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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美国发展以地区为基础、以中央机构为中心的卫生医疗服务后，其他诸国也建立了类似的机制。1946年《国家医疗服务法》的一大特色，就是规定健康中心必须提供可容纳地方诊所，医生及牙医办公室的场地，这点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人们希望这样可以激发团队的合作，以及促进特定社区内所有医疗服务之间的协调。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对英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19年卫生部法》任命了一个关于医疗联合服务的咨询委员会。人们称其为道森委员会，1920年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创建一个健康中心系统，服务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普通医生、护士、助产士、牙医等为特定地区提供预防和治疗护理，另一类是通过专家及顾问提供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类似这样针对医疗服务组织的建议，赫尔曼·比格斯和道森勋爵都曾提到过。尽管后来的研究亦有所涉及，英国健康中心的发展进度还是比美国慢了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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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健康中心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1935年，在布里斯托尔有一个，到1946年增加到五个。当时，在格洛斯特郡、格拉斯哥、芬斯伯里、达文、富勒姆、斯温顿、托特纳姆和斯劳都建有健康中心。最后提到的这家中心某种程度上是按佩卡姆实验的思路所组建起来的，这是医疗组织最不寻常的发展之一。伦敦佩卡姆的先锋健康中心是由两位医生英尼斯·H.皮尔斯和G.斯科特·威廉姆森创办的，目的是为家庭提供一个场所，在那里，“健康状况通过体检得到监测，个人的活力通过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得到提高”。1926年，第一个试点中心成立了，在此经验的基础上，1935年又成立了第二个中心。战后，中心由伦敦郡议会接管，成为其卫生机构系统中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建筑损坏严重，无法按照《国家医疗服务法》的最初设想建造健康中心。不过，随着经济逐渐复苏，人们又开始关注起医疗服务的这一方面。伦敦率先修建了伍德贝里中心，为两万人口提供服务。之后，其他地方也复制了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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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成立了或正在成立健康中心。近年来，在一些南美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机构。在苏联，除医院外的医疗体系建立在家庭诊所网络的基础上，家庭诊所基本符合道森委员会关于健康中心的设想。1944年召开的南非国家卫生服务委员会建议统一预防和治疗服务，其报告推动了健康中心的建设。西南纳塔尔的斐里拉健康中心就是先锋代表。该中心后来与南非卫生部于1945年成立的家庭和社区卫生研究所也有合作关系。在过去十年中，埃及也计划实施农村健康中心计划，并进行了一些试点，特别是在三角洲的盖勒尤卜。埃及的计划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其健康中心的发展被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规划中，它旨在通过改善农业、教育、住房和健康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规划也说明了最近的一些趋势，即不发达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其人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在卫生工作者心中国际卫生问题的分量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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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当今国际大环境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亚非人民对政治、经济、种族不平等的反抗，欧洲对“落后”民族的统治就是例子。虽然呼吁政治独立和平等的声音不断，但很多人清楚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充分吸取了一个教训，即除非应用科学技术知识来建立现代工业、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大众教育，否则一切成就都只是一场空。他们还意识到，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健康的人群，然而这些不发达的国家恰恰健康状况最为糟糕。贫穷和疾病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这些国家想在现代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打破这个循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可见表8所做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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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人民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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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应就另外一个相关问题，即人口发展问题，进行简要阐述。近年来流行着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阴霾催生了这种悲观态度。因卫生条件改善而降低的死亡率，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出生率，被视为人口持续加速增长的原因。反过来，广大民众对食物的旺盛需求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差距也因为人口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于是，有人提出，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希望是采取严厉的措施遏制人口膨胀。尽管可能存在种种应该对人口增长进行调控的理由，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低下的生活水平、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并不一定与急剧增长的或密集的人口息息相关。事实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如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则可能低得多，但这样的地区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工业不发达，其中许多地区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削），最后一点是，生活条件、健康状况和工业化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经济增长往往会降低死亡率，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产效率。