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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做慈善，希望与社会改造关联起来，资助的项目将是“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和普遍性的”，钱要用在“关键拐点”。什么是关键拐点呢？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上，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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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10年轰动美国医学界的“Flexner报告”[3]介绍说，在美国和加拿大共155所医学院校中只有6所好学校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关键拐点”。自此，他们动用大笔金钱，投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提升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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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3年开始，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至那时，用于协和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700万美元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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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投向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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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弗雷德里克·盖茨就是建议洛克菲勒做慈善的那个顾问。在1905年1月，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劝其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特别是远东地区。“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业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他对中国的兴趣，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扩展到远东去。”在他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设计的蓝图中，中国是其走向国际、成为国际性慈善组织的重要一步。写这封信时，盖茨已经为洛克菲勒工作了15个年头，在他的影响下，洛克菲勒的“零售式”传统捐赠已转型为现代慈善，聘请专业人员管理，以科学和医学项目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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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多，盖茨收到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Harry P. Judson）等人的一封信，敦促洛克菲勒“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越早越好”。它将代表“最高的理想和最广博的内涵”，向中国人介绍新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概念，将产生“一种社会革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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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中国的第一封通信。在此之前，盖茨、洛克菲勒父子与中国有关的联结是：老洛克菲勒本人随机捐助了很多钱给在中国的传教士；洛克菲勒二世年轻时就对清朝瓷器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也曾在纽约参加过一个中文礼拜学校；基金会主席盖茨隐隐地对中国也有些兴趣，其中一个例证是，他在南北战争后很快上了一门讲述亚洲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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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开始联络驻华宣教会，他自我介绍说是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管理人之一，目前正在思考“什么是推动中国人福祉的最好方式”，并希望与传教士们交流。此后两年，他与传教士信件往来频繁。传教士们同意盖茨的观点：“目前对中国最好的服务，就是用西方的道德和科学，将一大批有为的中国青年培育成未来的领袖。”在中国博医会（CMMA）写给盖茨的信中说：“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医学院了，大多设置在很好的地点。目前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医学院，而是更好的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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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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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盖茨1905年那封长达6页的信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随后用了10年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确信，到中国发展“科学医学”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在最初介入中国医学领域时，在华传教士曾是信息来源，到后来，在美国帮助洛克菲勒建立现代慈善事业的那些顶级医学及教育专家，对中国的影响更深刻。从寻找项目到界定，都体现了这些专家的理念。大基金会和专家的结合，保证了项目的科学、专业、有效，也成为“20世纪初美国文化的重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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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行动之前，应先做精细调查，盖茨认为：“在外国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工作，需要一个全盘计划，因此目前还不准备马上采取行动。”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也建议对中国的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不仅从传教士角度，而且从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来了解”。应派出考察团，在中国至少待上6个月，充分研究情况，分析大量事实后再发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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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数基金会为中国项目而进行的调研，堪称全面而深入：包括三次派遣考察团，举行“中国会议”，与在华传教士、教育界、医疗界频繁通信和接触……其中，由专家进行科学、精细、全面的实地调查，已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慈善”的重要标志，可确保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建议，确保决策建立在尽可能“理性的基础”上。为了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基金会曾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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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1909年，“东方教育考察团”历时6个月访问了日本、印度、朝鲜、中国，多数时间是在中国。在考察团出发前，美国和东方各国的报纸已经在欢呼。这次的考察主题是“中国的教育状况及其需要”，力求“从一切可能的来源获取信息”。这次考察过程中，积累了数百页的日记、笔记以及大量照片，形成了六卷本的报告，包括中国各主要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语言、宗教和文学的考察信息。在教育方面，涵盖了教会和政府办学，从医学院、大学、专业教育到特殊教育……虽然最终“芝加哥大学在中国”的计划流产，但这份考察报告“是通过受过训练和极有头脑的眼睛得到的精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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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设计什么项目才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呢？基金会开始真切理解在华传教士和中国教育的情况，理解已进入20世纪的美国科研教育与仍停留在19世纪框架里的教会教育有哪些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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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策略、战略问题，而是本质上关于生活目的及原理的问题。看完考察团的报告后，盖茨如此分析。考察团的专家们深受培根哲学的影响，而传教士们在生活目的及教育方法上，是中世纪式的。“在专家给我的报告中，在所说的很多睿智的话语中，最睿智的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科学方法。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是现代生活得以萌发的培根哲学，他们需要头脑中具有这种倾向，需要最初在培根的伟大著作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生活的态度，因为正是这种态度创造出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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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和专家顾问们相信，科学方法和技术会使中国产生可持续的、与传统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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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中国：一个广阔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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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北京二环路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最后一段残存的北京古城墙，标志着传教时代开始的科学仪器复制品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地震设备并列陈放，成为皇家天文台的遗物之冠。在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块纪念碑铭记着这么一段历史：在这里，第一位新教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设立了他的第一个眼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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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后一个向西方开放的大国。之前，不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只能将广东作为贸易集散地，严禁深入中国腹地，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所改变。对于大批传教士、商人、冒险家来说，中国是最后的淘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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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美国人对遥远中国的想象发生了变化，也有了直接的利益关系。中国是美国的“新边疆”，是美国国内经济市场的延伸，也是美国意识形态、社会改革土壤的延伸。对在异教地域传播福音的宗教热情、用美国进步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世界的乐观主义，加上种族优越感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交织在一起，使得很多美国人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责任去改进和完善其他文化。在最初十几年里担任洛氏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4]主任的顾临（Roger S. Greene），在1917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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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个不仅拥有伟大的过去并在将来可能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洛克菲勒先生和他的顾问们多年以来有着浓厚的兴趣。相信只要从外部给她一点明智的帮助，就有可能促使她从内部自行产生力量，来形成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世界都最为有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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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传教运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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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成了一个广阔的试验场，在这里发生着西方曾用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变革，涉及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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