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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理论与实践中，关于公共卫生问题，存在着两种倾向：个人行动和社会调节。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语国家，对政府在公共卫生事务中采取行动之必要的意识最强；也正是在这些国家，体现这种意识的“卫生警察”科学得到了系统的发展，最终在约翰·彼得·弗兰克的不朽巨著《论卫生警察的完整体系》中达到了巅峰，全集的第一卷出版于1779年；第六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于1817年出版。弗兰克的“卫生警察”理念植根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即开明的专制主义。在18世纪末，这种制度在本质上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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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不列颠的特点是，在发展个人主动性的同时辅以协作行动。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活动受限有关。政府系统的这一局限性在许多方面反而促使个人主动性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因此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处理是有必要且有可能实现的。这种趋势还必定与社会、经济变革的多样性息息相关。18世纪前半期，英国经济生活的节奏与特征已开始发生变化，但相比之下，后半期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变化则既迅速又具革命性。因此，称这些发展为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有道理的。国家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必然会扰乱其社会结构，并引起人们对社区生活问题的新的态度。这种独特的社会风气本质上代表了中产阶级的观点，它有两个主要特征：对秩序、效率和社会纪律的坚持，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医院、诊所运动，婴儿福利运动和其他类似的运动都发源于市中心，首先是在伦敦，接着是在其他城镇。大部分的财富、商业和工业都集中在城市里，中产阶级对此更有切身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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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健康有关的社会行动理论。托马斯·伯纳德爵士称之为“新哲学”，可以说它是英国版的卫生警察理念。虽然未经系统的发展，但它从意识形态上准确地反映了非专业人士和医生所进行的活动。它还反映了人们对穷人的健康和福利问题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这不仅仅是一种仁慈的情感，而是为了能够以理性和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它为日益增长的社会良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仍是一种盲点重重的人道主义，一种成功者的人道主义，它把人们对效率、简便和廉价等冷静而实用的美德的坚定信念与同情相融合。然而，由它产生的各种变革虽与19世纪相比规模不大，但作为一种新途径和新方法的迹象，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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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永恒之女在呻吟！全世界都听到了”：威廉·布莱克在1792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写下这样的诗句。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话可以用来形容他所处的那个孕育的时代，那个时代如他所描绘的，是一个正在痛苦分娩未来“巨婴”的时代。作为一个出生在乔治三世统治初期并活到耄耋之年的人，他经历的是一段充满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的时期。在他生活的时代，手工业被工厂取代，手工劳动力被水和蒸汽取代；英国正经历着一次彻底的转变，从原来的农业国转为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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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变化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是人口自1750年起出现明显激增。此前实际上静止不变的人口开始进入迅速增长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单在英国发生。例如，1748年至1800年，普鲁士的人口几乎翻番，而柏林的人口则在1700年至1797年间增长了约五倍。这样的增长通常是由于高升的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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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统计数据有很大缺陷，但主流趋势是确定的。在城镇中，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人数，但城镇仍在继续发展。很明显，这种发展主要依赖农村人口的增长。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在人们眼中就像饕餮巨兽。迅速膨胀的人口意味着世界成为孩子们的天下，但这一现象存在一个症结，即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特别是贫困儿童。显然，这是对生命严重而可怕的挥霍，为此英国和其他国家都采取了措施，遏制这种巨大的浪费。一场行之有效的改革运动在英国兴起，直接针对那些导致婴儿死亡的因素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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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金酒运动 。英国的改革者们首先针对杜松子酒的贩运进行了打击。反金酒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有效性，更在于它是通过有组织地向议会施压来确保社会改革的先锋之一。因此，它成为公共卫生运动的雏形，对19世纪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报纸宣传、地方官员和医生的支持下，反金酒的请愿书被递交给了政府。