当然，工业化也会带来健康问题，但人们已经掌握了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方法。因此，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经济发展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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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住房拥挤、衣不蔽体以及不卫生的生活环境将贫穷和疾病联系到了一起。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又在于低收入和教育的匮乏。鉴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决定一个民族健康状况方面的重要性，制订一项综合计划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果不改善农业，不发展工业，不建立合格的行政服务体系，不改善人口的教育状况，就不可能实现健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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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20世纪世界欠发达地区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问题，与约一百年前的卫生改革者在自己国家范围内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正如查德威克、索斯伍德·史密斯和其他卫生改革者察觉到的，任何社会都无法在人口一半健康一半不健康的状态下持续存在，今天的人们也意识到，国际社会必须在社会和经济援助的广泛框架内，帮助其贫困的成员解决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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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与许多其他重要理念一样，并不是全新的。国际卫生合作的发展源于人们日益意识到，一百多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济及政治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复杂，世界在变小，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疾病都会对其他众多地区构成持续的威胁。甚至在五十年前，世界上每一个港口的卫生官员就已清楚，自己正坐在流行病学这座火山的火山口上。他对中国鼠疫的第一手消息，可能就是港口出现的一艘桅顶挂有黄色检疫旗的船只。协调检疫程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02年，国际卫生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泛美卫生局成立，负责处理发生在美洲半球的卫生问题。五年后，即1907年，一项协议在罗马签署，第一个世界性的国际卫生组织，国际公共卫生局，成立了。它的主要职能是收集和发布流行病学信息，特别是有关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的信息。这是19世纪举行的各种卫生会议所缔结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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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卫生工作的下一步重要发展是1923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成立。卫生组织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之一是它的流行病学情报所。同时，除检疫和传染病控制外，还有其他卫生问题亟须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在卫生组织做出的众多极具价值的贡献中，有一项最不引人注目，那就是它在农村卫生、住房、学童健康、健康中心和体育教学等领域所开展的重要研究，这在总体上推动了健康促进理念的发展。此外，由于技术研究的突破，就梅毒血清学检测和治疗用生物制品标准化等重要事项，有可能达成国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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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长远来看，比上述成就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卫生组织首次尝试建立一个有效机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对疾病问题展开反击。疟疾的大肆传播是一场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灾难，卫生组织通过下属的疟疾委员会控制住了疫情。通过广泛的实地考察和多次会议，委员会成功地制订出一个可被欧洲、亚洲及美洲卫生工作者采纳的完备方案，作为后者行动的基础。类似的建设性措施还被应用到诸如结核病、梅毒、狂犬病、麻风病、癌症及昏睡病的防治上。除这些行动外，组织还为个别国家提供直接服务。1928年，希腊政府提出援助申请，要求重组其公共卫生系统，为此，卫生组织派出专家人员，并提供了相关资金。玻利维亚也接受了类似的援助，主要是为了改善当地的卫生条件。1929年，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提供了直接技术援助，帮助制订卫生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控制斑疹伤寒的流行，波兰和罗马尼亚也获得了相同的服务，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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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组织的部分活动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组织合作开展的。早在1913年，基金会就成立了国际卫生委员会（现在的国际卫生司），这要归功于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的工作，这家委员会是为了消灭美国钩虫病疫情而在1909年成立的。国际卫生委员会的基本政策所遵循的原则是：社区卫生属政府职能，只有发展国家和地方卫生机构，包括人员和物资，帮助各国进行自助，才能在国际卫生领域取得长期、有效的成果。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开展和支持基础研究；（2）通过提供财政援助或建立培训中心，教育和培养公共卫生人员；（3）成立示范点，或为建设健全的社区卫生服务提供临时性的人员和资金援助。这三点基本上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卫生工作，特别是技术援助项目发展所依据的原则。