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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死亡率，可以了解到这些发展对产科的影响。在表1中，英国产科医院的平均数字表明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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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10年或1820年，死亡率又开始上升，持续到19世纪“饥饿的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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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情况和人 。对特定群体健康的关注也体现在对某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工作条件和疾病的关注中。虽然早在1700年，伯纳迪诺·拉马齐尼就发表了其有关工人疾病的经典著作，但直到18世纪中叶后，人们才在职业福利方面有了进一步的重大贡献。在18世纪后半叶，海军和军事医学占据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医生们的注意力。詹姆斯·林德（1716—1794）、吉尔伯特·布莱恩（1749—1834）和托马斯·特罗特（1760—1834）在改善海员健康，特别是消除皇家海军坏血病上所做的贡献值得一提。林德建议使用柠檬汁防治坏血病，并提出其他建议来改善海员的生活条件和个人卫生，从而有助于减少斑疹伤寒的发病率。在法国，林德的研究成果被法国海军医学权威伯松尼埃-德斯伯里埃采用。英国的约翰·普林格（1707—1782）、德国的E.G.鲍丁格（1738—1804）和J.P.布林克曼（1746—1785）也注意到了士兵的疾病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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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语区，矿工和金属工人的疾病受到了极大的关注。Z.G.赫兹蒂（1786）、E.F.黑本施特赖特（1791）和乔治·阿德尔曼（1803）分别研究了普通工人的健康状况。在英国，罗伯特·威兰（1757—1812）描述了工人所患的各种皮肤病—制鞋工人和金属工人的皮炎、杂货商的瘙痒、洗衣女工的湿疹和面包师的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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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头几十年里，法国在公共卫生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例如，1817年，海军外科医生凯洛卓恩（1769—1857）在大量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关于海军卫生的书。A.L.格斯（生于1791年），人类学家、希腊解放战争参与者，他在1816年、1817年发表了两篇关于危险贸易的论文。这种兴趣还表现在1822年出版的帕特西耶翻译的拉马齐尼作品中，帕特西耶将自己的观察所得加入其中。F.E.富德雷（1764—1835），一位具有独创精神和影响力的公共卫生思想家，在1825年发表了他的《关于国家贫困问题的历史和道德论述》，讨论了圣安蒂安和马赛的大工厂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接着，在1829年，一本专门研究公共卫生的期刊甫一面世便享誉国际，直到今天仍在出版。这本杂志就是《公共卫生和法医学年鉴》，它在职业健康方面投入了大量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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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华德（1726—1790）所做的调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从个人到公共层面实现卫生目标的努力。他通过调查揭露了英国监狱可怖的状况。作为贝德福德郡的高级治安官，他熟悉监狱的条件，并承担了调查监狱状况的任务。177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监狱的状况》，全面报告了自己的调查情况，并对所揭露的罪恶提出了补救措施。他的调查在许多方面都可作为19世纪卫生改革者工作的先行探索和典范。它证明了研究社会弊端对社区健康是有效的，同时还证明了在处理这类弊端时调查所具有的价值。霍华德通过揭示监狱与监狱热病的关系，引发了公共舆论，使得改善监狱环境成为可能。他由此指出，当有关社会疾病的事实被强行展示给人们时，人们就会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被唤起的公共舆论可以用作推动改革的杠杆。霍华德终其一生都致力于监狱改革，为此，他奔走于欧洲各地，而讽刺的是，他却因监狱热病死在了乌克兰的赫尔松。拿破仑战争之后，霍华德的事业在英国由伊丽莎白·弗莱、托马斯·福沃-鲍克斯顿和其他贵格会慈善家们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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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失常与良知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愤怒的呐喊并不是针对精神病人发出的，但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准确形容这个群体了。18世纪，疯子被关在监狱、济贫院、精神病院，而疯癫的原因则被归结为罪恶、魔鬼的行为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其中包括体内排泄物的潴留、情绪紊乱、饮食不良和睡眠不足。愚昧、迷信和道德谴责主导了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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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人陆续发声，试图穿透那笼罩在神秘精神病本质上的无知和恐惧的厚重帷幕。他们当中就有16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约翰·韦耶、雷金纳德·斯考特、菲利克斯·普拉特，以及17世纪的其他一些医生和哲学家。然而，多数情况下，这些发声都是荒野里的呼喊，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到18世纪末，各种力量运作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精神病患者的护理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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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精神疾病的改革并不是一场孤立的运动。它是人们更为关注的人的权利和生存条件的一部分，因此，它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运动息息相关：刑罚制度的改革、对儿童护理的关注、工作环境的改善，以及公共卫生的改善。在启蒙思想和社区生活的新人文精神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和英格兰，几乎同时出现了与改革相关的建议和行动，这并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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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G.F.