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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也采取了这种政府和志愿机构合作的模式。1892年，白金汉郡雇用了三名全职家访员，五年后，伍斯特郡议会任命了五名“女健康传教士”。伯明翰、谢菲尔德和切斯特菲尔德等社区也都沿用了曼彻斯特的做法。到1905年，约有50个社区的工作人员由志愿访员组成，并额外雇用一些妇女来担任卫生检查员或健康家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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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访员的作用是促进家庭对幼儿的照顾和提升幼儿的福祉。然而，这个制度并不统一。有些健康家访员来自与受访对象相同的社会阶层，有些则是受过或未受过特殊培训的“女士们”，少数是女医生、训练有素的护士或执业助产士。经验告诉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是从事这项工作的理想资历，为此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这一情况。此外，由于没有法定的管理机构任命健康家访员，故通常只能以卫生检查员的名义雇用她们。为了纠正这种错误，1908年伦敦郡议会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它提出了一项法案，不仅合法化了健康家访员的任命，还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委员对家访员的资格和职责进行管理。1909年，相关法规出台。这些法规规定，健康家访员应具有医学学位，或是训练有素的护士，或持有中央助产士委员会证书，或是除受过部分护理培训外，还必须拥有地方政府委员会颁发的社区证书。这样一来，英国的公共卫生护士的存在终于合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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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伦敦以外的社区和卫生局没有这样的要求。随着岁月的流逝，地方当局雇用的健康家访员人数不断增加，到1918年达到3 038人。尽管如此，多年来却没有公认的针对家访员的学习和培训课程。1908年，皇家卫生研究所为健康家访员和学校护士设计了一项考试，这是为了向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而做出的第一个重要举动。翌年，教育委员会规定了健康家访员的培训课程和资质。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时，一些培训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了。最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建立的一批是国王女子学院、贝德福德女子学院、利物浦卫生学院、巴特西理工学院和南威尔士大学学院。《1918年母婴福利法》通过后，健康家访员必须符合伦敦的要求，或具备地方政府委员会认可的其他资质。于是，在1919年，人们提议统一培训要求；1924年，皇家卫生研究所被指定为中心机构，负责对培训人员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从1928年4月1日起，专职健康家访员必须持有皇家卫生研究所颁发的证书。到1933年底，地方当局共雇用了2 938名健康家访员，民间志愿组织雇用了2 54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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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公共卫生护理发展的一个趋势，最初可见于专科护理活动，如地区护理、健康家访等。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其他类型的护理活动也得到了发展，并融入公共卫生护理的主流。例如，1908年，由于国家规定学校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以及教育委员会的不断督促，英国诞生了学校护士一职。于是乎，结核病护士、骨科护士、市立助产士等也相继诞生。近年来，虽然有些工作如助产士等仍具有专业性，但公共卫生护士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化。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的健康家访员的职能并不清晰，随着公共卫生在社区组织新阶段的发展，这无疑会发生变化。事实证明，在1953年9月，卫生部长、教育部长和苏格兰事务大臣指派了一个小组，就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学校卫生服务机构中健康家访员的专业工作领域、招聘和培训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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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一样，美国的公共卫生护理也是从地区护理和家访中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些活动从莱斯伯恩在利物浦的工作就开始了，但直到1877年，地区护理才被引入美国。纽约市传教会雇用专业护士到生病的穷人家中为他们提供护理，次年伦理文化协会也开展了这项工作。这种做法逐渐传播到其他社区。为此目的，在1885年的布法罗、1886年的波士顿和费城组建了第一批护理协会。最初，在布法罗和费城的协会被称为地区护理协会，而波士顿的则被命名为地区护理教导协会。最后，这些组织都改名为家访护士协会。但从波士顿之前的命名可以看出，对地区护士而言，公认的目标包括教学和病人的居家护理。1893年，莉丽莲·D.伍德和玛丽·布鲁斯特开设了亨利街社区护理服务中心，它对美国公共卫生护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都是志愿性质的，依靠民间捐款和收取小额服务费来支持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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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共卫生概念在世纪之交的进一步扩展，个人卫生服务开始在社区卫生计划中占据显要位置，护士被招募到卫生部门工作。洛杉矶是首个实行这种措施的城市。1898年，该市的卫生部门聘请了一名护士，为患病的穷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但直到1913年，洛杉矶卫生部才成立了一家护理局。而卫生部门大规模雇用受过训练的护士则要等到1902年，当时一名在亨利街服务的护士被借调到纽约市卫生部，再由卫生部安排进入一所学校工作。这一初步试验的成功，很快导致一批护士被招聘到市内学校。第二年（1903），该部门又任命了三名护士，为每人提供900美元的年薪，她们的工作是负责上门探望肺结核病人，并指导病人处理痰液和教授其他有关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1905年，参与这项工作的护士增加到14名。1907年，亚拉巴马成为第一个在法律上批准地方卫生委员会聘用公共卫生护士的州。公共卫生护理迅速发展，为学校董事会、地方和州卫生部门所接受，并最终受到美国公共卫生署的认可。1913年，卫生署任命了第一位公共卫生护士，参与治疗沙眼的现场工作。