋的是去探究它们从何而来，如何生存。很多人认为小生物是自生的，但另外一些人，包括列文虎克在内，则认为它们来自已存的细菌。围绕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发酵和腐败，产生了相当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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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33 在易分解的物质中，在酸奶、腐肉、变质肉汤中，总之，在所有发生腐烂或发酵的地方，都能发现微小的生物体。此外，将容易变质的有机物放在温暖处，短时间内就会成群出现之前没有的生物。因此，大致可以判定，微生物实际上是从无生命体的物质中产生的。与这种思潮相一致，把微生物看作疾病的产物，而非疾病的成因，它们是由腐败热产生，这似乎也同样合理。故而，相信微生物是自生的，这成为接受疾病细菌论的一大障碍。为了解释自生问题和发酵本质所进行的尝试，最终引导着人们认识了传染病问题，只不过这要到19世纪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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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35 不过，在此期间，渐渐有越来越多的观察者认为，可能是微生物引起了传染病。正如我们所知，关于传染病病原体就是生物体的理论在当时并不新鲜。吉罗拉莫·卡尔达诺在1557年提出过疾病的种子是一种微小的生物，它们能够繁殖同类微小生物，其他科学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直到1658年，才有耶稣会士阿塔纳斯·珂雪首次明确表明瘟疫是由微小的活的生物引起的这一观察结果。尽管他的研究粗糙且自相矛盾，但还是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注意力，热情的显微镜学家开始寻找致病的细菌。然而，这种热情还不足以抵消他们所要面对的技术和理论上的障碍，结果是，他们的报告内容模糊且矛盾，很快招来遭到大家对疾病细菌论的反对。在18世纪，这个理论有了不少支持者，其中包括英国人本杰明·马顿（活跃于1720年）以及奥地利人M.A.冯·普朗茨（1705—1786）。但是，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可接受的证据来支持，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细菌学理论才在新的证据基础上再次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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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37 公共卫生管理的基础 。公共卫生史必须关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医学科学的发展。了解疾病的性质和原因，才能为之后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基础。然而，这些知识的有效运用依赖各种非科学因素，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它们是公共卫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要谈谈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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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39 16世纪至18世纪的公共卫生活动有两个基本趋势。其一，行政管理继续以地方单位（主要是城镇）为中心，因而保留了中世纪的有限地域的特性；其二（这是一个与前者相反的趋势），此时出现了伟大的利维坦，即现代国家，它的轮廓从政治的风暴海洋中缓缓浮现，犹如鲸鱼浮出海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政府越来越中央集权化，有着一整套政治和经济学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公共卫生的管理。要充分理解这些学说与实际事务之间的关联，就必须把它们视为政策和行政的一部分，而这两者的最高目标就是将社会和经济生活置于国家事务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或是德国所特有的官房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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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41 从政治立场看，重商主义经常被恰当地描述为强权政策。然而这种描述没有将重商主义的思想表达完整。重商主义远不止这些，它还是一种社会观念。社会福利被等同于国家福利。由于权力被认为是国家的首要利益所在，大部分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而被推进及合理化。国家利益是社会政策的核心。无论是王国还是城邦，对于所有国家的决策者而言，重要的是：要增加国家权力和财富，政府必须走什么路线？统治者和他的顾问们认为，首先需要的是大量的人口；其次，解决人口的物质供给；最后，人口必须由政府控制，以便将其用于公共政策所需的任何用途。虽然在不同时期和地方，重商主义学说应用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各个地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那就是要在一个国家有效地利用人口，就必须注意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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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43 例如，随着17世纪英国工业的发展，生产被视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而劳动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则成为国家财富的基本要素。显然，任何因疾病和死亡造成的劳动生产率下降都会引发重大的经济问题。此外，由于人口也是生产要素之一，了解人的数量以及“人的价值”便成为至关重要之事，特别是了解那些被认为最具生产力的职业群体。17世纪的英国正是认识到这一需求，才第一次大力尝试将统计方法应用到公共卫生领域。这种运用数字方法分析健康问题的方式，注定会使公共卫生的研究和发展结出非凡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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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45 政治算术：国家簿记 。最初，采用统计方法的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所谓的国家簿记。他们努力查明国民生活的基本量化数据，相信这些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威望。这个新领域被赋予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名称，“政治算术”。这一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统计知识对城市的重要性，但当时它还没有发展成一种分析健康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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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47 政治算术之父是威廉·配第（1623—1687），他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他创造了“政治算术”这个术语，并敏锐地意识到健康的人口是国家富强的重要因素。