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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描述，当时的中国医学教育水平很低，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都很差，学生的预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学有很大局限。即使是当时的教会医学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的，外国教员的专业知识跟不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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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的“委员会建议”及第十章的“财务预算”，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委员会建议”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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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应该在中国从事医学工作； 这项工作将是长期的，在这一过程中基金会将是推动中国医学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基金会的医学教育应以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为目标； 基金会应该尽可能地与教会机构合作； 教学语言应是英文； 考虑到中国政府对外国机构参与政府项目的态度，考察团认为基金会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应该考虑参与奠定基础性的工作，并能帮助地方政府； 不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但是鼓励在医学院从事研究； 北京应是首选地点，如有可能，将在上海建立第二所医学院。 选择北京是因为其具有历史意义，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引全国各地学生。当时教育部正努力统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加上“旧协和”已有基础，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选择上海，是因为其人口多，需要医生。考察团还建议，日后的新校应招收女生和办一所高级护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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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标准，考察团曾在中国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适应目前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准的学校，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领导地位，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考察团同意后一种，这可以解释后来的协和为什么是长学制，为何自办预科，为何用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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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配置的1915年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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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目标确定，分秒必争。一本关于协和的英文书中这么描述：“No time was lost。”在决定后的十几天，就专设了“洛氏驻华医社”，主席为洛克菲勒二世，顾临为驻华代表，主持在中国的事务。其他成员有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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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写了一封信，发给在华有医学工作的美国传教组织，介绍了即将在中国实施的医学计划。1915年6月达成协议，用20万美元购买“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原“协和医学堂”只留用少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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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中国，由盖茨的儿子担任考察团的秘书。团员中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威廉·韦尔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这两位是当时美国医学界的顶级教授，专门挤出4个月的时间考察中国。考察团在中国各地受到款待，当他们到达中国耶鲁大学所在地长沙时，一条巨大横幅挂在大厅尽头：“您的慈善事业是世界的典范，中华民国握手欢迎您。”作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韦尔奇特别在周日早晨的礼拜仪式上，对湘雅医学院的学生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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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人面临恶劣的环境、匮乏的机会，仍然会坚持不懈？如果有人勤奋好学、敢于冒险、渴望促进医学的发展、投身慈善事业，那么在发展现代医学的伟大机遇面前，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比当今中国更有吸引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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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一次的考察团是抓住愿景，这次的考察团则是赋予愿景以具体的内容，为计划中的医学院校选择校址，策划办学方针。他们给协和医学教育设立的高标准是：“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在他们看来，要办一所够得上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就要从头开始，而不可能在当时任一所医学院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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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立了高标准之后，他们还考虑了细节，比如：入学的标准、教学的语言、医学课程表的设置、课程的长短。他们建议入学标准按“美国的大部分优秀医学院的可行的入学标准”，在正规中学毕业后至少读两年预科，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英文和中文。这是后来协和自办医预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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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用英语也再次得到确认，“因为用中文无法准确地去教授现代医学”。为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英文是进行世界科学技术交流必需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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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专职老师时，要特别注意是否有探求科学的精神，是否有教学能力，是否能激发科研兴趣，以影响学生和同行。另外，也提到对如此高标准的医学院，像传教士那样的低工资待遇难以满足需求，需要有足够丰厚的工资和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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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中国。团员中有当时美国著名的两位医学教授：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教授（右三）、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威廉·韦尔奇（右一）。他们的考察给中国医学教育设立了高标准：建立一所与欧美同质的医学院，拥有优秀的师资、先进的实验室、一流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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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简单的传教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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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中国的西医教育分为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是教会医院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医学校陆续开办，但多依靠教会医院，兼收少数学徒传授医学知识；1901年至1912年是医学教育的萌芽时期，这期间有：法国人在上海的震旦大学增办医科，德国人开办同济医学校，“满铁”在奉天设“南满医学堂”；从1913年开始，正规的中国医学教育逐渐成形，在这一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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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14年，第二次考察团的报告中写道：“目前在教会或者其他慈善机构经营的医学院中，医学教育标准几乎毫无例外都很低。”北京协和医学堂已经算是当时传教士医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之一，韦尔奇考察后在日记中写道：“病理课的教学是染色或者做切片标本，没有活检，只有一些做最粗糙的病理解剖的手术材料。每4个学生一台显微镜，设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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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有500名传教士医生在传播医学，但这些人显然没有充足的设备，没有器械，也没有最新的医学书籍，跟不上医学的发展。传教士的老师和医生几乎都不是专业的，很难找到传教与行医两者兼优的人。他们不但不具备西方最新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也完全不了解19世纪末以来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引起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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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医生希望立竿见影，试图快速治疗尽可能多的病患，是平民医学思想的拥护者。对于他们来说，结果重于标准，因为医疗活动与传教相关，有了结果可以吸引更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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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建立的项目，与此不同。他们超越了简单的传教士意识形态。与传教士相比，在什么是现代教育与科学、什么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这些问题上，他们有着更多的思考。区别在于：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神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专家们认为，科学是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基础，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为实现这些目的，教育重点应放在关注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以及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能力上。由于中国学生长期缺乏对自然现象进行准确观察并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中国，是办精英教育，还是办大众教育？他们认为，质量重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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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即将以世界一流的标准锻造的“协和”，将拥有：外人艳羡的资金背景、严格的学生入选标准、残酷的逐年级淘汰制度、独特的医学教育方法，外中内西式的建筑、待遇优厚的薪资……如西蒙·弗莱克斯纳考察中国医学状况后向基金会的建议：“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它将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集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家四家一体，可推动中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只是，设定高标准需要雄心，而坚持高标准，则需要意志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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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和，将科学思维移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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