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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间，保护和维持工人健康的运动也在众多地方形成了组织。1911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之后又设立了一个健康服务科。早在1910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就认识到了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危害，1914年它成立了以J.W.谢尔切夫斯基为首的工业卫生和环境卫生司。同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成立了工业卫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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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员工健康对工业生产有百利而无一害，少数有远见的雇主很早就觉察到这一点。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全国有几百名医生与工业企业签订了合同，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的员工提供治疗。有些医生还为员工进行体检。例如，1909年，内科医生H.E.莫克在芝加哥的西尔斯百货公司引入了员工体检。1914年4月14日，一群担任工业医疗部门主任的医生们组建了工业医生联合会。这个组织成为全美工业会议的医疗顾问。然后，在1916年，美国工业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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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工伤赔偿运动，组织化的工业卫生服务于1910年后发展起来。这个国家对工伤赔偿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893年由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发表的关于德国强制保险的报告。美国联邦政府是第一个为雇员提供事故赔偿的（1908），但相关法律出了名的不完善。蒙大拿州紧随其后，于1909年对矿工事故作出了赔偿。1910年，纽约颁布了第一部现代工伤赔偿法。虽然它随即就被州最高法院宣告无效，但仍促进了赔偿立法的普及。1911年，有10个州颁布了这样的法律，1912年和1913年又有11个州颁布。然后，在191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它们提供了合宪性支持，因此，在合宪日之后通过的所有法律通常都具有强制性。到1932年底，只剩下四个州没有颁布事故赔偿的法律。起初，这些法律只关注工伤事故，而不包括职业病。1911年，有六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通过了要求雇主向州卫生部门报告职业病的法律。但直到1917年后，法院才开始对赔偿法做出法律解释，将职业病涵盖在内。到1948年，33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四个属地都实行了职业病赔偿法。到目前，还有七个州没有实行。工伤赔偿法对美国的职业健康状况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它把很大一部分伤病的经济成本转嫁给了雇主。雇主必须购买保险来支付这类费用，而保险费又是根据工厂的经验和安全卫生设施的质量来决定，因此，保险公司为改善事故预防和职业病控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工伤赔偿的有限性和法律的不统一性，以及确定特定疾病类型的限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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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萨诸塞州卫生部门早在1905年就开始关注职业健康问题，但其他各州的官方卫生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所响应。与许多其他卫生领域一样，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需求激发了人们对职业健康的兴趣和行动力。联邦政府通过向各州提供补助，在各州卫生部门设立了工业卫生单位。1940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州卫生机构没有开展任何的职业卫生活动；到1950年，则有51个州和地区的卫生部门参与了有关职业卫生的活动。此外，据报告，1953年，有九个市和县制订了职业健康方面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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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职业健康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也部分归功于专业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工业卫生杂志》于1919年5月创刊，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在该领域唯一的期刊。直到1930年才出现第二本专门介绍职业健康的杂志《工业医学》。在推动职业卫生计划方面，若干专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美国外科医师学会组织了工业医学和创伤外科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制定最低工业医疗服务标准、调查工厂医疗部门并对它们是否符合规定标准进行认证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仅十年后，即1937年，美国医学会就成立了工业卫生委员会，用来协调这一领域的工作，开展教育活动。1890年科伯在乔治城大学、1905年C.-E.A.温斯洛在麻省理工大学分别开设了关于工业卫生的第一批课程。此后，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校也纷纷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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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业健康相关的兴趣和设施的增加也导致了另一个专业的诞生，即工业护士。实际上，工业护理是公共卫生护理的一个分支。1878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位受雇于工厂的护士。在美国，这项服务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了。随着职业卫生领域的扩大，护士人数也在缓慢增加。1940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做了一项统计，全国共有3 271名工业护士。