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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虽然对推进卫生改革事业卓有成效，但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许多研究都是针对公共机构中的人群进行的，例如，医院的病人、监狱的囚犯和收容所收容的人。因此，收集的样本基本都太小或没有代表性。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但仍有证据表明，统计结果的精确性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凭经验来解决的。其中一点是，何时可以判定观察数量已到达可以避免误差的规模。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操作规则。在对纺织工人的研究中，维勒梅只有在观察的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人时，才会计算工人大致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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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学界的统计学家还在摸索解决精确性问题的方式时，数学家已经研究出处理这一问题的工具。拉普拉斯的伟大著作《概率论分析》于1812年问世。在这部著作中，他呼吁人们注意概率论对医学调查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对此开展进一步研究。然后，在1837年，普瓦松发表了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关于判决的概率研究》，其中他展示了如何计算两组观测频数之间差异的平均误差，这一操作方法可直接应用于公共卫生的统计问题。三年后，普瓦松的学生朱尔斯·加瓦雷发表了《医学统计原理》，他在书中也应用了普瓦松的研究成果。不过，尽管加瓦雷的论著颇具价值，却并未应有的重视。例如，在此书问世十年之后，盖伊仍然认为：“应用数学家的公式对观测结果而言作用非常有限；如果应用不慎，可能导致非常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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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平衡的、踟蹰的和不确定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卫生领域所特有的。这是一般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方面，反映了19世纪中叶之前各种生物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历程。约瑟夫·A.熊彼特在其所著的《经济分析史》中，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与统计分析的关系给出了类似的描述。然而，恰巧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成功地在以观察和枚举法汇编出的社区卫生数据中加入了数学分析，迈出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步。这归功于比利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道夫·凯特勒（1796—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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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凯特勒做了什么？他收集了他那个时代的统计趋势和发展，把它们构建到一个指导性理论概念的体系中，并试图阐明把它们运用到实践中的方式。凯特勒发现，变化是所有生物和社会现象的特征，并且这种变化发生在一些观察值的平均数附近。基于这一发现，他设计出一种方法论，包括确定统计平均值，确定平均值附近的变化极限，以及弄明白发生变化的条件。此外，他还证明了平均值附近的观察值的分布与概率曲线上的概率分布是一致的。这一方法论的理论表达形式是凯特勒的“平均人”概念。他所做的贡献在其1835年出版的《论人类》一书中初见端倪，而全面的成熟则是在他那本于1848年出版的《社会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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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凯特勒更合适做出这些重要的贡献。在1823年和1824年访问巴黎期间，他与对概率论感兴趣的法国数学家们有了密切的接触，其中包括拉普拉斯、傅里叶和普瓦松。后来，他还与从事健康问题统计研究的法国医生们建立了友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分别是维勒梅以及伯努瓦东·德·夏都。通过这些接触和所受的影响，以及由于他自身与官方统计数据处理的关系，凯特勒掌握了大量的资料。此外，作为许多统计会议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得以大范围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最后，正因为凯特勒将其数学分析的结果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他的著作才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受众，使他的思想被人所赞赏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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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计学处理公共卫生问题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此时弗朗西斯·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开始攻克相关差异和频率分布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开启了卫生问题统计分析的最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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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孺优先 。改善城市卫生运动与改善工作条件的需求密切相关。早期工厂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包括在恶劣和不卫生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大量雇用妇女、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在无保护的情况下使用机器以致事故频发，以及通风设备和用餐时间不足。工厂的改革可以说始于1802年英国颁布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这项法案禁止棉纺厂和毛纺厂的贫民学徒上夜班，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工厂法》，而只是对《伊丽莎白济贫法》的一种延伸，使其涵括教区学徒。由于政府要对这些孩子负责，所以在必要时不得不对学徒的工作条件加以调整。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又通过了其他几项措施。