贺嘉斯的作品《金酒小巷》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的，作为一种对历史的记录，它只怕过于真实了。最终，在人们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反金酒的法案，并于1751年完成了修订，该系列法案赋予地方法官控制金酒牌照以及消费数量的权力。烈酒消费的下降对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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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辜者的屠杀 。极高的儿童死亡率也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影响。人们认识到，非婚生育非常普遍，大量的私生婴儿死于无人照管或谋杀。许多婴儿被遗弃在教区当局。穷人的孩子即使由父母抚养，也会面临许多危险。1750年前后，在伦敦的一些教区，儿童的死亡率徘徊在80%～90%之间，而一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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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柯兰的努力下，1741年，伦敦育婴堂建成了，这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1748年，威廉·卡多根为育婴堂的管理者们撰写了一篇《关于儿童护理和教管》，文中他为婴儿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振臂高呼，并着手制定有关儿童护理、喂养、穿衣和运动的合理的经验法则。伟大的乔纳斯·汉韦，商人、旅行家、饮茶的反对者、雨伞的倡导者、慈善家，他发动了一场降低婴儿死亡率的重要运动，在救助教区贫民婴儿的事业中发挥了他最大的影响力。1769年，他争取到一项法案，强制要求伦敦各教区将婴儿送入乡下接受照料。同年4月24日，乔治·阿姆斯特朗开办了英国第一家贫民婴儿诊所。在接下来的12年里，至少有35 000名儿童在这家诊所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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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对于儿童问题，公众意识也有类似的觉醒。人们认为婴儿是护理不当的受害者，要求对他们采取更适当的卫生措施。在法国，尼古拉斯·安德里在1741年出版的《预防和矫正儿童畸形的方法》一书中创造了“整形外科”一词。他指出，儿童的许多畸形和疾病都是因为接受了错误的护理。1760年，珍·查尔斯·德伊萨兹在《关于婴幼儿护理的教育，及对提高公民体质方法的实践性思考》中提出对婴儿进行正确养育的要求。然而，所有医学论证都没有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教育小说《爱弥儿》来得有效。其影响远播万里，早已越过法国国界。1793年6月28日到7月8日，法国国民大会通过了保护儿童及孕妇福利和健康的法案，代表了这一发展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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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促进儿童福利的趋势也很明显，这在约翰·彼得·弗兰克及其同时代人的著作和建议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种趋势是通过行政行动来实现改革。与此同时，健康教育也没有被忽视。例如B.C.福斯特的《健康问答手册》，该书于1794年出版，被多次印刷，翻译成各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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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与发展婴儿福利并行的是为改善产科和降低产妇死亡率所做的努力。在威廉·斯梅的协助下，产科医生的专业地位得到了提高。在1739年理查德·曼宁·汉姆爵士建立产科病房前，伦敦的医院里还没有可以为产科病人提供的服务。汉姆爵士的这一创举很快被其他医院效仿。例如，1747年，米德尔塞克斯医院设立了一个由产科医生指导的病房。紧接着，英国产科医院（1749）、伦敦产科医院（1750）、夏洛特女王产科医院（1752）以及其他几家产科医院相继成立了。曼彻斯特的查尔斯·怀特则对产科实践的改进贡献良多，其对产科清洁的要求预示着后来霍姆斯和塞梅尔韦斯在预防产褥热方面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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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英国产科医院平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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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死亡率，可以了解到这些发展对产科的影响。在表1中，英国产科医院的平均数字表明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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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10年或1820年，死亡率又开始上升，持续到19世纪“饥饿的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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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情况和人 。对特定群体健康的关注也体现在对某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工作条件和疾病的关注中。虽然早在1700年，伯纳迪诺·拉马齐尼就发表了其有关工人疾病的经典著作，但直到18世纪中叶后，人们才在职业福利方面有了进一步的重大贡献。在18世纪后半叶，海军和军事医学占据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医生们的注意力。詹姆斯·林德（1716—1794）、吉尔伯特·布莱恩（1749—1834）和托马斯·特罗特（1760—1834）在改善海员健康，特别是消除皇家海军坏血病上所做的贡献值得一提。林德建议使用柠檬汁防治坏血病，并提出其他建议来改善海员的生活条件和个人卫生，从而有助于减少斑疹伤寒的发病率。在法国，林德的研究成果被法国海军医学权威伯松尼埃-德斯伯里埃采用。英国的约翰·普林格（1707—1782）、德国的E.G.鲍丁格（1738—1804）和J.P.