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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私营化 。城镇的供水情况与上述排水及街道清洁的情况类似。与中世纪的社区一样，城镇居民所需的大量用水都来自城镇内的水井和泉眼。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增长，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水源被证明不够用，于是当局安排从城外找水源供水。在一些城镇，早在中世纪，就已有把淡水送进社区的服务，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常常必须加大淡水的供应。尽管供应量增加了，但有时还是会缺水，就如1608年的夏天，北安普顿异常干旱，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晚上7点到次日早晨6点，公共水龙头都关闭了。相似的情况发生在17世纪的都柏林，经常会有一个或多个常规水源出现问题。有一次，一座城市的某一地区整整一年都没有水，因为它的水渠过于古老而腐坏了，但市政当局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必要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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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历史上，直到近代，供水仍然是一个问题。在这里，最早的水源也是水井和天然泉。之后，增加了三条河流用来供水——泰晤士河、舰队河、沃尔布鲁克河。然而，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现有的水源已不足以满足需求，于是伦敦市政委员会被授权从米德尔塞克斯和赫特福德郡的泉水中引入新水源。不过，这要等到1609年，直到伦敦的一位市民兼金匠休·迈德尔顿爵士为这样一个项目提供了资金，引水行动才开展起来，后来，市政委员会将获得的引水权转让给了他。于是，迈德尔顿爵士开办了“新河公司”，并在詹姆斯一世的支持下，着手为伦敦引水。1613年，由新河引入的第一批水到达伊斯灵顿水库。新河公司是众多私营企业中第一家为履行公共职能而创办的公司，代表了社区服务组织的一个新的重要起点。然而，这一趋势要到18世纪晚期才真正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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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的发展也与技术革新有关，尤其是泵的使用。在中欧，16世纪之前，水泵一直被用于矿井排水。然而，大约到16世纪初，它开始为供水所用。这一想法似乎起源于德国，之后传遍了整个欧洲。16世纪末，英国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但直到下一个世纪，供水的机械化才开始普遍起来。总之，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可以明显看到越来越多的自来水厂拔地而起，并由此成立了几家公司。这一发展对公共卫生产生的影响直到19世纪才逐渐明朗，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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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水的方法通常是把水直接引入一个中央蓄水池，当需要的时候，中央蓄水池会把水分流给当地蓄水池。居民们便从这些蓄水池中直接取水使用。主水池设在一幢非常华丽精美的建筑内，英国人称这样的水池为“沟渠”（conduit）。17世纪以前，私人住宅中很少有水供应。在多数较大的都铎和斯图亚特城镇中，人们从公共沟渠中取水。但到了17世纪，随着供水量的增加和供水技术的改善，水被引到越来越多的私人家庭中。例如，在17世纪的利兹出现了一家供水公司，它把水抽到水库，然后通过小的管道输送给多家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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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新大陆上，特别是西属美洲，供水方式也大致相同。17世纪末，巴黎有两个主要的水源，即塞纳河及15英里外的高架渠。西班牙的征服者和殖民者将他们熟悉的欧洲供水法带入美洲。在今天的墨西哥可以看到在西班牙殖民期间建造的古代水渠和水厂。例如，一个人从东面进入米却肯州首府莫雷利亚市时，他会发现沿着公路有一条建于16世纪、由250多个拱门构成的大型砖石水渠，经由它，几英里外的山泉被运进城市。同样地，在靠近克雷塔罗的地方，一座建于殖民时期的大型高架渠最能体现当时建筑与工程特色，周围山上的水通过它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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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供应的水在到达饮用者手中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污染。17世纪末，报告称，塞纳河的水对陌生人非常有害，甚至对本土法国人也有不利影响。痢疾是主要的病症。污染在英国也非常普遍。1765年，曼彻斯特禁止人们在舒特山水库溺死猫狗，或清洗脏污衣物。在约克，每家每户都有两个或以上的大水罐。他们将河里取来的未经过滤的水，放置在里面一到两天，以使泥沙沉淀下来。当他们开始使用净水时，便用其他的罐子来沉淀或装灌新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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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滤净水的方法诞生于17世纪。L.A.波尔齐奥在他关于士兵的健康保护的书中提到利用沙子来达到净水目的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真正在全市范围内得到应用，要等到19世纪初。不过，在17、18世纪，法国人已经开发和使用了家用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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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子、瘫子和盲人 。与公共卫生的其他方面一样，医疗服务的提供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在多数情况下，医疗服务仍然由地方负责。城镇或教区负责照顾生病的穷人以及其他无法自理的人。为此目的，社区聘请医院和医生来照顾他们。不过，虽然这种形式与中世纪并无太大差别，但由于宗教改革和专制国家的兴起，医疗服务的管理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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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医院尤其如此。随着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修道院的解散，英国的医院制度也随之消失。一些医院被地方政府接管，而其他医院则转为他用。从1536年至1539年，再到18世纪志愿医院的兴起，这期间几乎没有几所新建的医院。医院除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医院为病人提供治疗外，还结合了救济院和养老院的功能。