在这一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的较为显著的成就包括：研制出了有效的黄热病疫苗，成功击退了1938年从非洲入侵巴西的冈比亚按蚊，以及为卫生工作者设计了一套涉猎广泛的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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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公共卫生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使各国对在卫生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不再陌生，并为此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实践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建立起来的机制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为1946年至1956年这十年间国际公共卫生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诞生，接替联盟卫生组织、国际公共卫生局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使其职责。1948年，在其组织法得到了所必需的26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批准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处理社会和健康问题的互助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深入的探讨，世界卫生组织所要应对的国际卫生问题范围广泛，它承认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成为国际卫生领域的官方协调机构。它的工作得到了若干其他组织的补充和配合，尤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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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国际卫生工作，特别是技术援助，已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1942年，美洲各共和国同意通过双边和其他协定对社区卫生问题采取必要措施。美国肩负起领导重任，创建了今天被称为美洲事务研究所的组织。在研究所的努力下，有关卫生领域的技术援助方案成形。这些方案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健康中心发展地方医疗服务、环境卫生（供水、污水处理、病虫害防治）、公共卫生教育以及专业公共卫生人员的培训和就业。简单概括，重点就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开展社区卫生行动。这个方案一直积极执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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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0日，在杜鲁门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他提到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增加一项内容。在这新增的“第四点”中，他力促美国“启动大胆的新计划，将科学和工业上的进步带到欠发达地区，帮助它们改善和发展……”此后，这个提议演变成一个广泛的计划。于是，195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统领机构——援外事务管理署，负责美国所有的国际技术援助活动。1955年，共有38个国家正在开展双边卫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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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还无法确定。人们对促进健康的国际合作领域仍然有些陌生。尽管如此，基本目标和方法是非常明确的。正如世界卫生组织1950年计划所指出的那样：“公共卫生官员一直坚信，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一个社区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其健康状况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对世界贫困地区的技术援助开展得当，这将是一种提供帮助的方式，使那里的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水平。因此，卫生方案的发展计划必须充分融入这个大方案中。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和卫生服务进行改善的任务，是今后所有卫生工作者将要继续面临的挑战，也无疑将继续成为不断扩大的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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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游历的世界，它的边界不断向后退让……” 。过去的五十年里，社区卫生在整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前进势头。但这种进步无论是在社区内部还是世界各地，都不尽相同。有一大批经济和技术上普遍不发达的国家，它们往往刚独立起来，仍会面临种种有关可预防疾病的问题，就像50到75年前，西欧国家和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那样。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旧是控制传染病、清洁供水、妥善排污以及提高一般生活水平至最低的可接受标准。然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如美、英和西欧部分国家，社区卫生领域发生的实际问题又大不一样。固然，在环境卫生、传染病控制、健康教育、营养等方面仍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了，它们是未来五十年社区卫生计划必须予以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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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社区卫生和福利行动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婴儿、青年和成年早期疾病，其危害程度大大降低，不再会造成人类的大量死亡。由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得到了延长，人们可以活得更久，因此，对于老龄人口的健康问题，社区必须逐渐重视起来。1900年，美国45岁以上的人口只有1 300万，占总人口的18%。五十年后，这一群体增长到4 300万，占总人口的30%。因此，在我们今天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就包括如何防治较难治愈的慢性病或退行性疾病，如癌症、心血管肾病、糖尿病、关节炎、肌肉骨骼病，以及与衰老相关的心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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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传染病问题变得不再紧迫，社区卫生方案的辐射范围被扩大了，在可行的基础上把不利于社区居民身心健康的其他因素和情况也考虑在内。近年来，公共卫生的视野不断拓宽，包括预防事故和心理健康等问题，以及重新强调对物理环境的管理。随着工业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变革，有关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复杂。