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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英国彭里斯的威廉·泰勒首次发现牛奶是伤寒病的传播媒介。但直到1881年,人们才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牛奶具有传播流行病的危险。那一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上,欧内斯特·哈特利列举了50次伤寒流行、15次猩红热流行和4次白喉流行,它们都是由牛奶引起的。1909年,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发布了著名的《第56号公报》,其中列出了1880年至1907年间暴发的500起乳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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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纽约市细菌实验室的W.H.帕克发现,夏季送到顾客手中的牛奶普遍遭到细菌的严重污染,每立方厘米牛奶中就可能含有超过500万个微生物。随后,在1902年,他与著名儿科医生L.埃米特·霍尔特一道,着手研究婴儿腹泻(婴儿霍乱)的问题,以及它与饮用牛奶的细菌学关系。研究结果于1903年12月发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炎热的天气里,喂养婴儿的牛奶的种类会影响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喂养前没有对牛奶进行加热,乳品的细菌污染就会对婴儿的健康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人们做出的下一步努力,是争取获得在清洁和卫生条件下生产出的牛奶。1902年,纽约市卫生局委派检查员探访为本市供应牛奶的牧场;他们将调查牛奶的生产条件,并“致力于教育农民正确认识牛奶生产所需的卫生条件”。铁路公司被告知,运送牛奶的车厢必须有适当的冷藏条件。此外,卫生局开始严格监督市内牛奶的分配和销售。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改善现有的情况,但仅靠检查和教育制度来保护消费者无法触及无症状携带者这一问题,这才是疫情暴发的源头。1909年8月,纽约市的伤寒病例突然增多。某种奶源被证实是几百个病例的共同点,最终,人们发现了传染源,是一个携带慢性伤寒病毒的乳品从业者。由于这次疫情和其他疾病的相继暴发,纽约市卫生委员会在1910年通过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饮用牛奶都必须经过巴氏杀菌处理。接着,在1912年,委员会对所有进入城市销售的牛奶实施分级制度和标准。从那以后,纽约的婴儿,无论家庭贫富,都能喝到干净的乳品。婴儿从牛奶改善措施中的受益程度,可通过夏季腹泻死亡人数的实际归零得到证明。到1923年,炎热天气通常会导致婴儿死亡率大幅上升的情况几乎没有再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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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较详细地介绍了纽约市官方为儿童健康所采取的行动,是因为这些行动说明了美国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要素和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纽约市在地方一级所做的工作被各州和联邦政府发扬光大。路易斯安那州于1912年在州卫生局下设立了一个儿童卫生部门;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各州也纷纷效仿。1912年4月9日,塔夫脱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设立了儿童局,负责调查和报告“与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儿童福利和儿童生活有关的所有问题”,这表明了联邦政府对儿童健康领域的认可。政府赋予的广泛权利反映了儿童局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氛围。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想法来自弗洛伦斯·凯利(1859—1932)和莉莲·瓦尔德(1867—1940),她们两位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25年间为阻止工业化所催生出的严重社会弊端,为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立法开辟新的道路而勇于献身、抗争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员。凯利夫人是伊利诺伊州的第一任首席工厂督查员,其后又担任过全国消费者联盟总书记;瓦尔德小姐在美国创立了公共卫生护理机构,并在纽约建立了亨利街安置会。早在1900年,凯利夫人在其一系列关于童工的演讲中就曾建议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负责处理婴儿死亡率、出生登记、孤儿院、童工、遗弃、私生子和堕落等迫在眉睫的问题。1903年,瓦尔德小姐则建议成立一个联邦儿童局,并提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注意,罗斯福总统答应给予支持。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以及争取社区领袖的支持,这项提案于1906年递交给了国会。接着又是六年的鼓动、争论和宣传,提案才最终得以通过。珍妮·亚当斯在赫尔馆的助手朱莉娅·C.莱思罗普被任命为儿童局局长。政府对该局的拨款最初只有26 640美元,该局明智地将其大部分投入国会分配的地区侦察工作中。