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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中国南方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共约140年。他们盖教堂、办教育、开医院、办报纸，推动反对缠足、戒鸦片、办女学、讲卫生等社会新思潮，翻译出版书籍介绍西学。不仅在城市，也在农村加强文化教育、提供医疗服务、进行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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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美国历史上出现了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运动，试图“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海外传教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说，世界是他的活动场地，中国则是中心点。另一位则说：“中国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指路星辰，是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巨大磁铁。”20世纪初，美国的入华传教士人数超过英国，成为传教热情最高的国家。像耶鲁、普林斯顿和哈佛这样的教育机构，也开始分别在长沙、北京和上海建立附属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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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如此评论：“白种人去中国的动机有三：打仗、赚钱和传教……由于深信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远胜于其他任何文化及生活方式，因此，当我们遇见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民族，便深信自己所能做的最仁慈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变得像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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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传教运动引起了美国社会，包括洛克菲勒对中国的极大兴趣。明恩溥成了最著名的传教士作家、“美国的中国事务政治家”，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其读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明恩溥关于如何处理庚子赔款的建议会得到实施，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了中国教育。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了“对了解中国最有帮助的书籍”。盖茨是读者之一，他给明恩溥写信：“最近，我和我的家人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你的《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的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那种满足感，犹如炎炎夏日畅饮了纯净清凉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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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带来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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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需要保证在中国西学传播中的优势，他们可以比本地人做得更好的领域只有西学的传播，主要是教育和医学方面。医学传教士的工作可以阐述为：慈善济世，在拯救异教徒身体的同时，连灵魂一起拯救。当时，教会大学之一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校长说：“在什么样的建筑里行医、做什么手术都无关紧要。这只是给了你向病人传福音的机会……没有人要求你承担治疗疑难病例的使命。这样的病例，只会花费大量时间，给医学传教团带来焦虑和麻烦。最好只处理那些容易快速痊愈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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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和爱，在上帝教导中获得一致性。治病成为走向皈依的一种努力。用一位医学传教士的话说，他们“服从两个天职的召唤：一是基督世界的召唤，二是世俗世界的召唤”。只是到了后来，传教色彩渐渐转淡，医学传教士越来越像医疗专业人员。19世纪30年代在广州开设第一家医院的美国人伯驾说：“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投医，我急于医好他们的病体，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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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福州传教士医生雅丹金，接受官方赠匾“西来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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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热带医学的概念，也由传教士带到中国。“热带医学”对西医向殖民地传播西学并建立优势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使本国人在这些地方更健康，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控制殖民地的人口和环境。英国医生帕特里克·梅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中国的发现奠定了“热带医学”的基础。他发现了造成厦门象皮病的病理原因，并发明了新手术方法来切除象皮病的囊肿。在他之后几十年，欧美医生来到中国，对于血吸虫病、钩虫病、黄疸病、印度痘、热带溃疡、荨麻疹热的病理和传播都有新发现。后来参加协和考察团的医学专家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也曾说：“中国有大量疾病，我们不了解其性质，或者无法确定其传播途径。因此，来到这里对于科学观察、实验室实验和临床医疗，都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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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传教士实行的医学教育起点很低。1860年以前，教会机构不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多集中在沿海城市、内地大城市。整个中国只有28名传教士医生。虽然来华医生都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西医教育没有统一和完整的课程，只能倒退回“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培养的也不过是医生助手而已。这时的教会学校根本没有课程大纲，从事这些“世俗工作”的目的非常模糊，更多的是出于实用动机，培养中国助手以补充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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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0年，新教教会在中国一共有207家医院、292家诊所，共有251名男医生和114名女医生，而教会医学校总数是55个。从黄宽（1829—1878）到伍连德（1879—1960），第一批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中国人，都是在海外完成学业的。石美玉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女医生，在1896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也是著名的华人女布道家，后来创办了九江但福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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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一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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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中国的教会启动了提高教育质量的“自我改善运动”。囿于资金不足和师资短缺，教会学校的数量开始减少，对规模小的高等学校进行合并。由不同基督教宗派联合而成的高等机构出现，冠名为“协和”。协和是“union”的雅致译文，沿传至今。中国博医会在1913年的双年会上决定：在现存的8所协和医学院有效运作之前，不允许再建立任何新的医学院。这8所医学院分别设在沈阳、北京、济南、汉口、成都、南京（与杭州一起）、福州和广州。但是即使减至这个数量，也超出了教会能力所及的范围。这一年，中国大约有500名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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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堂就是这8所医学院之一，后来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并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它地处东单三条东口外，曾因领头传教士的医术名声在外，为清廷治病，获得了来自李莲英和慈禧的捐款。北京协和医学堂于1906年正式落成，由英国伦敦会与其他5个不同教派的英美宣教会联合开办，是当时唯一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教会教育机构。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手时，校园里有14名外国老师，学校年开支不足5万美元。与日后接办、大改组后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相比，这个小医学堂的办校规模和标准有着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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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北京协和医学堂门前的两根20米长的旗杆被大风吹倒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这寓意着要“改朝换代”了。果真应验了！一年后，协和医学堂的土地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地产。在这片土地上建造的协和医学新殿堂，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医学带来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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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可以送给中国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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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和教育是文明的大脑和神经，健康就是文明的心脏。它推动生命之血液流向社会机体各部，使各个器官得以运转……疾病是人类生命的大恶，也是人类所有的恶之源，包括贫穷、犯罪、无知、邪恶、无能、遗传疾病，以及其他众多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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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正式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促进人类福祉”为主旨，这决定了基金会的医学发展方向。有学者曾经评论：医学，成了“现代神学”。1911年在美国成功进行的钩虫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报告”的问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关注医学、卫生、医学教育。至此，几个重要项目包括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卫生委员会、钩虫病防治运动，均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因此摸索出了现代慈善的运作、管理、项目选择上的专业治理经验，这些经验都将运用到正在酝酿的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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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基金会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中国会议”，邀请了当时美国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和传教士领袖，包括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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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基金会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世界都是它的试验场……它准备在起步时慢慢发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领域，先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以便日后真决定去做时，明白可能面对的问题，并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议下行动……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已经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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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不久，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前往东方进行几个月的考察，在这次的“中国会议”上，他谈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给过西方思想及教育方法一次这样大规模地进入的机会。”“西方可以送给中国的大礼是：科学医学和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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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在东方之行的报告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