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卫生署在经调查后确认其在公共卫生领域存在实际需求，至此公共卫生护理才在该机构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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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英国一样，在面对具体问题时，美国官方和志愿卫生组织都会先派护士前去处理。这就导致大多数公共卫生护理计划最初都是在专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护士们被聘为专门的学校护士、结核病护士、妇幼保健护士、传染病护士等。通过以疾病为中心的志愿组织活动，诸如《谢珀德-唐讷法案》等文件的颁布，以及那些关心学童健康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这种专门化的趋势得到了加强。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科护理计划可能更为有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公共卫生署、米尔班克基金会赞助的州卫生部门与其他一些机构开展的合作分说明了这种计划的优势。今天，除了工业护理等领域外，全科护理已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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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这一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机构是1912年成立的国家公共卫生护理组织。该组织旨在提高公共卫生护士的教育和服务标准，促进公众对其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到1952年，它和其他几家护理组织都感觉有必要协同各自的活动，因此在那一年，它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护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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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美国共雇用了25 461名公共卫生护士。其中12 556人从事地方卫生工作。自那以后，虽然数字有一定的增长，但离理想标准仍有距离，需要更多的护士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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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参考了美英的模式。在德国，护士这一职业最早是从一些专科领域如育婴师和助产士等衍生而来的。后来她们中有部分被抽调到卫生机构工作。到1922年，已有相当数量的护士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相关的认证考核制度由此应运而生。截至195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有3 431名公共卫生护士。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发展公共卫生护理的时间则更晚。丹麦直到1937年才在全国范围推行这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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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志愿行动 。在社区中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显然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许多时候，政府在卫生领域采取的行动一方面落后于志愿组织，一方面确实是受到它们的激发。这种个人或团体的志愿行动，其运作基础来源于一种特设机构，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解决某些特定的社区卫生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志愿行动并不新鲜，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18、19世纪。然而，在过去五六十年来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一种特殊的组织——志愿卫生机构——终于赋予这些努力以具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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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卫生机构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卫生服务。它是将健康和疾病的新事实或新概念用于公共福利的开路先锋。虽然志愿卫生运动在美国开花结果，但这样的组织既不是美国独有，也并非在那里诞生。此外，如果发现逐渐成熟的志愿卫生机构对当时的社会和医学趋势有所反映，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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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志愿卫生运动有两个主要的灵感来源。一方面，志愿机构的崛起和其付出的努力都是基于19世纪末业已成熟并获得公认的健康和疾病概念。其中，疾病的病因特异性概念（细菌学）尤为重要。医学专业化趋势亦是如此，新的发现更是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卫生机构是在努力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说明健康状况不佳和疾病在穷人的生活中具有毁灭性的作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疾病及其产生的后果。美国开展了各种不同的行动。其中许多组织，如纽约的亨利街安置会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协会，都开始提供护理或诊所服务。纽约慈善组织协会还成立了结核病委员会，即后来的纽约结核病和健康协会。美国的这一发展，其所处的是工业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并伴随着城市社区的不断扩张。正是经济的迅速增长滋生出各种新问题，从而诞生了志愿卫生机构，也正是这种增长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时间，可以创办具有公共意义的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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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美国约有两万个机构，招募了三十万名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以及一百多万名志愿者，每年从公众那里筹集的资金超过5 800万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如美国红十字会等，也不包括如健康促进慈善基金会，医生、牙医、护士以及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专业团体组织。