该局在20世纪30年代前收集的许多数据,为后来联邦政府在母婴福利方面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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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保护产妇,就无法保护婴儿,这是儿童局制订其方案的原则之一。这不是一个新想法,二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并付诸实践。法国产科医生阿道夫·皮纳德(1844—1934)于1890年在巴黎的鲍德洛克妇产医院建立了第一间“产妇诊疗室”。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将三十年前由卡隆发明的“育儿法”一词推广开来。皮纳德充分意识到母婴福利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主张,母亲应该有偿护理孩子;换句话说,必要时,母亲应该从社区领取养老金、生育津贴或其他补贴,以确保她的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据热内·桑德称,伦敦医生斯宾塞于1891年曾开办过一个类似的机构。但即便如此,引发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的,还是爱丁堡辛普森纪念妇产医院的约翰·威廉·巴兰坦(1861—1923)所撰写的著作。1901年,他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一篇论文,主张为孕妇提供产前病床。那一年,医院给他安排了一张病床,在随后的几年里,床位数量不断增加。该院于1915年成立了产前中心,医院的护士开始对孕妇进行家访。在此期间,英国的其他妇产医院也开设了产前门诊。1942年,英国有75.9%的产妇接受了产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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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产前护理在美国也开始受到重视。1908年,纽约户外医疗诊所儿科部提供了第一个有组织的护理方案。一年后,在妇女市政联盟的赞助下,波士顿开始为孕妇提供上门护理服务。1912年,圣路易斯也开始提供这项服务。儿童局最初参与产妇保健领域的工作,是通过研究产妇死亡率,并为母亲提供所需指导。为了后一目的,儿童局于191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产前护理》的小册子,自此之后它一路畅销,经久不衰。从那时起,美国的产妇护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35年,有63%的婴儿是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出生,有13%的活产儿不是医生接生的。到1956年,这个国家出生的婴儿中几乎95%是在医院分娩,97%的登记出生是由医生接生。除此之外,近年来,孕妇向医生咨询产前护理的平均次数为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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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产妇护理价值的认识,加上医学知识的进步,使得过去三十年的母婴死亡率急剧下降,母婴健康状况得到普遍改善。虽然美国仍有一些地区和群体——主要是农村、低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于平均线的群体——没有充分享受到这些福利,但即使是这些地区和群体,近年来也有一定的改善。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联邦政府的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母婴保健工作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发展迅速。1918年,英国通过了《母婴福利法》,从而迈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通过向私营和公共机构提供补助金,有力地刺激了产前和儿童福利工作。1921年,美国通过了《母婴法》(俗称《谢珀德-唐讷法案》)以及其他类似法案。由于《母婴法》是关于婴儿和产妇死亡率的研究的直接产物,它是联邦资金用于卫生和社会福利目的的第一项措施。在七年的时间里,一个以联邦与州合作为基础的成功方案得以实施,但在1929年,该方案未能获得国会的进一步拨款。然而,六年后,该方案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制订,成为《社会保障法》第五章。这一节授权每年通过儿童局向各州提供赠款,帮助他们扩大和改善妇幼保健服务以及面向残疾儿童的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儿童局还通过州一级的机构为军人的妻子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婴儿及产妇护理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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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局坚持儿童福利理念的广泛性,涵盖儿童生活的所有社会层面,坚持在所有方案中使用合格人才,并鼓励地方和州一级社区制订自己的妇幼福利方案,故儿童局在美国发展社区卫生的这些领域起到了领导作用。但是,在发展妇幼保健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有一种模式是整个社区卫生行动的特点。这些进步如潮水般涌来,是由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妇幼保健运动的起源深深植根于20世纪初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在美国,它一直是更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在政治上以威尔逊的新自由为目标,在社会上以努力遏制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为目标。