国家公共卫生护理组织意识到这一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1930年成立了工业护理科，1941年4月又增加了一名工业护士顾问。同年，美国公共卫生署也在其护士人员中增加了一名类似职位的顾问。一年后的1942年，美国工业护士协会成立。多年来，一直是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为其工业保单持有人提供护理服务。服务开始于1909年，于1950年停止。从1928年开始，威斯康星州雇主互助社——一家理赔保险公司——发展了一项以探访工业为目的的护理服务。1943年，这项服务的工作团队由16名护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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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职业健康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的变化和发展，未来情况可能更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取得的重要进展，现在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底气。尽管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依旧有许多知识没有得到应用。此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厂工人的健康不能以场所不同而区分对待。家庭生活条件和工厂工作条件对工人的健康同样重要，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有效地预防疾病。人们愈发认识到，工业医疗必须与工人及其家庭的一般医疗相协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工商业中就业，这已成为美国人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最终的解决之道无疑将取决于医疗组织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预付费用的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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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人民医疗服务 。25年前，美国几乎不存在预付医疗服务；事实上，人们还在就健康保险的原理进行着激烈的辩论。1932年，医疗费用委员会发布了《最终报告》，为美国当前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了起点。虽然严峻的医疗服务和分配问题最近才在美国出现，但早在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就已经出现了对恰当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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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贫民形象为具体象征的劳动贫困问题，在18世纪的社会逻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些贫困问题上，若干社会先锋展开讨论，试图解决疾病需求的供给问题，包括医疗服务。大多数情况下，患病的穷人是由地方当局，通常是教区，提供医疗护理。在英格兰，《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教区当局有责任向穷人提供援助，逐渐也将医疗护理涵盖在内。然而，教区官员既没有受过培训，也不愿意处理这些问题。这就衍生出公共任务通过协议模式转派给私人的普遍做法。按照这种模式，教区官员常常与当地医生签订协议，让他们来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这些协议因教区而异。有时，医生会同意为居住在教区的所有穷人看病，或只为那些教区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穷人看病，同时提供药品。偶尔也会出现当局与药剂师单独签订协议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协议则免除天花接种、流行病等项目。一些教区按人头付费，一些则按服务付费。这种操作方法非常受欢迎，因为人们发现可以借机减税。这样的制度必然会遭到滥用。但我们必须承认，它提供了一种医疗服务，不仅如此，它所形成的管理模式对后来的医疗服务供给计划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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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几位颇具远见、心怀贫苦大众的人，他们提出了一些方法和手段，使穷人能够支付自己的护理费用，并接受有效的治疗。其中之一便是文人、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97年，他出版论著《计划论》，在书中，他提出一个又一个有关公益的建议。其中有一篇《关于养老金办事处的建议》，他称这是“救济穷人的一种的尝试”。凭借着对商业方法的坚定信念，笛福提出将保险原理应用于穷人。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医疗服务的提供也被他纳入在内。1714年，伦敦的一位贵格会教徒、布商约翰·贝勒斯提出了一项计划，该计划更具想象力，涉猎范围更广，并且对健康的社会经济有着更深的见解。在他的文章《论医疗的改善》中，他提议了一个关于设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计划。然而，无论问题还是计划都不是英国人的专利，因为在1754年，巴黎一位富有的慈善家克劳德·亨贝尔·皮亚隆·德·夏穆塞特发表了他的《家庭协会规划》，就医疗和住院保险勾画了一个方案。具体来说，他建议成立一个组织，成员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当他们生病时，可为其提供在家或医院的医疗服务。夏穆塞特设想通过较低的费率进行集体投保，并建议雇主为其学徒、工人或侍者一起投保。行政委员会中将有这些团体的代表。为了谨慎起见，夏穆塞特建议对入会成员以及组织提供的服务做出一定的限制。对孕妇而言，唯一的要求就是会员资格至少有九个月。患有性病或不治之症的人不得入会。组织还将精心挑选内科、外科医生，尽量保证涵盖所有可能的治疗，并按受薪制委任医生。病人如希望得到组织外的医务人员的服务，则必须自行支付费用。组织还设有一个管理完善、储备充足的药房，为病人提供必要的药品。所有病人的详细记录将被保存，医生将以书面形式开出饮食和药物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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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笛福、贝勒斯和夏穆塞特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而在布里斯托尔、汉堡和慕尼黑的几项救济失业者的计划却真的开展了起来，并且还有医疗服务提供。在汉堡，救济计划的资金来源于税收和自愿捐款。内科、外科医生和助产士根据济贫员的要求，按地区为病人提供治疗和护理。1790年，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体系。