这些由城镇或教区管理的机构，是解决穷人问题政策的一部分。16世纪出台了各种旨在解决贫困的措施，这些措施最终被整合到《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伊丽莎白43号法案》）中，该法在两个多世纪里一直是英国济贫法实施的基础。虽然该法没有涉及具体的卫生问题，但其目的是缓解“瘸子、无自理能力、老人、盲人以及其他贫穷且无力工作的人”的痛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简单的声明在实践中被扩大到包括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但直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英国内政管理几乎完全成为地方性事务时，当地行动才得以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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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上，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法国和德国，医院往往受国家或市政府控制。早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就已制订了为穷人建设护理机构的计划，但这个计划近乎搁浅。直到17世纪，医疗救济都是由地方当局以非集中化的方式进行。因此，1649年，巴黎负责济贫的专员们的活动的之一就是检查和治疗患有性病和坏血病的人。在红衣主教马扎林的领导下，人们通过建立综合性医院，将医院与救济院结合，来解决穷人的问题。这些机构的建立反映了绝对王权国家在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受到科尔伯特的影响，这一趋势在各种旨在治疗病人以及从总体上提升国家健康水平的事业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宗教改革后的医院转由市政委员会负责。而在之后的18世纪，王室政府则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来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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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认为医院应是治疗病人的场所，同时也应是进行医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此观点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产生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荷兰人起了带头作用。1626年，在莱顿诞生了床边教学。此后，在赫尔曼·布尔哈夫（1668—1738）的领导下，这一趋势获得了巩固和发展，以至于能对其他的医疗中心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苏格兰的爱丁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英国，这种观点由弗朗西斯·培根、塞缪尔·哈特利布、威廉·配第、约翰·贝勒斯提出，并在18世纪伴随医院和诊疗所的建立而得以付诸实践。它的发展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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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代 。显然，从16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是一个过渡期。16、17世纪的科学大爆发奠定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医学基础。观察和分类使得疾病有可能被更精准地识别出来。与此同时，在社区卫生需求上应用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形式。根据现代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需要，人们发展出了一套针对健康问题的定量法。微生物可能导致传染病这一观点开始变得具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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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向未来前进的发展领域中，没有一个对社区卫生问题的处理产生影响。16世纪、17世纪甚至18世纪，社区对流行病、医疗保健、环境卫生、供水问题的处理方式与中世纪相差无几。从中世纪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模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才真正得到改变。不过，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变革的基础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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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 第五章 启蒙运动与革命时期的健康卫生（175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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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播种期 。从1750年至1830年的八十年是公共卫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几十年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为19世纪的卫生运动奠定了基础，也对现代公共卫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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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十年所留下的遗产不断影响着我们，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它是一段动乱且关键的变革时期，一段革命和复兴的时期，一段极度混乱的时期，充斥着各种令人惊异、千变万化的事件。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随着表面辉煌壮观的历史而转移，而忽略了那些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意义更深远的变化。不过，表面之下的一些深层的总体趋势揭示了这个时期的基本一致性。