耶格施密特（逝于1775年）在调查了普福尔茨海姆的精神病院的情况后，提出应该给予精神失常程度较低的病人更多的自由，而只对使用暴力的病人进行约束。此外，他坚持认为应雇用受过适当训练的护理人员来照顾病人，并应定期向督导医师报告。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实现，但在1788年，文森佐·恰鲁吉（1759—1820）在佛罗伦萨的圣博尼法乔医院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如果按时间顺序，恰鲁吉的改革要早于法国的菲利普·皮内尔以及英国的威廉·图克。不过，因为他是在1793年至1794年间发表的有关精神失常的论文中才第一次谈及他所做的一切，而且他使用的是相当晦涩难读的意大利语，所以读者甚少，并没有对他那个时代的实践产生应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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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远的影响来自英国公谊会于1792年在约克成立的疗养院。该疗养院项目是威廉·图克（1732—1822）的心血结晶，他是一名茶叶和咖啡商人，也是一名贵格会教徒，他被1777年成立的约克疯人院恶劣的环境所刺痛，开始采取行动。这座可容纳三十名病人的疗养院于1796年投入使用。在那里，图克引进了一种基于常识和基督教教义的治疗方法，尽其所能为病人提供一个温馨的环境。良好的食物、新鲜的空气、运动和娱乐代替了暴行、铁链和半饥饿状态。图克证明了，相比严格的禁闭，友善的管理是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他所做的事在美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美国人以这家疗养院为模板，于181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兰克福开设了朋友之家精神病院，1821年在纽约开设了布鲁明代尔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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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图克构思他的项目的第二年，一位法国医生在更戏剧化的条件下，于革命的动荡和战争的警报中，做了类似的事情。这位医生是菲利普·皮内尔（1745—1826），他于1793年被任命为巴黎比塞特尔医院的内科医生，医院里面关押着病人。皮内尔深信，建立在仁慈、同情和最低限度的机械式约束之上的治疗方法，比他那个时代所盛行的野蛮方法有效得多，于是他在1793年解除了53名精神病患者身上的锁链。结果是鼓舞人心的。三年后，他成为巴黎第二大精神病院萨伯特慈善医院的医生，这家医院收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妇女。在那里，他采取了一个与图克相似的治疗方案，并最终证明了人道治疗对精神病患者的价值。皮内尔在其于180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论精神失常的医学哲学》中展示了他的道德治疗方法的系统和结果。他的作品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以及英国和美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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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病患者治疗的改革产生了一个较为重要的成果，那便是精神病院的建立。在英国，图克等人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在19世纪初第一次成形，即1808年颁布的《郡级精神病院法》以及1815年和1819年颁布的修正法案。第一所郡级精神病院于1811年在诺丁汉开业。到1815年，已有三家郡级精神病院投入使用，到1842年，共有16家病院。总体而言，这些机构在使用人道治疗方法和制定精神病患者专业护理标准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19世纪前三十年里，美国也出现了这种为精神病患者建立专门机构的运动。这些医院最终使精神疾病的科学研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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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与诊所 。精神病院的发展与综合医院及诊所的兴起同步。18世纪初，除伦敦以外，英国几乎没有医院，即便是在伦敦，医院床位也不足够。然而，生病的穷人需要这些设施，尤其是在大都市。伦敦正处发展期，工资待遇高，工人们纷纷被吸引到这座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无法满足所需的居住要求，生病时便没有资格享受教区的救济。当时有两家较老的医院，分别是圣巴塞洛缪医院和圣托马斯医院，但它们也人满为患，无法照顾到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后，1719年，伦敦的一群教友和医生在威斯敏斯特组建了慈善协会，为那些无法获得适当护理的病人提供治疗。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医院的开始，不久之后，其他机构也相继成立。它们是盖伊医院（1724）、圣乔治医院（1733）、伦敦医院（1740）和米德尔塞克斯医院（1745）。截至1797年，七所综合医院共拥有1 970张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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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世纪中叶，一些特殊医院诞生了。伦敦医院是为了“救济所有生病和不健全的人，尤其是制造商、商船船员及其妻子和子女”而建立的。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目标则更为具体，它成立于1746年，专门治疗天花病人，以及推广疫苗接种。同一年建立的洛克医院是专门服务性病患者的。还有前文提及的那些为产科病人和弃婴提供救助的医院。1751年，圣卢克医院成立了，这是一家为精神病患者服务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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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至1800年，伦敦医院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此后又再度增长。在19世纪的前四十年间，伦敦共建成了14家医院。虽然有些是综合医院，但很明显，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特殊医院。就这样，伦敦热病医院于1802年成立，伦敦皇家眼科医院于1804年成立，皇家胸科医院于1814年成立，皇家耳科医院于1816年成立，皇家国立骨科医院于1838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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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伦敦以外的地方感受到了这些趋势的影响，也开始了发展。温彻斯特于1736年建立了第一家省立医院。由此，这种变化迅速蔓延至布里斯托（1737）、约克（1740）、埃克塞特（1741）和利物浦（1745）。到1760年，有16家省级医院，其中14家为综合医院。到1800年，有38家省级医院；到1840年，则有114家。