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片常态中它逐渐消退,但它为革新浪潮的再次翻涌奠定了基础,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发展为罗斯福新政。大萧条的痛苦经历激起了公共卫生活动的复苏,它与40年代为满足战争时期卫生需要所制订的方案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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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儿童的健康 。在人们为母亲和婴儿行动的同时,还发展了专为学龄儿童提供的医疗服务。从18世纪以来,我们见证了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一些努力。在法国,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了学校医疗检查的原则,但直到19世纪,这一原则才被付诸行动。根据1833年出台的一部法律和1837年的一项皇家法令,法国校方有责任监督儿童的健康,并为学校创造卫生环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条令并没有得到遵守,到1842年,政府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巴黎的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都必须接受医生的检查。然而,巴黎现行的学校医疗检查制度直到1879年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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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第二个建立学龄儿童健康监督制度的国家。1866年,眼科医生赫尔曼·科恩对布雷斯劳学校7 568名儿童进行了视力检查,这是德国学龄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这项艰苦的研究使人们对学校儿童的健康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引发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各国的医生们开始走访学校,先是偶尔,然后是做定期检查。他们关心的内容是对儿童传染病的预防,以及对学校卫生环境的检查。欧洲第一家有组织的学校医疗服务机构在布鲁塞尔(1874)成立,之后遍及瑞典(1878)、巴黎(1879)和里昂(1880)。在英国,是地方一级首先采取行动。伦敦学校董事会任命詹姆斯·克尔负责这项工作。然而,直到1907年,随着《教育(行政规定)法》的通过,行动才真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由此,教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医疗部门,并于1907年任命珍妮特·坎贝尔医生担任部门负责人。1907年,乔治·纽曼被任命为委员会的首席医疗官。委员会不断激励、推动地方教育当局,尽快安排面向小学生的医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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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校医疗检查陆续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1年,纽约医生R.J.奥沙利文是第一位受纽约教育委员会任命来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他为学生接种疫苗,检查学校的卫生环境。1873年,委员会撤销了他的职位,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对现有情况提出的批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学校卫生问题,医生和对此方面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发表了一些文章,建议对学校进行医疗检查。然而,直到1894年,有组织的学校医疗检查才在美国建立起来。检查工作最早在波士顿展开,由曾担任卫生委员会主席的塞缪尔·H.杜尔金医生负责。为了控制传染病,这里率先启动了对在校儿童的医疗检查。面对白喉的流行,杜尔金认为有必要派医生进入公立学校,以控制疾病的蔓延。为此,他任命了50名校医,负责对疑似患病儿童进行检查,并确保学校采取必要的卫生预防措施。1895年,费城和芝加哥都实行了这种制度,纽约也在两年后如法炮制。1897年3月任命了150名校医,每月薪资为30美元,负责对公立学校的疑似传染病儿童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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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努力标志着人们在保护儿童健康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但这一领域的许多早期工作还非常粗略。目前的方法只能筛除出最严重的传染病病例,许多轻微的则需要由富有经验和责任心的医生来发现。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够的。除了白喉、麻疹或猩红热等疾病外,大城市中心的学童,特别是贫民区的孩子,还饱受皮肤病(脚气病、疥疮、癣、脓疱病)、眼疾(沙眼)、营养不良和生理缺陷的折磨。为了防治这些疾病,必须对父母及其子女进行教育。为解决这一情况,纽约市首先创造出一套有效的方法。1902年,应卫生专员的要求,亨利街安置会的莉莲·瓦尔德派出了她最优秀的护士莉娜·罗杰斯,去往一所情况特别糟糕的学校开展试验工作。几个月后,她开发出一种能有效控制轻微感染的教育方法。