在这几十年制定决策的过程中，欧洲努力摈弃过去，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在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伟大政治革命，拿破仑帝国经历的兴衰，为恢复旧政权所做的努力，都是这一变化过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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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段时期是那么的多样化，尽管它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及相互矛盾的目标，但在这八十年里，欧洲世界至少存在着一种脆弱的一致，一种在其舆论氛围中相对不变的观点：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人们经历了越来越多突如其来的社会变化后，发现很难再把社会想象成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可能会对某一特定变化的可取性或如何去改变产生争议，但所有人都认同，变化是社会中人所要经历的事情。这种智识和情感氛围，以及与之相关的态度，归根结底可追溯到18世纪的文化和经济运动，即所谓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些发展所造成的局势为后来在19世纪彻底改变公共卫生的新思想和趋势的萌芽提供了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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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和理性 。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它是一场国际运动，但毫无疑问的是，法国人是其思想领袖。尽管启蒙运动起源于17世纪晚期英国特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但到18世纪中叶，知识霸权已无可争辩地转移至法国。在那里，洛克和牛顿所留下的文明遗产激发出一批18世纪的天才，他们中有最具才华的知识分子，也有最杰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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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思想和行动基础是承认智慧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并由此产生一种信念，即理性对社会进步有着巨大作用。18世纪这种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信心，它的理论基础来自约翰·洛克那本具跨时代意义的《人类理解论》，这本书对天赋观念进行了否定。由于心灵的一切都有赖于环境，有赖于从外部世界获得的感觉，因此心灵的塑造以及这一过程在教育上的实际操作就成了意义重大的事。人们认识到，只有在公共舆论知情的前提下，社会智慧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这段时期的特点便是急于把科学和医学成果向公众讲授，并依此趋势，努力在健康和卫生问题上启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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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将更好地造福人类，他们所想的符合人类最真实的利益。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及卢梭认为，人可借由教育和自由制度达到自身的完善，受此启发，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社会制度和条件的改革上。这些思想家们的批判思维和人道主义唯心观在1751至1772年出版的28卷本《科学、艺术与手工艺百科全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狄德罗说，这本书的目的是将零散的知识收集起来，解释给当代读者看，并“将它传给我们的后人，使过去几百年的劳作不至于在未来几百年中失落”。这是一座大熔炉，思想者们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如此一来知识可能变得更容易获取，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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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科全书》的各种条目中，对处理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表述，如生命期限、医院、孤儿、政治算术、人和人口等。狄德罗在“人”的条目中强调婴儿死亡率对人口增长或减少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位君主如果真的想增加其所属臣民的数量，必须采取措施减少婴儿的死亡人数。此外，他还在“医院”的条目中勾画了一项公共援助计划，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服务，后者由巴黎各家医院提供。为此，他强调必须对医院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对死亡率极高的主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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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人们期待启蒙运动中的那些美好希望和计划，以及蕴藏在自由、平等和博爱中的承诺能够得以实现。然而，大革命表面的失败以及希望的落空，使人们一度怀疑缔造这些希望的百科全书派。不过，这一学派的思想并未受到摧毁，因为其思想根源是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和理想，所以注定不会被束之高阁。在法国，督政府与执政府见证了理论家一派的蓬勃发展，即卡巴尼斯、道努、德斯蒂·德·特拉西，他们继承了百科全书派的衣钵。然而，到目前为止，在18世纪思想向19世纪转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思想家是英国人杰里米·边沁。边沁将启蒙运动的乐观与大胆同洛克经验主义传统的实践观相结合，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思想和立法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其弟子——哲学激进派——手中，他的思想又为整个19世纪英国社会及卫生方面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促进了现代公共卫生运动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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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福利 。当统治者们和政治家们努力以启蒙运动的伟大使命来指导他们的政策时，一种人道主义的抗议声也传了出来，随着18世纪临近尾声，这种思想和行为模式对人类的福利事业越发重要。各界都对人的权利和生活条件产生了新的兴趣，这种兴趣表现为日益增长的对特定群体健康的关注。通过认识疾病的社会影响和不同方面，商人、医生、牧师和其他热心公益的公民采取了多种改善措施。到18世纪末，人们已经注意到健康和疾病问题是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疾病对国家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同时，为解决它们，各种力量也集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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