到1831年，21岁以下的工人被禁止上夜班，而每周工作69小时的规定也扩大到适用于所有18岁以下的工人。不过须记住，这些措施只适用于棉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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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33年，第一部有效的《工厂法》才得以通过，而这不过是工农业利益集团与工人自身持续骚动之间激烈冲突的副产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统治集团的两大阵营，土地所有者和制造商，展开了一场范围更广的斗争，工厂改革运动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时，工厂工人们把鼓动议会改革与要求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和禁止雇用童工关联在一起。争取每天工作十小时的战役开始了，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1833年工厂法》颁布了。然而，令工人们深感失望的是，只有童工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事实上，制定该法的委员们对那些伸张十小时工作制的委员会进行了谴责，理由是后者“似乎从未考虑过适用于工人阶级的供求法则”。他们支持保护儿童的相关立法，但认为将其适用于成年男女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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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适用于除花边厂以外的所有纺织厂。法案全面禁止工厂雇用9岁以下儿童，并规定9～13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或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对于13～16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限为12小时，每周为69小时。法案还禁止儿童清洗运行中的机器，并要求每个工厂主每天为其工厂工作的所有儿童提供两小时的学校教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该法任命了四名督察员来确保执法。他们有权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工厂，传唤证人提供信息，甚至在必要时通过一些次要的细则。他们收集到的信息被用来草拟有关工厂状况的年度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督察员不仅限于其法定的职责，而且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工人的社会生活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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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运动，以及许多矿难的发生，公众开始注意矿井的工作条件。人们认为有必要研究矿井的条件，似乎也是因为他们怀疑那些被禁止在工厂工作的儿童正被送进煤矿业中。1840年，在艾希利勋爵的提议下，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矿井和工厂童工问题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四名成员组成，其中两名是积极参与卫生改革的内科医生索斯伍德·史密斯以及曾在1833年参加过工厂委员会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约有二十名副专员被委派到他们手下工作。1842年，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关于矿井的报告。该报告加入许多生动的图画，描绘并证明妇女儿童在矿井工作的情景。这些特写是由索思伍德·史密斯编进报告的，其目的是“让那些可能认为自己太忙而无暇阅读报告内容的国会议员能在翻开报告时瞥见这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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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披露了煤田的社会弊端，给公众舆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除了北斯塔福德郡（那里的陶器厂对青少年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外，所有煤田都普遍雇用年幼的童工。妇女劳动力的雇用只在某些地区盛行。她们主要是被安排在狭窄的通道上拖或推煤车，煤车通常不超过18英寸高；她们还要用背篓把煤运到地面上。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矿井的工作不利于长寿或健康。导致伤残或死亡的事故发生率很高，并且，把矿区的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的数字与英格兰和威尔士其他地区的数字进行比较后发现，矿区的死亡率是农作区的4～5倍。然而，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力廉价又充足，它几乎是一个让雇主无法抗拒的理由，压倒了所有关于安全或健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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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披露的内容震惊了英国公众。矿井工作给妇孺健康带来的有害影响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深感愤怒，但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宗教教育在矿区儿童中的彻底缺席，以及在易导致伤风败俗的环境下，女人几乎是全裸着与男人并肩在矿井中作业。报告发布一个月后，艾希利向议会提交了一项矿业法案。经过激烈的抵抗和些许的让步，《1842年矿业法》获得通过。该法案禁止雇用妇女和10岁以下的男孩从事地表下工作，规定15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驾驶蒸汽机，但对工作时间没有加以其他的限制。法案还设立了矿井监察局，这对未来而言意义重大。虽然法案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而且在一开始并没有为确保条款生效而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但是，规范矿井作业条件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了，也为今后的行动开创了宝贵的先例。《1842年矿业法》是一系列立法行动中的第一枪，虽然这些行动起初只是间接地起作用，但后来便是直接地对英国矿业工人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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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工厂法和矿业法不仅具有其内在价值，还或多或少体现了19世纪英国为保护工人而构建的立法体系的整体面貌。所有重要的法案都是以公众鼓动和公开调查为先导，历经坚决抵制后才得以制定成文。