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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热带医学的概念，也由传教士带到中国。“热带医学”对西医向殖民地传播西学并建立优势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使本国人在这些地方更健康，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控制殖民地的人口和环境。英国医生帕特里克·梅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中国的发现奠定了“热带医学”的基础。他发现了造成厦门象皮病的病理原因，并发明了新手术方法来切除象皮病的囊肿。在他之后几十年，欧美医生来到中国，对于血吸虫病、钩虫病、黄疸病、印度痘、热带溃疡、荨麻疹热的病理和传播都有新发现。后来参加协和考察团的医学专家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也曾说：“中国有大量疾病，我们不了解其性质，或者无法确定其传播途径。因此，来到这里对于科学观察、实验室实验和临床医疗，都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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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传教士实行的医学教育起点很低。1860年以前，教会机构不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多集中在沿海城市、内地大城市。整个中国只有28名传教士医生。虽然来华医生都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西医教育没有统一和完整的课程，只能倒退回“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培养的也不过是医生助手而已。这时的教会学校根本没有课程大纲，从事这些“世俗工作”的目的非常模糊，更多的是出于实用动机，培养中国助手以补充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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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0年，新教教会在中国一共有207家医院、292家诊所，共有251名男医生和114名女医生，而教会医学校总数是55个。从黄宽（1829—1878）到伍连德（1879—1960），第一批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中国人，都是在海外完成学业的。石美玉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女医生，在1896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也是著名的华人女布道家，后来创办了九江但福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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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一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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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中国的教会启动了提高教育质量的“自我改善运动”。囿于资金不足和师资短缺，教会学校的数量开始减少，对规模小的高等学校进行合并。由不同基督教宗派联合而成的高等机构出现，冠名为“协和”。协和是“union”的雅致译文，沿传至今。中国博医会在1913年的双年会上决定：在现存的8所协和医学院有效运作之前，不允许再建立任何新的医学院。这8所医学院分别设在沈阳、北京、济南、汉口、成都、南京（与杭州一起）、福州和广州。但是即使减至这个数量，也超出了教会能力所及的范围。这一年，中国大约有500名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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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堂就是这8所医学院之一，后来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并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它地处东单三条东口外，曾因领头传教士的医术名声在外，为清廷治病，获得了来自李莲英和慈禧的捐款。北京协和医学堂于1906年正式落成，由英国伦敦会与其他5个不同教派的英美宣教会联合开办，是当时唯一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教会教育机构。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手时，校园里有14名外国老师，学校年开支不足5万美元。与日后接办、大改组后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相比，这个小医学堂的办校规模和标准有着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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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北京协和医学堂门前的两根20米长的旗杆被大风吹倒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这寓意着要“改朝换代”了。果真应验了！一年后，协和医学堂的土地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地产。在这片土地上建造的协和医学新殿堂，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医学带来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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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可以送给中国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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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和教育是文明的大脑和神经，健康就是文明的心脏。它推动生命之血液流向社会机体各部，使各个器官得以运转……疾病是人类生命的大恶，也是人类所有的恶之源，包括贫穷、犯罪、无知、邪恶、无能、遗传疾病，以及其他众多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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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正式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促进人类福祉”为主旨，这决定了基金会的医学发展方向。有学者曾经评论：医学，成了“现代神学”。1911年在美国成功进行的钩虫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报告”的问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关注医学、卫生、医学教育。至此，几个重要项目包括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卫生委员会、钩虫病防治运动，均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因此摸索出了现代慈善的运作、管理、项目选择上的专业治理经验，这些经验都将运用到正在酝酿的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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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基金会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中国会议”，邀请了当时美国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和传教士领袖，包括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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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基金会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世界都是它的试验场……它准备在起步时慢慢发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领域，先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以便日后真决定去做时，明白可能面对的问题，并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议下行动……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已经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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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不久，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前往东方进行几个月的考察，在这次的“中国会议”上，他谈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给过西方思想及教育方法一次这样大规模地进入的机会。”“西方可以送给中国的大礼是：科学医学和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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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在东方之行的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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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里，西方可以给东方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使东方人的头脑逐步发生重大变化。东方人很久以来学的都是抽象知识。他们一直在运用直觉审思，主要从权威那里接受哲学与宗教。他们从来没有运用过归纳原理，而且至今对此知之甚少……要将东方人的头脑从文学想象和哲学猜想中拉出来，给予他们在事实和真理中独立发展的手段，最好的办法就是像西方在过去50年流行的那样，在所有的东方学校中用试验性的实验室方法来讲授科学、农业、商业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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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一致同意医学教育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适当的项目，这个项目是非宗教性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会议决定第二次派考察团去中国进行更详尽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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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愿景的1914年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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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的“中国会议”到1921年的揭幕典礼，7年里举办了许多次讨论会。1914年及1915年派出的两次考察团，确定了基金会在中国的参与方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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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派往中国的考察团将考察范围锁定于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团中有：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哈佛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毕宝德（Francis W. Peabody）、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这位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名叫顾临，他此后的20年时间都贡献给了与协和有关的事务，他为办好协和而执着坚持的故事，尤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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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在1914年出发之前，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出行时带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及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公使夏偕复的介绍信。到中国后，他们受到了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的招待。《湖南公报》发表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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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忽视医学教育的情况久已举世皆知，对于如何医治这个“东亚病夫”没有给予什么重视。……政府现在财政困难，自然不会对医学发展给予任何资助，也没有热心的慈善家鼓励大家投入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富有的大亨，美国的洛克菲勒先生，给世界一份惊人的捐款，目的在于大力帮助中国的医学工作。他对世界苦难的解救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对他的考察团贵宾表示衷心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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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此行，除了收集信息，更要依据教育专家、医学专家们的专业判断，来确定基金会在中国的使命以及项目。考察团用4个月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教会医学院和一些非教会医学院，以及当时全中国244所医院中的88家医院，最后总结成《中国的医学》这份报告。它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早期西医发展和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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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医学》共10个章节，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学和手术、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医学教育标准、用中文还是英文教学、解剖和尸检、中国政府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相关建议及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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