类似的影响也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发生，到18世纪末，大多数城市和较大城镇中都建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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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建立医院的同时，人们意识到，必须有其他类型的机构对医院进行补充。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诊所应运而生。关于诊所的想法或许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直到1769年诊所才正式出现。这便是乔治·阿姆斯特朗医生在伦敦霍尔本红狮广场的一所房子里所开设的婴儿贫民诊所。当时还没有上门服务可以提供，尽管已有人提议这么做。在阿姆斯特朗诊所开业后，贵格会医生约翰·考克利·莱特森和他的一群伙伴在1770年成立了综合诊所。综合诊所的显著特点是还提供上门医疗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提供上门医疗护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在产科领域，这种安排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英国科学助产术之父威廉·斯梅利发起了一项计划，他和他的学生们来到贫困妇女家中，为她们免费看病。在综合诊所，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不能到诊所就诊的病人。在莱特森的示范下，诊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伦敦和各省。1770年至1792年，伦敦共开设了15家诊所，从1715年到1798年，各省则开设了13家诊所。到1840年，伦敦有23家诊所，各省则有8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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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医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西班牙征服者建立了一些与欧洲机构类似的机构，并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又陆续建了一批。这些机构都是在教会或临时的市政或国家当局的主持下创建的。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遵循了母国的模式。18世纪中叶，随着1751年宾夕法尼亚医院的开业，费城也第一次成功地建起了一座综合医院。纽约医院，美国第二历史悠久的医院，在1791年开始接诊病人。尽管开端良好，但美国的医院发展得很缓慢。停滞的原因主要是那里的城市和大型城镇数量稀少。到1825年，纽约市又多了两家医院，一家综合医院，一家眼耳科医院。综合医院也相继在波士顿、巴尔的摩、辛辛那提和萨凡纳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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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和19世纪初在英国建成的医院和诊所是促进健康和拯救生命的重要因素。虽然很难从统计学上估量这种影响，但看起来，这些机构明显有助于医疗信息的传播，并帮助人们了解基本的卫生知识。此外，它们并不属于政府事业，而是公民个人自愿努力的结果，其资金来源是捐款和遗赠。显然，无论是志愿医院还是诊所，都不是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然而，这些机构的建立创造出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将在19世纪公共卫生运动处理由工业化带来的健康问题的努力中变得广为人知。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阶段性：第一，个人或有影响力的小群体认识到社会弊病；第二，通过个人主动性进行研究、地方实验或改进；第三，通过这些努力，进而起到启迪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并吸引政府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最后，这种鼓动会导致政府采取行动，如结果理想，还会立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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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医院的发展不只限于英格兰或美国。18世纪和19世纪初，法国的市政发展需要对医院设施进行大量扩建。到1830年，巴黎有不少于三十家医院，容纳了约两万名病人。仅主宫医院就有一千张床位。德语国家也有类似的进展，虽然程度不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机构是在政府的主持下建立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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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医院具有宝贵的价值，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护理方面就很原始，多数情况下卫生条件恶劣，而且由于错误的经济观念，病房也人满为患。18世纪末，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现状。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也研究了医院的状况，并提出了改进建议。在海军卫生先驱詹姆斯·林德的影响下，海军对通风系统进行了改善，安装了更好的卫生设施，引入了更高的清洁标准。在爱尔兰，那里的医院于19世纪初进行了第一次正式改革。法国医院的条件比英国差得多。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就有人建议放弃巴黎的主宫医院，将病人转移到即将建成的新医院去。革命政府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每家医院的病人都应有自己的床位，且病床之间的间隔距离为三英尺。到了19世纪初，条件已大大改善。德国和奥地利的医院情况与法国相似，但它们的条件也是到19世纪头几十年才出现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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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生活 。按照现代标准，18世纪的大多数城市和较大城镇的卫生状况都十分糟糕，极为肮脏，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以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伦敦的住所为例，那里飘荡着“一千种臭味”。城市的卫生条件很差，某些方面甚至比17世纪还过分。街道和小巷常常脏乱不堪，打扫得很不干净。污水和生活垃圾经常被扔出门窗外，屠宰就在公共场地上进行。这些情况在斯威夫特的诗中得到了生动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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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各地涌来的狗贩，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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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颜色和气味的垃圾似乎都在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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