为此,罗杰斯小姐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位全职的学校护士,很快,又有12名护士受到聘用,她们按照罗杰斯定下的方针展开工作。这一计划空前成功,大大推动了刚才列出的那些疾病的最终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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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佛蒙特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学童每年进行一次眼科检查。三年后,马萨诸塞州颁布的一部法律则要求所有儿童每年进行一次体检。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发现和排除传染病,检测生理缺陷,并予以矫正。1906年马萨诸塞州通过的这条法律为美国学校医疗服务的提供开创了重要的行政先例。学校儿童的医疗监督开始由教育部而非卫生部负责。由于许多地方的卫生部门人员不足,外加受到政治上的管控,因而无法提供有效的服务,这样做便能够确保孩子们得到更好的照顾。一些社区遵循了这样的制度,而另一些则没有,因此,今天的美国各州及州地方之间开展的学校卫生工作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有待考量的因素,这项工作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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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纽约市为学校儿童开设了免费诊所。这项服务仍然由市卫生部门负责。它包括一家综合医疗诊所、一个皮肤诊所、一个眼科诊所和一个扁桃体和腺样体诊所。其他社区也建立了类似的设施。今天,这些诊所可能还包括牙科诊所、心理卫生诊所、心脏病及其他残疾儿童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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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学童提供的医疗服务发生了许多变化。学校卫生领域的重点从最初有限的目标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从关注传染病的控制开始,引入了驻校的公共卫生护理服务。随后,这个计划得到了扩展,增加了定期体检和后续随访,以矫正学童的生理缺陷。在美国,自打人们对儿童健康问题产生了兴趣,其他一些方面也开始有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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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学校午餐运动在纽约发起,旨在为营养不良的儿童补充膳食。1904年,罗伯特·亨特在其关于贫困的研究中做了这样的估计,仅在纽约就有六七万儿童挨饿上学,而且很多时候,学童课业表现不佳是由营养不良引起的。这一发现在约翰·斯帕戈的著作《孩子们的哀号》(1906)中被进一步证实了,他在书中写道,成千上万生活在贫民窟的儿童营养不良。于是,费城、芝加哥和其他中心城市纷纷效仿纽约,也为贫困儿童提供食物补给。这一运动大都是通过为那些不方便回家吃饭的儿童提供热食午餐的形式展开的。纽约市卫生局的约瑟芬·贝克医生在1917年指出,在纽约的学校中,大约有21%的儿童营养不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补充膳食的工作。1918年,根据托马斯·伍德博士的估计,美国有15%至25%的学童有这样的问题。发展学校午餐计划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1935年,联邦剩余物资公司在重组后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方案来减少剩余农产品。这个方案的内容之一就是学校午餐计划。到1938年底,有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参与了该计划,在运行的五年中,总共约有1.3亿份饭菜提供给了学童。毫无疑问,这项计划在改善儿童健康方面产生了直接效益。同时,营养教育也得到了重视,这个科目在1918年被纳入公立学校的课程,并在此后成为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常规部分。《1946年全国学校午餐法》使这种发展成为正式文书,该法案为各州执行的学校午餐计划提供资助。它对在全美推行这类计划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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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儿童牙科保健起步缓慢。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积极广泛的发展。随着1910年波士顿福赛斯牙科诊所的成立,私人慈善机构开始带头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牙齿保健。诊所建成后,还为在校儿童提供治疗服务,主要与拔牙有关。学校最早开展的牙齿保健活动是教育孩子刷牙的必要性。1913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第一位牙科卫生员接受了培训,他教学童刷牙的技巧,并帮助他们清洁牙齿,从而节省了牙医的时间。两年后,马萨诸塞州认可了牙科卫生员的工作。1918年,北卡罗来纳州在州卫生局设立了第一个牙科部门。此后,公共牙科卫生计划的发展情况可以由1938年美国公共卫生牙医协会的成立得到充分的说明。自1948年以来,社区供水的氟化处理有望大大减轻学龄人口的牙齿保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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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不可能就学校卫生工作的所有趋势做详细的阐述。