总的来说，从1830年至19世纪末，工厂法和矿业法的发展中几乎没有煤老板、制造商和其代言人的贡献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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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初，孜孜不倦的艾希利勋爵又向议会提出了《十小时工作时间议案》。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该议案在1847年正式成为法律；在这场辩论中，历史学家麦考利宣称立法者有责任保护人类免受工业需求的影响。1848年5月该法案生效，它规定所有妇女和13～18岁的年轻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为58小时。接着，在1850年，紧随其后的《工厂法》又规定妇女和年轻人的法定工作日为一天当中的上午6时至下午6时，其中包括一个半小时的用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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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19世纪中叶，已经有了一些虽有限但重要的措施，用来规范工厂和矿井的工作条件。其中主要的成就包括任命督察员，限制少数行业（主要是纺织业）的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制定安全法规（特别是针对机器围栏的设置）。但上述法案并没有涵盖大部分的工业人口，在多年后，其他行业才被纳入工厂立法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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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法律的保护范围开始扩大到非纺织业的工人。约翰·西蒙在1860年至1862年的报告中披露了工业工人和家庭雇工健康不佳的状况，这些报告与1861年童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同促成了《1864年工厂法》的通过。它将制陶、火柴、织物和花边、纸张染色以及许多其他已经实施《工厂法》的行业置于其监管之下。而《1867年工厂法》则将其他一些行业纳入监管范围，包括铸铁厂、铜和黄铜铸造厂、高炉厂，以及在一般情况下会雇用五十或五十人以上的制造企业。同年颁布的《工场管理法规法》，则适用于雇用五十人以下的制造企业。1860年，整合之后的《煤矿法》的颁布使矿井督查员组织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将督查范围扩大至与煤坑相关的铁矿，增加了新的安全规定，同时将下井男童工的年龄提高至12岁，将机床工的就业年龄提高至18岁。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任何立法行动来补救或改善职业病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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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现代工业的兴起，特别是在莱茵河畔的新兴工业区，纠正工厂和矿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必要性凸显出来。1839年，普鲁士王室颁布法令，限制工业领域对童工的使用。法令还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禁止9～16岁的童工上夜班，规定童工每天最长工作时间为10小时。颇具特色的是，这项法律是根据军事外科医生的报告而制定的，报告称，雷尼什工业区居民的军事素质下降了。地方官员、教师和牧师负责这项法律的执行工作。1840年，巴伐利亚和巴登也颁布了类似的措施。1853年，普鲁士颁布了另一项法律，禁止雇用12岁以下的儿童，并规定须检查该法的遵守情况。1865年6月24日，普鲁士通过了《普通采矿法》，要求督查员调查矿井的安全程度，并上报任何会危及矿工生命和健康的情况。这部法律后来（1869）被纳入北德意志联邦的《工业法典》中。该法规禁止雇主雇用12岁以下的儿童，规定14岁以下儿童每日的工作时间不超过6小时，禁止所有年轻人上夜班。符腾堡州和巴登州（1872），以及巴伐利亚州（1873）都陆续采用了该法。而工厂的检查要等到1878年，德意志帝国才对此进行强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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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比利时工业监管的立法可追溯至1813年，当时有一项敕令，其内容为禁止雇用10岁以下儿童在矿井作业，规定一系列保护措施，并把督查工作分派给矿井工程师。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解体和比利时王国的建立，这项敕令似乎被废除了，因为在19世纪，比利时矿场的童工现象相当普遍。各种尝试都无法阻止这种罪恶的发生，直到1884年，为了根除它，政府采取了立法措施，并对妇女儿童的劳动加以规范。除前文提及的1813年法案外，法国1841年法案是法国关于童工规范的第一部劳动法。该法禁止工厂雇用8岁以下的儿童。年龄在8～12岁之间的儿童，每天允许工作8小时；12～16岁的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但人们并没有遵守法律。在整个七月王朝期间，工厂及矿井中男女老少的工作条件仍然十分恶劣。1848年革命提出了社会立法的重要原则，并在社会医学的概念下提出了卫生计划。事实上，民众的健康状况极差，以至于路易·拿破仑在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试图通过一项社会立法计划来讨好工人，这项计划中包括养老金、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以及为受伤工人提供赔偿方案。然而，这些期望和计划的实际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直到1874年通过卢塞尔法，在工厂和矿井中工作的妇女和12岁以下的儿童才获得全方位的保护。立法本身并不关心成年男子的工作条件，也并未在维护他们的健康方面给予任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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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工厂和矿场工人健康的担忧，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情况密切相关。19世纪初，与工业主义相伴而来的，是妇女、儿童在阴暗、不卫生的工厂中遭受剥削。在1830年至1880年的五十年间，人们为改善工厂劳动者的境况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最基本的规章制度的实施——工作时间的缩短，就业年龄的限制，安全法规的引入。其中重点关注对象是妇女和儿童。1848年，宾夕法尼亚州启动了童工立法。第二年，纽约颁布了一项禁止雇用十岁以下儿童的法律。到1860年，北方的一些工业州也都颁布了类似的童工法。然而，这些法律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工厂检查这一环节。此外，也没有法律可以解决工作条件不良的问题。对后一问题，马萨诸塞州是最早进行建设性处理的州之一。从1852年起的三十年间，马萨诸塞州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涉及蒸汽锅炉的安全装置、纺织厂的除尘、工业机械的防护措施，以及工厂的适当照明、供暖和通风条件。