虽然专业团体为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严格来讲，它们的主要目标与志愿卫生机构并不一致。后者关注的是通过教育促进社区健康，展示改善卫生服务的方法，推进相关研究或立法，以及维护和代表这一领域的公共利益。尽管这类机构种类繁多，但志愿卫生组织一般可分为四大类：（1）关注特定疾病，如肺结核、癌症、小儿麻痹症、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等；（2）关注身体某些器官的疾病，如心脏疾病、视力或听力缺陷、牙齿缺陷、运动和骨骼系统疾病等；（3）关注社区特殊群体的健康和福祉，如母亲和儿童、老年人、黑人；以及（4）处理对社区整体造成影响的健康问题，如事故预防、心理健康或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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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细探讨所有大型或全国性志愿卫生组织的历史。然而，对其中几个机构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简略的调查后，就会发现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它们今天的样子。全国结核病协会是美国这类机构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它的演变是整个志愿卫生运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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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半个世纪前，肺结核不仅是美国人的主要死因，它还在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中造成了大量的慢性疾病和残疾。同时，它在大多数医生眼里是一种天生的遗传性疾病，与有害的外部条件有着某种模糊的联系。只有改变气候，才有希望治愈这种疾病。此外，几乎没有任何医院设施提供给结核病人，这些不幸的人还要蒙受旁人的轻贱。为了避免被污名化，患病的个人和家庭竭力隐瞒疾病的存在。这些情况无疑助长了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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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3月24日，科赫向世界宣布，他发现结核杆菌是这种结核病的病原体。结核病作为一种疾病实体的概念最初建立在纯粹的临床和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上，现在则被细菌学的发现所证实。然而，从发现结核杆菌到美国开始第一次有组织地进行结核病防治运动，中间过去了十年。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都已意识到社区行动的意义。爱丁堡医生罗伯特·W.菲利普（1857—1939）称：“如果社区要从细菌学的这一发现中切实受益，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集中力量，确定一个地区结核病的程度，并制定防治结核病的方法。”于是，1887年，世界上第一家结核病药房——维多利亚药房——诞生了。菲利普医生的计划还包括家访、健康教育和建立面向病人的职业农场。在这一创举后，为了预防结核病的流行，1898年英国又组建了国家肺结核预防协会以及针对其他结核病的协会。这么做的目的是教育公众有关结核病的传播和预防，并在预防问题上对议会和其他公共机构施加影响，以及为肺结核预防协会设立新的分支机构，来推动地方一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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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观念也在欧洲大陆独立发展起来。1891年初，波尔多的阿明高德成立了法国结核病防治联盟。同年6月，丹麦组建了结核病防治运动国家联盟。1899年，阿尔伯特·卡尔梅特（1863—1933），这位研制出卡介苗的伟大的法国结核病研究者，提出建立结核病诊所，以便对该病进行预防、教育和门诊治疗。1901年2月1日，他和同事一起在里尔开设了埃米尔·鲁诊所。（此前一年，欧内斯特·马尔沃兹在列日开了一家类似的机构。）到1905年底，法国有不少于62家这样的机构，其中38家位于巴黎及其周边地区。1895年11月，德国则成立了肺病患者专用疗养院建设工作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集结了所有对防治结核病感兴趣的个人和机构。起初人们主要关注疗养院的发展情况，后来焦点逐步转移到更大的领域，即社区结核病的防治，在1906年，委员会直接更名为德国防治结核病中央委员会。1903年，德国共有18家结核病门诊部；到1906年，诊所及门诊部的数量上升到6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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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也影响到了美国。早在1889年，纽约市卫生局的顾问、病理学家赫尔曼·M.比格斯、J.米切尔·普鲁登和H.P.卢米斯就编写了一份报告，阐述了科赫的发现对社区结核病防治行动的影响。他们强调结核病的可预防性，建议卫生局对其进行监测，并对这种疾病的变化进行宣传教育。当局随即印制并分发了一份关于结核病的宣传册，但由于医疗界对报告持冷漠态度，之后便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然而，卫生局并没有放弃，1894年，它开始要求各机构上报结核病病例，1897年又对医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1893年9月30日，密歇根州卫生委员会投票决议结核病病例必须上报地方卫生官员。巴尔的摩的威廉姆·奥瑟拉和费城的劳伦斯·F.弗里克也在那个时候做出了类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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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之前，与结核病的斗争是专业人员的战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第一次动员社区力量来控制疾病。从形式上看，这条进攻路线与早先争取卫生改革和公共卫生管理的改善有着直接关联。而有所不同的是，人们发现广泛的社区组织是控制疾病的一种潜在手段，这对整个公共卫生计划意义非凡。这一新颖又意义深远的方式是由抗结核运动的先驱们所提出的，尤其是费城的内科医生劳伦斯·弗里克（1856—1934）及其同事们，他们在1892年成立了宾夕法尼亚结核病预防协会。该协会是多个方面的先锋领袖。它不仅是美国第一个结核病协会，还是第一家试图通过联合非专业和专业会员来发动社区力量，集中精力对抗一种疾病的团体组织。为此，它确立了一种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的模式。它的目标——预防结核病——将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1）宣传关于疾病传染性的理论；（2）指导公众如何避免和预防疾病的实用方法；（3）走访贫困人口，向他们提供防范疾病的必需品，并指导他们使用这些必需品的方法；（4）为患有肺结核的穷人提供住院治疗；（5）与卫生委员会合作，采取预防措施；（6）倡导制定可有效预防疾病的法律；（7）协会可能不定期地采取其他方法。”