但是,其中一种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30年代,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者们开始质疑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情况。他们认为,没有家长的在场,没有对后续随访的足够重视,就匆忙地对儿童进行常规检查是没有效果的。为了打破这种惯例,开发出更好的保健措施,一系列的研究展开了,1923年美国儿童健康协会发起的研究是为始发点。终于,在1936年7月,纽约市启动了有关阿斯托利亚卫生区的研究,这项研究在多萝西·B.奈斯万德的指导下持续了四年之久,直至1940年6月。此后,学校卫生工作的管理和实践方面的许多行动都是基于阿斯托利亚的示范及其成果。今天,人们更加注重由家庭医生或校医操作的更加充分却不至于太过频繁的体检。由教师-护士会议讨论疑似病例,由校医进行专门检查,这些方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以确保有急需的孩子得到相应的治疗。然而,在美国,学校卫生服务还未发挥出其最高的效率。其中第一个障碍是,许多社区的教育、卫生当局在管理学童健康服务方面存在责任分工。其二,校医的角色常常模棱两可,饱受干扰,他们负责筛查和诊断,却不能负责治疗,当一个家庭有家庭医生时,他与校医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其三,对于需要牙科护理或必须佩戴眼镜的孩子来说,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务。最后,家庭必须与教师、医生、护士合作,提供孩子们所需的照顾,而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简而言之,一旦照顾儿童的“全部”责任被划分给各个机构和各式人员(其中一些往往能力不够),那么我们无法指望学校卫生工作能够完全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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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儿童健康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稍作回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1950年举行的那届世纪中叶白宫儿童及青年会议确定了未来几年的目标。会议的主题是儿童的全面福祉,或者说是“我们如何在儿童身上培养出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公民以及幸福个体所需的心理、情感和精神品质,以及如何构建这项培养工作所需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条件”。会议总结了关于儿童健康的现有情况,并指出了今后应当采取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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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欧洲的发展与美国相类似。英国在1918年和1921年出台的《教育法》规定,教育当局有责任为在医疗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学童生理缺陷等问题提供治疗所需的设施。牙科治疗也成为学校必须执行的项目。在孩子的整个受教育阶段,至少会进行三次医疗检查,一般第一次发生在入学前,第二次是8~12岁,最后一次是在他们离校时。1944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将接受检查的学生年龄延长至18岁以内。从1910年至193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学校从事医疗服务的人数从995人增至1 412人,学校牙医从27人增至852人,学校护士从436人增至3 429人。后一数据还不包括兼职在学校服务的2 215名地区护士。为在体检中发现的病例提供治疗,这样的措施是从校诊所开始的,它们可以解决一些轻症病例。1910年,治疗轻症的诊所只有30家,到193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 037家。除此之外,还有为各种在身体和精神上有障碍(聋哑、失明、智力缺陷和癫痫)的儿童研发的专用设施。学校儿童的营养状况也获得了特别关注。布尔战争时期,大量志愿参军的人由于身体因素而未被录取。1903年,国民体格弱化委员会提供的证据表明,学童营养不良是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1904年颁布的《膳食提供法》允许并授权教育当局安排小学生的膳食供应。1914年,这一措施最初受到的一些限制被取消。另一个重要进展是1934年引入的学校牛奶计划。在公共基金的帮助下,学童每天可以用半便士的虚价购买三分之一品脱的牛奶。1938年,16万名小学生(8.9%)在学校吃到了午餐,其中11万名小学生由公费供餐。同年,有250万儿童(55%)喝到了牛奶;其中56万得到的是免费供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这些计划的进一步发展。《1944年教育法》《牛奶和膳食提供法规》规定,所有教育当局都有义务为所有想要获得午餐的儿童提供服务。贫困儿童可免费领取午餐,其他儿童则支付很少的实际成本价。自1946年起,所有18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领取公费牛奶。在那一年,92.6%的学生在学校喝到牛奶。受《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深远影响,从1948年开始,立法促使上述各项计划发生了改变。由于付出的这些努力和其他社会福利措施,英国儿童的身心状况在过去四十年中得到了明显改善。