配第一再力促对人口、教育、疾病、收入和许多其他相关主题进行数据收集。他坚信，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就能弄清国家利益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因此他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使用数学计算方法。虽然配第认识到对健康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种种研究主题，但第一个实际贡献却是由他的朋友约翰·格朗特（1620—1674）做出的，其经典著作《关于死亡率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一书于1662年问世。格朗特拿到了显示伦敦此前三十多年里死亡人数的数据，用归纳推理法进行分析，从而证明了部分社会和生命现象的规律，并揭示了一些事实。他指出，各种身体和精神疾病乃至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墓葬的整体数量成固定比例”。他还指出，男性出生率高于女性，两种性别最终在数量上趋于平等；他指出了城市和农村的出生与死亡比率，以及城市的死亡率高于农村；以及死亡率随季节而发生变化。最终，格朗特开始首次尝试编制生命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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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49 与配第相比，格朗特的工作之所以更具重要意义，原因在于它包含了统计分析法的开端。格朗特意识到，从数据中进行数学推导，其准确性不可避免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观察过程本身的充分度和精确度的限制。由于所掌握的材料有明显的缺陷和不完善处，格朗特对其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了测试。结果，他成功证明：即便是不完美的数据，如果经过仔细、合乎逻辑和公正的剖析，也能产生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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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51 格朗特和配第创造了充满希望的开端，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算术即“用数字推理政府事务的艺术”的培养，从17世纪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初，格雷戈里·金、查尔斯·达维南特、爱德蒙·哈雷、约翰·阿布斯诺特、塞班斯蒂安·德·沃邦和约翰·彼得·苏斯米尔希对此贡献尤多。政治算术的核心对象依旧是人口问题，用精巧的计算确定不同人群的规模和状况。人们把兴趣转向了包括疾病在内的各种可能导致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因素。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不过，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对未来具有意义的实践及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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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53 在实践方面，便是生命（或死亡）统计表。格朗特做出的初步努力在其他国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他去世后的一代时间内，商人们试图用其创造的统计法为人寿保险打造坚实的基础。1699年，在格朗特发表其研究成果七年后，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开始着手用数学方法确定人的期望寿命，不论给定年龄是多少岁。然而，比这更有价值的是埃德蒙·哈雷在1693年发表的生命统计表。这张表格直接适用于人寿年金的计算，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伦敦成立的第一批人寿保险公司使用的就是哈雷的表格。任何人寿保险计划的合理运作都以对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了解为前提，而随着18世纪的发展，对这种表格的构成做出了一些改进，使得保险业务以更可靠的精算方式进行计算。那些有意通过自愿疾病保险计划帮助穷人自力更生的人们，即所谓的互助会，也促进了这一发展。最终，在18世纪中叶之后，生命统计表在检验天花疫苗接种效果的尝试中得到了部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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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55 在理论方面，首次出现了将概率论应用于政治算术研究的倡议。1713年，继帕斯卡、费马、惠更斯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出现了《猜度术》，在雅各布·伯努利这部重要的遗著中，他发展了数学概率论，把在“民事、道德和经济环境”中运用此理论作为己任。然而，大多数时候，研究概率演算的作者们几乎注意不到实际统计材料中所呈现出的频率。即便如此，18世纪初，数学概率论在生命现象方面的内在潜力已被意识到，并最终将在19世纪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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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57 制定国家卫生政策 。政治算术仅是实现国家富强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人口是政治算术家们关注的核心，因为它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是治国之道的一项公理，对这一资源的任何损害都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思考健康与疾病问题，主要与维持和扩大健康人群这个目的有关，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统治者、政治家、行政人员、医生，概括来说，即所有的政务人员，他们都认识到，仅将自然生育和人口当成国家繁荣的主要条件是不够的。接受这一前提也意味着承担起消除使这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障碍的责任。这一职责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创造条件和设施，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并使有需要的人易于获得医疗服务。从逻辑上看，这种做法包含着国家卫生政策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得到了认可，在各种方面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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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59 虽然英国并没有沿着理论路线系统地发展国家卫生政策，但对卫生问题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建议，呼吁国家采取行动。