1888年，全面的工厂检查终于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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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为改善工厂及矿井工人的状况，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其中妇女和儿童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面对儿童的恶劣工作环境以及雇用妇女儿童进行井下作业的事实，人们做出了反应，发起了改善行动，但直到19世纪末及20世纪，人们才开始采取措施来处理成年男性工人的状况。此外，改善行动中的许多内容与职业病的当代医学研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关联。工业工人健康状况不佳的医学证明被用来支持改革事业，但对职业健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有关工业环境规制的机构和团体之外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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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段时间，一些研究在18世纪拉马齐尼等人打下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国在19世纪早期乃至更晚的时候都是职业健康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头羊。早在1822年，帕蒂西耶就向医生们提供了拉马齐尼著作的法文译本，尽管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观察所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其他医生也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原创性的研究。显然，我们无法讨论他们所有人，而且有几位医生已经在前文提到过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维勒梅，他已多次出现在我们之前的讨论中。这一时期法国另一位伟大的卫生学家是A.帕宏·杜夏特雷（1790—1836），他以一篇关于巴黎娼妓的论文而闻名，杜夏特雷主要关心的是下水道问题以及下水道工人的健康问题。1838年，L.坦克雷尔·德·普朗切斯（1809—1862）发表了他关于铅中毒的经典论文。L.F.伯努瓦东·德·夏都（1776—1862）和H.C.朗伯德（1803—1895）则讨论了不同职业对肺结核的影响。不仅是医生在关注这些职业健康问题。化学家J.B.A.柴福利亚（1793—1879）展开了对工业有毒物质的研究。1846年，内科医生Th.V.J.卢塞尔（1816—1903）发表了关于火柴厂工人疾病的论文，这是研究职业性磷坏死的先锋之作。安布罗斯·塔尔迪厄研究了职业性坏疽，并于1849年出版了专著，他对19世纪中期的职业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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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职业健康问题在英国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英国第一部关于职业影响健康的原创作品出版于1831年，由利兹的外科医生萨克雷所著。人们对职业与医学相关的方面慢慢感兴趣起来，更多的文章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专业期刊上。英国当时最优秀的调查研究是威廉·法尔的统计分析和由约翰·西蒙指导编撰的报告。其中尤为重要的是E.H.格林豪在19世纪60年代对英国制造业地区工业病流行情况的研究。他特别关注肺部的粉尘疾病。另外，还有其他研究火柴厂工人的下巴坏死病（磷毒性颌骨坏死）的报告。然而，直到20世纪，这些研究产生的影响才全部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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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19世纪以前还没有关于职业健康的医学研究。当然，像科顿·马瑟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学者兼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职业会引发的某些危害。例如，富兰克林发现排字工人和其他从事铅作业的工人有铅中毒的情况。在19世纪早期的出版物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来自拉马齐尼和其他欧洲作家的影响，如匿名作者的《关于文学家的精神错乱……》（1825）以及G.海沃德的《关于文学生活中的疾病的演讲》（1833）。然而，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先驱作品一般被认为是本杰明·W.麦克里迪于1837年为纽约州医学会撰写的获奖论文。这篇题为《论美国各行各业对疾病产生的影响》的文章不仅深受萨克雷的影响，还受到了第一波日益增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引起医生和其他人注意的许多问题都出现在1837年至19世纪70年代的出版物上。其中包括：约翰逊，《铅绞痛》，《圣路易斯医学外科杂志》，1847—1848年；斯基尔，《铅绞痛，或矿井病》，《圣路易斯医学外科期刊》，1848—1849年；加德纳，《缝纫机的卫生》，《美国医学时报》，1860年；威曼，《对灰尘的观察》，《波士顿医学杂志》，1862年；卡彭特，《采矿业对健康和生活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州医学会议事录》，1869年；沃克，《人民的职业》，《大西洋月刊》，1869年。此外，还有西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采矿业的发展所催生的大量由医生、工程师和非专业人士撰写的有关矿山卫生的文献。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围绕这一主题以及工业健康其他方面的文献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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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关于工业健康方面的知识正在慢慢累积，待到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改善工人健康——而将医学研究、行政管理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的时候，则是20世纪结束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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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时期 。虽然工厂和矿井工人的环境正逐渐得到控制，但传染病的暴发和一般卫生问题仍然是从事社区健康工作的人所关切的重点，因为这是一个大流行病的时期。19世纪，欧洲和美洲曾四次遭受全球性流行病亚细亚霍乱的严重侵袭。而在美国，黄热病比霍乱更可怕。从1793年可怕的费城黄热病开始，一系列的大瘟疫周期性卷土重来，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霍乱和黄热病的出现使人们惊慌失措，但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其他传染病也不断出现在城市社区，有时极为严重，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其中最严重的要数天花、斑疹伤寒、伤寒、痢疾、白喉和猩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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