在这个时期，被雇用的工人和手艺人也做了一些努力，来保护自己不受疾病的侵害，这些努力也同样重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城市贸易俱乐部、友好互助会。中世纪的行会就有自己的互助计划，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行会一直到19世纪还发挥着这一功能。在英国及法国，我们所说的互助会要到17世纪末才出现。例如，1687年、1703年和1708年，胡格诺派的工人在斯皮塔菲尔德成立了友好互助会。在整个18世纪，英国各种类型的互助会稳步增长。它们的基本宗旨是为生病、失业、死亡或遭受其他不幸的人们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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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笛福的计划中，他曾建议对那些忽视或拒绝参加计划的人群采取强制措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1693年科尔伯特在法国、1696年英国政府在格林威治医院就已设立了针对残疾海员的强制性医疗计划。（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世纪后的1798年，美国为病残海员设立了强制保险计划，由此公共卫生署终于发展起来了。）1757年国会通过了一项“为泰晤士河上作业的煤炭搬运工提供救济”的法案。法案要求雇主在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金额，相当于每英镑扣两先令，用来设立一项基金，在工人生病、残疾、年老和死亡时为其提供补助。然而，这一法案却被雇主们肆意利用，在1770年被国会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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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愿性保险计划。例如，在斯塔福德郡的诺斯尔，教区档案中就包括一个至少早在1766年就成立的友好互助会的记录。该社团被认为帮助减少了穷人的教区税，因而受到教区当局的优待，济贫员偶尔甚至会为经济拮据的会员缴纳会费。1776年至1787年，萨里郡的温布尔登也有类似的记录。在法国，为会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各种互助组织相继发展起来。在法国的玻璃工业界，会在一些情况下为工人提供包括医疗、生病期间的补助金及年老后的养老金。巴黎的掘墓人公会则为生病的成员提供住院治疗。还有巴黎的家政工人协会，在成员生病时会为其提供医疗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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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这种社团的呼声越来越大。这不仅反映了友好互助会的发展，也反映了保险业朝着更健全的精算方向前进的事实。在1773年和1789年，下议院批准了多项议案，其中包括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其在生病或年老时能够自给自足的方案，但遭到上议院的否决。到1793年，议会才通过了第一部有关友好互助会的法案。该法案由威廉·皮特的好友兼同事乔治·罗斯发起，旨在促进工薪阶层中互助会的建设。法案允许个人为互助计划整合和筹集资金，但前提条件是为此所设立的组织必须得到治安法官的批准。罗斯法案推动了友好互助会的发展，到180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估计有七千多家互助会，会员人数在六十万到七十万之间。19世纪，它们继续缓慢增长，到1872年，英国有近两百万名会员。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会员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达到了四百万人。如果再考虑到妻子、子女和其他受抚养人，大约有八百万人得到了照顾。社团总数约达到32 000个，资产约为1 100万英镑。从1793年到1875年，议会共通过了19项有关互助会的法案。1875年颁布的法令则巩固了互助会的现有地位，并由政府予以监督，以确保其财务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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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友好互助会为很大一部分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服务，但仍有许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无法加入社团，尤其是在《济贫法》管辖范围内的工人。从《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开始，贫民患者的医疗救助便由济贫法当局接管。该部门多次尝试缩减此项服务，但都未奏效，随后他们采取的措施是，请济贫法的医生进行治疗，医生们有固定的工资，并按病例收取额外费用。此外，济贫法的医务室和诊所也提供相关照护。然而，这一机制的批评者坚持认为，医疗服务的提供应与济贫区别对待。他们指出，英国有一半人口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发现这个问题后，人们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有一种是“组建一支非私人职业者的公务员团队，其成员分布在全国各地，致力于为生病的穷人和公共卫生事业提供服务”。这种对人民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并非完全出自人道主义观点，而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考量。人们愈发意识到，患病的劳动力是对健康的一种威胁。因此，虽然经济自由主义仍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1870年，济贫法委员会认真考虑了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工薪阶层建立一个免费的医疗咨询体系。但与此同时，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着一种迷思，认为向贫民提供医疗服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并且还认为只有在《济贫法》的严厉威慑下，才能开展此项服务。尽管如此，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经济状况不断发生变化，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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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为了提供可满足大量人口所需的医疗服务，做出了两次非常重要的尝试。这些尝试改变了20世纪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医疗模式。其中之一是俄罗斯践行的道路。这是一个适合农业国家的解决方案，在俄罗斯，绝大多数生病的穷人都是农民。