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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和18世纪，人们愈发关注国家在卫生问题上所需承担的义务。英国的各种行政人员、医生和哲学家在公共卫生管理的诸多领域提出建议。故而，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在其参与的多方面的实践活动中，数次谈及卫生问题和在这些问题上政府应采取的行动方法。作为最早强调统计调查的学者之一，他在17世纪80年代发表了几篇文章，指出人们需要进行适当的人口和死亡率统计。大约在这个时候，莱布尼茨还建议成立一个卫生委员会来处理公共卫生问题。17世纪末，希尔德斯海姆的医生康拉德·贝托尔德·贝伦斯（1660—1736）倡议政府应当对公共卫生进行监督。基于自然法，政府当局有义务关心臣民的健康，在这一前提下，贝伦斯认为，这种义务须依靠两种主要行动方法，即疾病预防和疾病发生时的相应治疗。预防必须关注空气的构成以及营养。此外，贝伦斯还讨论了传染病的处理和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其他许多人所做的贡献，在18世纪约翰·彼得·弗兰克撰写的关于卫生警察的经典著作中得到了升华，这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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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理论层面有了上述发展，但这一时期，英国和所有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没有真正创建哪怕一条关于国家卫生方面的政策。事实上，它们只制定了廖廖几条旨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的实用措施。其中就包括英国政府在16世纪至17世纪发布的各种鼠疫命令。而普鲁士则在1685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即成立卫生委员会，这可能是受莱布尼茨的影响，他建议创设医疗机构来监管公共卫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688年，大选侯负责确认普鲁士城市和乡镇的结婚、出生和死亡人数。在法国，这种数据统计的工作则是由科尔伯特确立。然而，直到17世纪末，人口普查才在法国开展。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政府，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都缺乏可以有效执行国家政策和方案的知识和行政机制。这导致的结果便是，公共卫生问题依旧主要靠地方社区解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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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和公共卫生 。在考察地方当局为解决所面临问题而做出的努力时，最好切记，它们不得不在狭小范围内运作，最普遍的情况是在城镇政府的框架内。无论是处理瘟疫还是贫穷，当局只关心他们所在社区的利益和问题。只要意识到地方官员无法控制影响社区健康或福利的外部原因，就可以理解这种偏狭的态度了。假设鼠疫通过船只或货物从东方传入伦敦，其他城镇既无法阻止船只进入港口，也无法确保货物的消毒。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防止受感染的人或受污染的物品进入城镇。实际上，16、17世纪城镇所面临的问题与19、20世纪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类似（但后者程度较轻），这最终导致了国际卫生组织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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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限制之内，当局对卫生和福利问题进行处理，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在这些地区，地方发展先于国家政策。例如，《伊丽莎白济贫法》并未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只不过试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多种城镇实践活动。想要理解这一时期的公共卫生管理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16、17世纪的城镇和今天的城镇之间的巨大差异。从根本上讲，那个年代的城镇更接近中世纪的社区，而不是现代城市。今天的城市或乡镇几乎完全是一个工业或商业中心。现代城市人口居住在远离乡村环境的标准化住宅里，其街道绵延数里。而当时，城镇只是作为周围地区的一个市场，是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中心。城镇的牧场上饲养着牛，花园占据着城内很大一部分的可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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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或17世纪城镇的公共卫生管理与中世纪城镇的处理方式大同小异。大部分的城镇都由当局的一个组织管理，即市镇议会，作为一种永久性机构，它通常实行终身选举制。虽然这些单位的构成因不同城镇而异，但出于实际目的，当局往往会行使一些主权国家的权力。由于通常情况下市镇议会是一个永久性机构，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供一名专职的行政人员来管理街道清洁、排水、供水和其他公共卫生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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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清洁和排水系统 。保持街道清洁的主要责任由居民承担。在英国，大多数城镇坚持每周清洁一次街道。在16世纪的考文垂和伊普斯维奇，以及17世纪的格洛斯特，每个住户每周六都要打扫和清洁自己门前的街道。在剑桥，周三和周六必须对所有铺设的路面进行清扫。在格洛斯特，每逢周一会有四名检查员对上周六的清洁工作进行巡视，以确保工作的完成，而这在考文垂，则是于周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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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对街道的定期清扫，而在于如何处理来自街道和住宅的污水及其他生活垃圾。为了保持清洁和公共卫生，各个城镇努力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肉贩和鱼贩不得将动物内脏丢弃在排水沟或供城镇取水的溪流、水道之中。凡是以人或动物的排泄物污染街道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在17世纪中叶，格洛斯特市尝试通过建立市政厕所来解决这一问题。动物，特别是猪，不得在街道上游荡，否则将对其饲主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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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一时期，污水处理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采取了几种方法。