在这方面，弗里克和宾夕法尼亚结核病预防协会为志愿卫生运动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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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克做出的努力不应只被视为局限于当地的成果。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他是那样的毫无畏惧，像一名真正的斗士一般不屈不挠。弗里克深知美国在防治结核病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欧洲。他曾兴致勃勃地阅读了1887年菲利普在爱丁堡写下的作品，并就其研究方法与他通信交流。1902年，他到欧洲访问，在那里见到了卡尔梅特和欧洲抗结核工作的其他领导者。而最重要的是，弗里克致信其他美国学者，其中包括纽约医生S.阿道弗斯·克诺夫，一起敦促政府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十年过去了，宾夕法尼亚协会终于有了追随者。1901年，俄亥俄州成立了第二家州结核病协会；1902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结核病预防委员会成立。到1904年，已有23个州和地方成立了这样的协会。最终，1904年1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预备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提议，创建一个预防结核病的全国性组织，同年6月，全国结核病研究和预防协会在大西洋城诞生了（1918年，该协会更名为更简短的“全国结核病协会”）。爱德华·L.特鲁多（1848—1915），这位在美国开创了以疗养院来治疗结核病的方法的医生，当选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的其他医学奠基人还包括威廉·奥斯勒、赫尔曼·M.比格斯、劳伦斯·F.弗里克、S.A.克诺夫、威廉·H.韦尔奇、乔治·史登柏格、亨利·B.雅各布和M.P.拉夫纳尔。此外，协会还有六位非专业成员，其中有爱德华·T.德瓦恩、霍默·福克斯和塞缪尔·冈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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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经费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之一，解决的难度最初很大。好在1907年至1917年这十年间，罗素·赛奇基金会承担了部分费用。1907年，出生于丹麦的记者兼社会改革家雅各布·里斯发起呼吁，使人们注意到可以通过出售定制的邮票或信封的方式来筹措款项。这一方法是由丹麦邮递员艾纳·霍布尔提出，并迅速在这个国家提到采用。从1910年到1919年，全国结核病协会每年与美国红十字会合作，销售信封。从那时起，圣诞节特制信封就由该协会独家发行。1919年，协会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近400万美元，1947年则筹集到了近19 000万美元。从募集的一开始，协会便决定将所得的大部分资金（95%）分发给州和地方附属团体，而只留5%给全国总部。在筹措资金方面，协会也为其他组织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畸形儿基金会主办的“一角募捐步行”活动。另外还有两家取得了相对较小的成功，它们是美国癌症协会（野战部队标签义卖），以及全国残疾儿童协会（复活节印章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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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的、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教育来赢得社区的支持和参与，通过机构来控制一种特定疾病或一组疾病，这些理念很快在其他领域流行开来。1905年，普林斯·A.莫罗医生成立了社会和道德疾病预防会，来解决性病的治疗和预防问题。之后，有11个州也成立了类似的协会，到1910年，这些协会被统一起来，组成美国性健康联合会，1914年，该联合会并入美国治安协会，共同组成了美国社会卫生协会。1909年，克利福德·比尔斯的自传《一颗找回自我的心》出版后，全国精神卫生委员会成立了。1913年美国癌症控制协会、1922年美国心脏协会、1938年美国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1940年美国糖尿病协会相继成立。1935年，美国儿童健康协会这一重要的志愿机构被解散了，它是由1909年创立的美国婴儿死亡率研究和预防协会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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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年，国家卫生机构的增多使一些社区卫生领导人对协调的必要性、资金的有效利用、可能存在的重复劳动和对公众造成的混淆产生了质疑。为解决这些问题，1921年，国家卫生委员会成立了。尽管它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未达到最初人们对它所寄予的希望。近来，它关注的焦点是发展地方卫生机构的社区行动，招募更多年轻人从事卫生工作，并推动慢性病的社区计划。1941年，由国家卫生委员会发起、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一项研究在美国启动，研究内容是美国志愿卫生工作的规模和效果。这项研究所包含的田野调查和访问涉及65个城市、29个州的700多家卫生机构。S.M.冈恩和P.S.普拉特撰写了研究的结题报告，报告对全国及各州的卫生组织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并揭示出这些组织的社会价值、功能以及其存在的缺陷。两位作者为志愿卫生工作缺少集中指导和规划深表遗憾，并指出个别卫生组织的工作经常互有重叠，甚至重复。另外，不同的国家组织都是单枪匹马在与特定疾病或特定器官疾病做斗争，因此，通常它们只各扫门前雪。眼下志愿卫生机构各自为营、竞相筹款的场面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冈恩和普拉特建议将这些需求集中起来，通过全国性卫生运动统一募集，以便能更公允地分配资金。他们还建议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协调、整合各机构，并在州和地方社区进行更广泛的调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告敦促当局在每个社区设立一个卫生委员会，由所有地方卫生机构的代表参加。提出这些建议，是希望最终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社区卫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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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组织“火炬传递”活动以来，约有九百个社区发展了联合基金，为志愿卫生机构提供活动资金，但这一发展招致了许多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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