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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可以送给中国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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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和教育是文明的大脑和神经，健康就是文明的心脏。它推动生命之血液流向社会机体各部，使各个器官得以运转……疾病是人类生命的大恶，也是人类所有的恶之源，包括贫穷、犯罪、无知、邪恶、无能、遗传疾病，以及其他众多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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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正式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促进人类福祉”为主旨，这决定了基金会的医学发展方向。有学者曾经评论：医学，成了“现代神学”。1911年在美国成功进行的钩虫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报告”的问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关注医学、卫生、医学教育。至此，几个重要项目包括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卫生委员会、钩虫病防治运动，均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因此摸索出了现代慈善的运作、管理、项目选择上的专业治理经验，这些经验都将运用到正在酝酿的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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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基金会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中国会议”，邀请了当时美国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和传教士领袖，包括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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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基金会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世界都是它的试验场……它准备在起步时慢慢发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领域，先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以便日后真决定去做时，明白可能面对的问题，并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议下行动……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已经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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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不久，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前往东方进行几个月的考察，在这次的“中国会议”上，他谈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给过西方思想及教育方法一次这样大规模地进入的机会。”“西方可以送给中国的大礼是：科学医学和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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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在东方之行的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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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里，西方可以给东方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使东方人的头脑逐步发生重大变化。东方人很久以来学的都是抽象知识。他们一直在运用直觉审思，主要从权威那里接受哲学与宗教。他们从来没有运用过归纳原理，而且至今对此知之甚少……要将东方人的头脑从文学想象和哲学猜想中拉出来，给予他们在事实和真理中独立发展的手段，最好的办法就是像西方在过去50年流行的那样，在所有的东方学校中用试验性的实验室方法来讲授科学、农业、商业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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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一致同意医学教育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适当的项目，这个项目是非宗教性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会议决定第二次派考察团去中国进行更详尽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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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愿景的1914年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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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的“中国会议”到1921年的揭幕典礼，7年里举办了许多次讨论会。1914年及1915年派出的两次考察团，确定了基金会在中国的参与方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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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派往中国的考察团将考察范围锁定于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团中有：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哈佛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毕宝德（Francis W. Peabody）、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这位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名叫顾临，他此后的20年时间都贡献给了与协和有关的事务，他为办好协和而执着坚持的故事，尤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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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在1914年出发之前，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出行时带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及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公使夏偕复的介绍信。到中国后，他们受到了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的招待。《湖南公报》发表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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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忽视医学教育的情况久已举世皆知，对于如何医治这个“东亚病夫”没有给予什么重视。……政府现在财政困难，自然不会对医学发展给予任何资助，也没有热心的慈善家鼓励大家投入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富有的大亨，美国的洛克菲勒先生，给世界一份惊人的捐款，目的在于大力帮助中国的医学工作。他对世界苦难的解救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对他的考察团贵宾表示衷心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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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此行，除了收集信息，更要依据教育专家、医学专家们的专业判断，来确定基金会在中国的使命以及项目。考察团用4个月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教会医学院和一些非教会医学院，以及当时全中国244所医院中的88家医院，最后总结成《中国的医学》这份报告。它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早期西医发展和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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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医学》共10个章节，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学和手术、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医学教育标准、用中文还是英文教学、解剖和尸检、中国政府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相关建议及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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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描述，当时的中国医学教育水平很低，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都很差，学生的预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学有很大局限。即使是当时的教会医学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的，外国教员的专业知识跟不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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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的“委员会建议”及第十章的“财务预算”，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委员会建议”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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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应该在中国从事医学工作； 这项工作将是长期的，在这一过程中基金会将是推动中国医学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基金会的医学教育应以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为目标； 基金会应该尽可能地与教会机构合作； 教学语言应是英文； 考虑到中国政府对外国机构参与政府项目的态度，考察团认为基金会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应该考虑参与奠定基础性的工作，并能帮助地方政府； 不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但是鼓励在医学院从事研究； 北京应是首选地点，如有可能，将在上海建立第二所医学院。 选择北京是因为其具有历史意义，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引全国各地学生。当时教育部正努力统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加上“旧协和”已有基础，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选择上海，是因为其人口多，需要医生。考察团还建议，日后的新校应招收女生和办一所高级护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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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标准，考察团曾在中国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适应目前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准的学校，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领导地位，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考察团同意后一种，这可以解释后来的协和为什么是长学制，为何自办预科，为何用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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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配置的1915年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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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目标确定，分秒必争。一本关于协和的英文书中这么描述：“No time was lost。”在决定后的十几天，就专设了“洛氏驻华医社”，主席为洛克菲勒二世，顾临为驻华代表，主持在中国的事务。其他成员有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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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写了一封信，发给在华有医学工作的美国传教组织，介绍了即将在中国实施的医学计划。1915年6月达成协议，用20万美元购买“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原“协和医学堂”只留用少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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