受细菌污染的空气、水和食物，这些昔日备受关注的问题，现在基本被化学污染以及这种污染与癌症诱发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所取代。这几年，随着工业主义的兴盛，有关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讨论愈发激烈。一方面，人们不断地从农村逃往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的居民也不断逃往农村。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必须注意和调查其对社区卫生健康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及相关领域中，公共卫生正在扩大自己的边界。那么这对近期开展的社区卫生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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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大气污染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就像曾经关注水污染一样。目前看来，空气污染对个人和社区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谁也给不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但近期，人们从污染雾（烟雾）引发的流行病传播和死亡病例中，从对大气致癌物及其与肺癌关系的研究中了解到很多。1930年在比利时的列日及周边地区，194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1950年在墨西哥的波萨里卡，以及不同时期的英国伦敦，都发生过烟雾疫情。这些都被证实是由气象条件和高浓度的有毒空气污染物所造成。而大气污染物产生的长期影响是一个更艰巨的问题。人们正在逐步收集大气中致癌物质的相关数据。英国的斯托克斯和坎贝尔在他们对肺癌的研究中发现，烟雾、二氧化硫、苯并芘和其他多环碳氢化合物的浓度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升高。在利物浦，空气中苯并芘的浓度比农村地区高出8～11倍。在其他地方也发现，烟雾弥漫的空气中苯并芘的浓度是普通空气的四倍左右。简而言之，现代工业社区的空气是一片充满致癌物的海洋，因各种各样的垃圾污染而变得浑浊不堪。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避免每天与致癌物的接触。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种污染可能是导致癌症这种致死性疾病的发病率增加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人们至今都无法完全以流行病学和技术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大气污染的原因多样且复杂，而适当的评测标准和测量仪器还在准备，大量利益关系牵涉其中，包括政府、工商业界。立法监管仍在起步阶段。1947年，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最为宽泛的法律。有不少城市，特别是匹兹堡，一直在积极寻求减少空气污染的方法。但这显然需要研究和行动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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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气污染同属一类的是新兴且重要的放射健康问题。放射性废料的处理，有害辐射的防护，为从事核能发电或核反应研究的工作者创造了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后续将开展的活动都说明在不久的将来，这对社区卫生来说会变得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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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住房问题。家庭健康是多方面的，人们对它却知之甚少。最近的社会和预防医学领域的研究再次强调了家庭在促进健康和预防、治疗疾病上的重要性。1937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成立了住房卫生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一组织分别从物理、生理和心理需求出发，研究健康住宅的构成要素。关于住房条件不佳对健康的作用，还有待进行大量研究。不过，已有很多证据表明，身心的不健康状态与过度拥挤、不断恶化的住房条件有着很大的关系。住房问题与医疗问题一样，从根本上讲是经济问题。许多工业化国家通过政府补贴廉租房制度，为贫民窟居民提供体面的安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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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联邦政府首次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共住房，当时的美国航运局和美国住房公司（隶属劳工部）为战争工人建造了16 000套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房子被卖给了私人业主，但随着经济大萧条的来袭，更多的公共住房应运而生。胡佛政府制定的《1932年紧急救济和建设法》允许联邦借贷给一些公司，用于房屋建造。第二年，《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对贫民窟及廉租房进行清除。这段时间内，公共工程管理局在30个城市建设了约50个项目，共计20 000多套住宅单元。接着，1937年通过《国家住房法》，鼓励地方社区建立自己的独立机构，经各州特许，有权接受联邦拨款来建造和管理房屋。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消灭贫民窟。1939年至1942年，这项计划在260多个社区建造了约170 000个住宅单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出资为平民建造了805 000套住房，其中有195 000套是永久性的。这些住房大部分是由地方当局代联邦政府建造和管理的。最终，若干条政策在《1949年住房法》中得到了汇总，法案批准了开发空地所需的贷款、补贴和联邦信贷。到1953年11月30日，约有110 000个单元建成，在建单元数量更多，并且在1 761个项目中，有263 875个单元的选址已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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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成就并没有多么惊人，但其中有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必须得到正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政策日益保守。一些社区欣然接受所有他们能够得到的公共房屋，而在另一些社区，这样的做法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想要暂缓或拒绝接受这项服务。反对者们认为这是在延续种族隔离，尤其是在1948年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限制条款无效之后。此外，还有其他趋势逐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195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自美国工业化以来，拥有住房的人数首次超过了租房人数。还有一个原因很快也会被考虑进去，那就是人口向郊区迁移的现象。这是战后所形成的繁荣景象的一部分，它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