虽然儿童保护措施的实行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免疫接种直至最近才普遍起来,白白牺牲了之前许多死于白喉的儿童,但总体上,20世纪40年代的儿童比20世纪初的儿童来得更衣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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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能护士的出现 。在处理母亲和儿童的健康问题时,教育是基本手段之一,这一点非常明确。可以通过知识的传播、实际行动的刺激以及最终通过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改变来实现预期目标。随着对健康概念的认识和发展,衍生出各种相关的组织、技术和人员,覆盖整个社区以及其中的特定群体和个人。在处理诸如妇幼保健、结核病、性病或营养等问题时,与个人或小团体的合作过程中,有必要培养一名卫生工作者,可以按照人们的特殊需求进行教学和工作。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经发展出了一批这种类型的工作人员,其中就有营养师和牙科保健师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公共卫生护士,到今天,他们已是所有先进的公共卫生机构予以公认的在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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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公共卫生护理是近期发展的成果,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遥远的过去。其中之一便来自启蒙运动的教诲,即期望通过向穷人们提供能够让他们自救的信息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另一个则是向生病的穷人提供医疗和护理的慈善传统。正是由于这两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和卫生背景下的相互作用,英国、美国的公共卫生护理逐步发展起来,其他国家也有较小程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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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社区做出了努力,在有组织的基础上为患病的穷人提供家庭护理。然而,地区护理是在英国率先发展起来的。1854年至1856年间,伦敦流行病学会推行了一项计划,培训合适的贫困妇女为社区的患病穷人进行护理。人们认为,如果护士和病人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她就能更有效率地开展工作。此外,这也会增加社区中受过训练的护士的数量。可惜这个计划失败了,但在1859年,利物浦启动了一项计划,为穷人提供护理。这要归功于贵格会教徒威廉·莱斯伯恩,是他认识到提供这种服务的必要性。他将社区划分为18个分区,给每一个分区指派一名护士和一名“女访客”。这两名妇女集护理、健康教育和社会工作的职责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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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努力所取得的成功吸引了其他社区的注意,继莱斯伯恩在利物浦开创了先河之后,1864年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协会、1867年莱斯特协会、1868年东伦敦护理协会陆续成立。1870年伯明翰任命了第一位地区护士,1875年格拉斯哥也紧随其后。1874年,伦敦成立了大都会和国家护理协会,培训从事地区工作的护士。最终,地区护理成为全国性的基础工作,不过它仍与志愿机构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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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健康家访作为公共卫生护理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开始于曼彻斯特。1862年,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卫生协会的妇女分会承诺为社区的穷人传播健康信息。随后,她们发现分发的健康手册收效甚微,便雇用了一名工人阶级的妇女,对穷人进行挨家挨户的拜访,并向他们传授健康和卫生知识。事实证明,这一尝试是成功的,于是妇女分会又以地区为基础,雇用了其他妇女来发展这项计划。其他社区也纷纷效仿曼彻斯特的做法,到20世纪初,许多城镇都拥有了自己的健康家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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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成为健康家访员的趋势始于20世纪初期,儿童保健运动的发展尤其助长了这一趋势。1893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向人们呼吁“健康护理”的必要性,并坚持认为地区护士不仅可以护理病人,也应该是一名“健康传教士”。第二年,她重申了在家庭中进行健康教学的重要意义,并为此敦促人们培养健康传教士。同一时间,曼彻斯特市政委员会于1890年与妇女卫生协会合作,在协会工作的14名家访者中,有6名被安排接受卫生官员的指导和监督,她们的工资由市政府负责。几年后,协会又与索尔福德市政委员会达成类似合作。到1905年,协会的工作已在23个地区展开,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家访者。同年,政府委派了一名受过培训的妇女来监督全体家访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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