1861年农奴解放后，这个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了一套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将其作为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这便是所谓的“地方自治会”体系。福利和卫生管理由地区政府或省“自治会”或理事会负责。医生由这些地方当局进行任命，他们的工资则由税收基金支付；当局还负责建设医院，并在无法配备医生的情况下提供医生助理。这些进步与一些政治和经济趋势相吻合。在此期间，俄罗斯开始逐渐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被解放的农奴进入工厂。同时，政治自由主义者开始敦促国家进行宪法和社会的变革，并向人民寻求支持。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改善工厂工人的状况，第一轮尝试开始了。例如，在1866年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工厂主必须为每一百名工人提供一张床铺。在1917年革命期间，自治会体系与私人行医制度并行，为今天的苏联医疗组织奠定了基础。另外，这个完整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是面向全体国民的，其运作资金来自税收。这一体系经由修改，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被一些欧洲及亚洲国家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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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创建的社会保险制度（1883—1889）意味着德国采取了另一条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道路。俾斯麦提出的制度非常全面，包括针对工业事故、疾病、伤残和老年的保险，其制度的根基源自德国以往的经验。1818年拿破仑战争后，拿骚公国发展了一套完整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其中医生是以公务员的性质存在。这个体系一直运行到1861年，那一年公国为普鲁士兼并。于是，体系中只剩下一些工会基金在继续运作。在它们当中，最古老的是矿工基金，它一直活跃到19世纪的下半叶。当俾斯麦在1883年引进社会保险法时，其部分内容就是以现有的矿工福利基金为基础的。最终，德国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将工薪阶层联合起来，组成互助会，为他们提供包括医疗在内的疾病津贴。从1869年起，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的社区获得授权，建立了自己的公共疾病保险基金，所有不与父母同住的未婚工薪人员都必须加入。简而言之，关于部分自愿、部分强制的预付医疗服务理念，早在俾斯麦将其推广到全国之前，德国人就已经接受了。俾斯麦希望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保险制度，将工农业中所有经济弱势的群体包括在内。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一个折中方案，由雇主、雇员和国家进行资助。虽然它无法令所有人满意，但这起了一个头，德国成为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楷模。德国的这一制度已足够完善，以至于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上还在沿用。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后，当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时，当地人民坚持保留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就导致法国在1928年也为整个国家制订了类似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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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德国路线的其他国家有奥地利（1888）、匈牙利（1891）、卢森堡（1901）、挪威（1909）、瑞士（1911）和英国（1911）。在过去的五十年间，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发展发生在最后一个国家，英国。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失业率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济贫法的管理无法与经济波动和季节性就业割裂开来。工人及其代表呼吁政府减少对无形之手的依赖，而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与此同时，在救济穷人方面，各地方当局与最初负责这项工作的监护委员会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混乱，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另外，还有些人认为，作为《1834年济贫法》基础的威慑原则已经失效。因此，1905年政府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对济贫法问题进行全面检视。《济贫法委员会调查报告》在1909年发表，报告建议政府正式放弃威慑理念。尽管委员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但还是同时发布了一份《多数派报告》和一份《少数派报告》，各自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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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报告》主要由比阿特丽斯·韦伯撰写，报告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将《济贫法》的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当局提供的医疗服务结合起来，由国家卫生部门统一管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其实，这就是四十年后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多数派报告》则提出了一种较为温和但也更碎片化的方法。其中包括劳动力交换、失业保险和健康保险。前两个提议实际上要归功于贸易委员会的两位公务员，威廉·贝弗里奇和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前者在1909年发表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失业：工业问题》，这为后来的《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奠下了基石。失业保险是由当时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温斯顿·丘吉尔发起，1911年，时任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提议将其纳入健康保险的措施中。1911年法案的名称为《保险法：针对健康伤害、疾病预防和治疗，针对失业及其他相关目的》。该法以德国俾斯麦的立法为蓝本。