布林克曼（1746—1785）也注意到了士兵的疾病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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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语区，矿工和金属工人的疾病受到了极大的关注。Z.G.赫兹蒂（1786）、E.F.黑本施特赖特（1791）和乔治·阿德尔曼（1803）分别研究了普通工人的健康状况。在英国，罗伯特·威兰（1757—1812）描述了工人所患的各种皮肤病—制鞋工人和金属工人的皮炎、杂货商的瘙痒、洗衣女工的湿疹和面包师的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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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头几十年里，法国在公共卫生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例如，1817年，海军外科医生凯洛卓恩（1769—1857）在大量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关于海军卫生的书。A.L.格斯（生于1791年），人类学家、希腊解放战争参与者，他在1816年、1817年发表了两篇关于危险贸易的论文。这种兴趣还表现在1822年出版的帕特西耶翻译的拉马齐尼作品中，帕特西耶将自己的观察所得加入其中。F.E.富德雷（1764—1835），一位具有独创精神和影响力的公共卫生思想家，在1825年发表了他的《关于国家贫困问题的历史和道德论述》，讨论了圣安蒂安和马赛的大工厂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接着，在1829年，一本专门研究公共卫生的期刊甫一面世便享誉国际，直到今天仍在出版。这本杂志就是《公共卫生和法医学年鉴》，它在职业健康方面投入了大量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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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华德（1726—1790）所做的调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从个人到公共层面实现卫生目标的努力。他通过调查揭露了英国监狱可怖的状况。作为贝德福德郡的高级治安官，他熟悉监狱的条件，并承担了调查监狱状况的任务。177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监狱的状况》，全面报告了自己的调查情况，并对所揭露的罪恶提出了补救措施。他的调查在许多方面都可作为19世纪卫生改革者工作的先行探索和典范。它证明了研究社会弊端对社区健康是有效的，同时还证明了在处理这类弊端时调查所具有的价值。霍华德通过揭示监狱与监狱热病的关系，引发了公共舆论，使得改善监狱环境成为可能。他由此指出，当有关社会疾病的事实被强行展示给人们时，人们就会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被唤起的公共舆论可以用作推动改革的杠杆。霍华德终其一生都致力于监狱改革，为此，他奔走于欧洲各地，而讽刺的是，他却因监狱热病死在了乌克兰的赫尔松。拿破仑战争之后，霍华德的事业在英国由伊丽莎白·弗莱、托马斯·福沃-鲍克斯顿和其他贵格会慈善家们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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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失常与良知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愤怒的呐喊并不是针对精神病人发出的，但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准确形容这个群体了。18世纪，疯子被关在监狱、济贫院、精神病院，而疯癫的原因则被归结为罪恶、魔鬼的行为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其中包括体内排泄物的潴留、情绪紊乱、饮食不良和睡眠不足。愚昧、迷信和道德谴责主导了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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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人陆续发声，试图穿透那笼罩在神秘精神病本质上的无知和恐惧的厚重帷幕。他们当中就有16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约翰·韦耶、雷金纳德·斯考特、菲利克斯·普拉特，以及17世纪的其他一些医生和哲学家。然而，多数情况下，这些发声都是荒野里的呼喊，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到18世纪末，各种力量运作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精神病患者的护理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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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精神疾病的改革并不是一场孤立的运动。它是人们更为关注的人的权利和生存条件的一部分，因此，它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运动息息相关：刑罚制度的改革、对儿童护理的关注、工作环境的改善，以及公共卫生的改善。在启蒙思想和社区生活的新人文精神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和英格兰，几乎同时出现了与改革相关的建议和行动，这并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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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G.F.耶格施密特（逝于1775年）在调查了普福尔茨海姆的精神病院的情况后，提出应该给予精神失常程度较低的病人更多的自由，而只对使用暴力的病人进行约束。此外，他坚持认为应雇用受过适当训练的护理人员来照顾病人，并应定期向督导医师报告。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实现，但在1788年，文森佐·恰鲁吉（1759—1820）在佛罗伦萨的圣博尼法乔医院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如果按时间顺序，恰鲁吉的改革要早于法国的菲利普·皮内尔以及英国的威廉·图克。不过，因为他是在1793年至1794年间发表的有关精神失常的论文中才第一次谈及他所做的一切，而且他使用的是相当晦涩难读的意大利语，所以读者甚少，并没有对他那个时代的实践产生应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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