政治算术的全能之父威廉·配第做出了最显著的贡献，他认为控制传染病和拯救新生儿是最有助于防止人口减损的方法。不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尽可能地发展医学知识，1676年，配第在都柏林的一场演讲中强调国家对促进医学进步负有责任。早在约三十年前，他就已经意识到医院在培训医生和推动医学研究方面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重申这一点。除了一般性建议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1687年，他提议在伦敦成立一个卫生委员会来专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同年他提出的另一项提议是为伦敦建立一所有一千个床位的医院。他还建议建造隔离医院，这样鼠疫患者可以转移到那里进行治疗。为了支持这个建议，也为了证明为防治鼠疫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有用的，他开始着手计算疾病可造成的经济损失。除了隔离医院，他还主张建立妇产医院，特别是将未婚孕妇考虑在内。此外，他相信，人口中的某些职业群体对国家有直接影响。根据这一观点，他建议对职业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展开研究。最后，配第认识到，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备有充足的医务人员。因此，他建议利用格朗特采用的方法对卫生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满足这些要求所需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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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61 配第既不是唯一一个想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想以定量分析应对这些问题的人。在他的同代人或后继者中，一些人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对上述两点的兴趣。其中有三位值得一提：学识渊博的外交家兼改革家塞缪尔·哈特利布、内科医生尼希米·格鲁（1641—1712），以及贵格会教徒、布料商人兼慈善家约翰·贝勒斯（1654—1725）。事实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贝勒斯在1714年发表的《论改进物理学》中提及的建立一个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计划。其论点和建议的基本内容可概括如下：疾病和过早死亡是对人口资源的浪费。人的健康对其所在社区极其重要，因此，不能把它留给不确定的个人主观能动性来解决，可治愈疾病的高发病率就说明了个人主观能动性不足以应对这个问题。基于这些理由，有必要建立几家医院和实验室作为教学和研究中心，建立一所国家卫生研究所，以及为患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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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63 尽管这些思想家的想法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它们没有立即产生实际的效果。他们提出的建议因违背了当时的主要政治和行政趋势而无法引领任何具体的行动。要有效实施这些建议，就需要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运作且发展良好的地方行政机制。但这样的行政网络在17世纪英国革命之后就消失了。从理论上说，地方官员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而在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统治期间，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已得到发展。但是，内战打破了地方当局与国王之间的纽带，无论是联邦制和复辟君主制都无法再建旧有的制度。实际上，从17世纪中期，到《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英国内部行政管理的突出特点就是强烈的地方特色。这一趋势对公共卫生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因为还没有一种可以同时处理地方社区的需要和思考整个国家的福利的机制。在整个18世纪，公共卫生问题在英国仍以地方为单位进行管理，直到19世纪，随着新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兴起，面对更大社区的出现，如何保护它的卫生健康成为举国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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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65 几乎在同一时间，与健康相关的重商主义立场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发展起来。只不过，它是作为绝对君主制理论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出现的。君与民之间的关系被等同为父与子，按照这种家长制理论，人们认为专制主义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人民的健康。而人民恰恰是政府需要照料的对象。在健康问题上，如同所有其他活动领域，统治者们知道什么才对人民最有益，他们会以法律和行政措施去命令人民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在此框架内，“警察”（police）成为一个与健康和疾病问题有关的重要概念。“警察”一词（policey）源于希腊语“politeia”，指国家的宪法或行政管理，于16世纪被德国作家使用。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被称为“Polizeiwissenschaft”，即警察科学，而处理公共卫生管理问题的分支则被称为“Medizinalpolizei”，卫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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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788967 1655年，维特·路德维德·冯·赛肯道夫（1626—1692）对德国重商主义的公共卫生法提供了一个初步但具有深度的构想，他与威廉·配第同代，曾任职于哥达和萨克森-泽茨公爵法庭的多个行政岗位。赛肯道夫认为，政府应当制定能确保土地和人民福利的法令。既然繁荣和福利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那么就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保护人民的健康，使人口数量增加。政府设计的健康方案必须关注助产士的维持和监管、孤儿的照料、内科及外科医生的任命、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预防、烟草和酒精饮料的过度使用、食品和饮用水的检查、城镇清洁和排水采用的措施、医院的维持以及对穷困者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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