最后，在1919年，随着这一年卫生部的成立（其宗旨是促进全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民的健康），济贫法委员会的另一项提议变成了现实。卫生部接管了地方政府委员会、健康保险组织的卫生职能以及教育部的卫生和医疗检查职责，还有与健康有关的所有其他事项，如环境卫生、流行病和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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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措施为创建一个协调的卫生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但在随后几年间，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出现。公共卫生当局发展的个人保健服务，特别是母亲和儿童的，以及医院服务、受保人的家庭医生服务，这些在没有任何实际规划或协调的情况下，继续并行发展。1920年至1939年间，学者们就卫生政策和医疗服务的提供做了许多著名的研究和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变革和改进势在必行，但二十年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与需求相称的直接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英国不得不进行国家规划，尤其是在卫生方面。人们从大量的证据中发现诸多疾病可以避免，这些疾病部分是由大萧条引起的后遗症。而“二战”的紧急状态冲破了惰性、犹豫和党派政治的藩篱，终于，迟到的改革开始了。1941年6月，英国成立了贝弗里奇委员会；1942年11月，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报告《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他在报告中指出，国家社会政策的各个部分是紧密相关的，除非以全面的手段保障健康，否则社会保险就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是著名的“假设B”理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每一位公民提供全面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服务，没有例外，没有待遇限制，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障碍可以延迟它”。1943年2月，联合政府正式宣布批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之后为了制定必要的法律条款，又过了三年时间；最终在1946年11月6日，《国家医疗服务法》获得了王室的认可，成为国家法律。1948年7月5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开始运作，今天它已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项伟大的实验，也是社会正义与福利的理想的化身。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对英国人民健康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很难做精准的估量。细节、实际操作和不足之处仍有待完善。不过，事实证明，一个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已开始以民主的方式组织现有的卫生资源，造福全体人民，这是社区卫生行动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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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们对医疗服务提供方面的特殊性和有限问题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患病穷人的医疗护理是通过市立医生和助产士提供的。前文也已提到，在1798年，疾病保险制度可以为生病和残疾的海员提供医疗服务。而对农村健康问题的认识则至少要追溯到内战时期，当时第一任农业专员在向林肯总统递交的报告中有专门一节讨论农户家庭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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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20世纪，医疗服务问题才开始闯入公众的视线。这一过程的背景是工业化发展。19世纪，美国社会从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地方自给农业经济转向了收入差异巨大的城市机械化工业经济，人们不再是为了生计工作，而是为了工资工作。这些工作及生活条件的变化给城市和农村社区带来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并对医疗服务的提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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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医学科学的进步让人们可以应用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医疗仪器。城市化还促进了医院医疗服务的集中。这些发展使医疗服务能够方便于民，但服务的费用却增加了，不仅如此，医疗服务的分配也变得复杂起来。事实上，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购买力的增长速度，一些人意识到，要服务于新型工业化的美国社会，医学需要新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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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掀起了第一场有关强制性疾病保险制度的运动，辐射范围广泛。这场运动发生在英国通过《国民健康保险法》的一年后，无疑是受到此事件的影响。然而，从更直观的角度看，它可能是对过去五年间成功的工伤赔偿运动的一种自然且合理的延续。疾病及应对疾病所引发的经济后果似乎是最紧迫问题，在“健康保险——社会进步的下一步”这一口号下，劳工立法协会开始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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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美国就已经有健康保险这一理念了。它的确立得益于共济会和工会疾病福利计划的帮助，以及移民团体中的共济会分会和类似组织。其次，早在1890年，综合医院护理计划就已发展起来。1890年至1920年间，医院护理和保险的代表是商行及单科医院计划。这些早期计划数量不多，但由于会员人数少（这方面类似于早期的友好互助会）导致财务结构薄弱，并且费率也不统一。计划的服务对象是矿工、伐木工人或铁路工人，他们所在的地方较为缺乏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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