在小型城镇，住宅附带的花园可以用来解决污水问题。在大一点的城镇，则必须做出其他安排才行。16世纪的一种惯例就是在城镇外选择几个地方，派人把废弃物和垃圾运到那里。但这种方法有明显的缺陷。它依赖许多人的协同合作，因而效率低下。结果是，16世纪的一些市政当局转而使用了另一种方法，即让清道夫用小车来收集污水和其他垃圾。到了17世纪，大多数城镇都采取了这一做法。在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清道夫是监督清洁工作的官员，而实际的打扫是由被称为“耙工”（rakers）的人完成的。每个教区都被指派了两名清道夫，任期为一年。从约翰逊博士对清道夫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个职位并不卑微，“一名小地方长官，他的职责是保持街道的整洁”。17世纪的都柏林拥有一套固定的清扫系统，但它的弱点在于，这项工作是外包给私人承包商的，而承包商在履行合同时很少会做超出自己义务之外的事。应该指出，这种处理社区问题的方法，即与私人或团体签订合约，变得越来越普遍，并成为现代公共卫生运动必须处理的主要行政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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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污水被排入溪流或沟渠中。这提供了一种处理垃圾的简易方式，也带来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防止沟渠被污染，以及如何防止其产生恶臭。起初，在英国的一些城镇，这被视为个人责任，但在16世纪，它由市政当局承担了起来。从约翰·斯诺在1598年对伦敦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任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履行，城镇的沟渠“最近被忽视了，要么被迫成为一个非常狭窄、非常肮脏的水道，要么完全阻塞停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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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虽然市政当局的初衷是美好的，并且也尝试执行各种处理污水和废弃物的法规，但管理制度还不健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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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私营化 。城镇的供水情况与上述排水及街道清洁的情况类似。与中世纪的社区一样，城镇居民所需的大量用水都来自城镇内的水井和泉眼。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增长，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水源被证明不够用，于是当局安排从城外找水源供水。在一些城镇，早在中世纪，就已有把淡水送进社区的服务，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常常必须加大淡水的供应。尽管供应量增加了，但有时还是会缺水，就如1608年的夏天，北安普顿异常干旱，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晚上7点到次日早晨6点，公共水龙头都关闭了。相似的情况发生在17世纪的都柏林，经常会有一个或多个常规水源出现问题。有一次，一座城市的某一地区整整一年都没有水，因为它的水渠过于古老而腐坏了，但市政当局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必要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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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历史上，直到近代，供水仍然是一个问题。在这里，最早的水源也是水井和天然泉。之后，增加了三条河流用来供水——泰晤士河、舰队河、沃尔布鲁克河。然而，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现有的水源已不足以满足需求，于是伦敦市政委员会被授权从米德尔塞克斯和赫特福德郡的泉水中引入新水源。不过，这要等到1609年，直到伦敦的一位市民兼金匠休·迈德尔顿爵士为这样一个项目提供了资金，引水行动才开展起来，后来，市政委员会将获得的引水权转让给了他。于是，迈德尔顿爵士开办了“新河公司”，并在詹姆斯一世的支持下，着手为伦敦引水。1613年，由新河引入的第一批水到达伊斯灵顿水库。新河公司是众多私营企业中第一家为履行公共职能而创办的公司，代表了社区服务组织的一个新的重要起点。然而，这一趋势要到18世纪晚期才真正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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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的发展也与技术革新有关，尤其是泵的使用。在中欧，16世纪之前，水泵一直被用于矿井排水。然而，大约到16世纪初，它开始为供水所用。这一想法似乎起源于德国，之后传遍了整个欧洲。16世纪末，英国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但直到下一个世纪，供水的机械化才开始普遍起来。总之，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可以明显看到越来越多的自来水厂拔地而起，并由此成立了几家公司。这一发展对公共卫生产生的影响直到19世纪才逐渐明朗，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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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水的方法通常是把水直接引入一个中央蓄水池，当需要的时候，中央蓄水池会把水分流给当地蓄水池。居民们便从这些蓄水池中直接取水使用。主水池设在一幢非常华丽精美的建筑内，英国人称这样的水池为“沟渠”（conduit）。17世纪以前，私人住宅中很少有水供应。在多数较大的都铎和斯图亚特城镇中，人们从公共沟渠中取水。但到了17世纪，随着供水量的增加和供水技术的改善，水被引到越来越多的私人家庭中。例如，在17世纪的利兹出现了一家供水公司，它把水抽到水库，然后通过小的管道输送给多家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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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新大陆上，特别是西属美洲，供水方式也大致相同。17世纪末，巴黎有两个主要的水源，即塞纳河及15英里外的高架渠。西班牙的征服者和殖民者将他们熟悉的欧洲供水法带入美洲。在今天的墨西哥可以看到在西班牙殖民期间建造的古代水渠和水厂。例如，一个人从东面进入米却肯州首府莫雷利亚市时，他会发现沿着公路有一条建于16世纪、由250多个拱门构成的大型砖石水渠，经由它，几英里外的山泉被运进城市。同样地，在靠近克雷塔罗的地方，一座建于殖民时期的大型高架渠最能体现当时建筑与工程特色，周围山上的水通过它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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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供应的水在到达饮用者手中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污染。17世纪末，报告称，塞纳河的水对陌生人非常有害，甚至对本土法国人也有不利影响。痢疾是主要的病症。污染在英国也非常普遍。1765年，曼彻斯特禁止人们在舒特山水库溺死猫狗，或清洗脏污衣物。在约克，每家每户都有两个或以上的大水罐。他们将河里取来的未经过滤的水，放置在里面一到两天，以使泥沙沉淀下来。当他们开始使用净水时，便用其他的罐子来沉淀或装灌新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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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滤净水的方法诞生于17世纪。L.A.波尔齐奥在他关于士兵的健康保护的书中提到利用沙子来达到净水目的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真正在全市范围内得到应用，要等到19世纪初。不过，在17、18世纪，法国人已经开发和使用了家用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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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子、瘫子和盲人 。与公共卫生的其他方面一样，医疗服务的提供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在多数情况下，医疗服务仍然由地方负责。城镇或教区负责照顾生病的穷人以及其他无法自理的人。为此目的，社区聘请医院和医生来照顾他们。不过，虽然这种形式与中世纪并无太大差别，但由于宗教改革和专制国家的兴起，医疗服务的管理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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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医院尤其如此。随着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修道院的解散，英国的医院制度也随之消失。一些医院被地方政府接管，而其他医院则转为他用。从1536年至1539年，再到18世纪志愿医院的兴起，这期间几乎没有几所新建的医院。医院除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医院为病人提供治疗外，还结合了救济院和养老院的功能。这些由城镇或教区管理的机构，是解决穷人问题政策的一部分。16世纪出台了各种旨在解决贫困的措施，这些措施最终被整合到《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伊丽莎白43号法案》）中，该法在两个多世纪里一直是英国济贫法实施的基础。虽然该法没有涉及具体的卫生问题，但其目的是缓解“瘸子、无自理能力、老人、盲人以及其他贫穷且无力工作的人”的痛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简单的声明在实践中被扩大到包括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但直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英国内政管理几乎完全成为地方性事务时，当地行动才得以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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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上，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法国和德国，医院往往受国家或市政府控制。早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就已制订了为穷人建设护理机构的计划，但这个计划近乎搁浅。直到17世纪，医疗救济都是由地方当局以非集中化的方式进行。因此，1649年，巴黎负责济贫的专员们的活动的之一就是检查和治疗患有性病和坏血病的人。在红衣主教马扎林的领导下，人们通过建立综合性医院，将医院与救济院结合，来解决穷人的问题。这些机构的建立反映了绝对王权国家在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受到科尔伯特的影响，这一趋势在各种旨在治疗病人以及从总体上提升国家健康水平的事业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宗教改革后的医院转由市政委员会负责。而在之后的18世纪，王室政府则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来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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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认为医院应是治疗病人的场所，同时也应是进行医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此观点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产生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荷兰人起了带头作用。1626年，在莱顿诞生了床边教学。此后，在赫尔曼·布尔哈夫（1668—1738）的领导下，这一趋势获得了巩固和发展，以至于能对其他的医疗中心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苏格兰的爱丁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英国，这种观点由弗朗西斯·培根、塞缪尔·哈特利布、威廉·配第、约翰·贝勒斯提出，并在18世纪伴随医院和诊疗所的建立而得以付诸实践。它的发展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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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代 。显然，从16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是一个过渡期。16、17世纪的科学大爆发奠定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医学基础。观察和分类使得疾病有可能被更精准地识别出来。与此同时，在社区卫生需求上应用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形式。根据现代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需要，人们发展出了一套针对健康问题的定量法。微生物可能导致传染病这一观点开始变得具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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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向未来前进的发展领域中，没有一个对社区卫生问题的处理产生影响。16世纪、17世纪甚至18世纪，社区对流行病、医疗保健、环境卫生、供水问题的处理方式与中世纪相差无几。从中世纪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模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才真正得到改变。不过，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变革的基础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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