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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里，西方可以给东方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使东方人的头脑逐步发生重大变化。东方人很久以来学的都是抽象知识。他们一直在运用直觉审思，主要从权威那里接受哲学与宗教。他们从来没有运用过归纳原理，而且至今对此知之甚少……要将东方人的头脑从文学想象和哲学猜想中拉出来，给予他们在事实和真理中独立发展的手段，最好的办法就是像西方在过去50年流行的那样，在所有的东方学校中用试验性的实验室方法来讲授科学、农业、商业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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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一致同意医学教育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适当的项目，这个项目是非宗教性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会议决定第二次派考察团去中国进行更详尽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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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愿景的1914年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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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的“中国会议”到1921年的揭幕典礼，7年里举办了许多次讨论会。1914年及1915年派出的两次考察团，确定了基金会在中国的参与方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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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派往中国的考察团将考察范围锁定于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团中有：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哈佛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毕宝德（Francis W. Peabody）、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这位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名叫顾临，他此后的20年时间都贡献给了与协和有关的事务，他为办好协和而执着坚持的故事，尤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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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在1914年出发之前，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出行时带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及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公使夏偕复的介绍信。到中国后，他们受到了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的招待。《湖南公报》发表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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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忽视医学教育的情况久已举世皆知，对于如何医治这个“东亚病夫”没有给予什么重视。……政府现在财政困难，自然不会对医学发展给予任何资助，也没有热心的慈善家鼓励大家投入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富有的大亨，美国的洛克菲勒先生，给世界一份惊人的捐款，目的在于大力帮助中国的医学工作。他对世界苦难的解救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对他的考察团贵宾表示衷心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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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此行，除了收集信息，更要依据教育专家、医学专家们的专业判断，来确定基金会在中国的使命以及项目。考察团用4个月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教会医学院和一些非教会医学院，以及当时全中国244所医院中的88家医院，最后总结成《中国的医学》这份报告。它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早期西医发展和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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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医学》共10个章节，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学和手术、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医学教育标准、用中文还是英文教学、解剖和尸检、中国政府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相关建议及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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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描述，当时的中国医学教育水平很低，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都很差，学生的预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学有很大局限。即使是当时的教会医学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的，外国教员的专业知识跟不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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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的“委员会建议”及第十章的“财务预算”，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委员会建议”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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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应该在中国从事医学工作； 这项工作将是长期的，在这一过程中基金会将是推动中国医学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基金会的医学教育应以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为目标； 基金会应该尽可能地与教会机构合作； 教学语言应是英文； 考虑到中国政府对外国机构参与政府项目的态度，考察团认为基金会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应该考虑参与奠定基础性的工作，并能帮助地方政府； 不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但是鼓励在医学院从事研究； 北京应是首选地点，如有可能，将在上海建立第二所医学院。 选择北京是因为其具有历史意义，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引全国各地学生。当时教育部正努力统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加上“旧协和”已有基础，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选择上海，是因为其人口多，需要医生。考察团还建议，日后的新校应招收女生和办一所高级护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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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标准，考察团曾在中国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适应目前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准的学校，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领导地位，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考察团同意后一种，这可以解释后来的协和为什么是长学制，为何自办预科，为何用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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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配置的1915年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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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目标确定，分秒必争。一本关于协和的英文书中这么描述：“No time was lost。”在决定后的十几天，就专设了“洛氏驻华医社”，主席为洛克菲勒二世，顾临为驻华代表，主持在中国的事务。其他成员有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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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二世写了一封信，发给在华有医学工作的美国传教组织，介绍了即将在中国实施的医学计划。1915年6月达成协议，用20万美元购买“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原“协和医学堂”只留用少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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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中国，由盖茨的儿子担任考察团的秘书。团员中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威廉·韦尔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这两位是当时美国医学界的顶级教授，专门挤出4个月的时间考察中国。考察团在中国各地受到款待，当他们到达中国耶鲁大学所在地长沙时，一条巨大横幅挂在大厅尽头：“您的慈善事业是世界的典范，中华民国握手欢迎您。”作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韦尔奇特别在周日早晨的礼拜仪式上，对湘雅医学院的学生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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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人面临恶劣的环境、匮乏的机会，仍然会坚持不懈？如果有人勤奋好学、敢于冒险、渴望促进医学的发展、投身慈善事业，那么在发展现代医学的伟大机遇面前，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比当今中国更有吸引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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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一次的考察团是抓住愿景，这次的考察团则是赋予愿景以具体的内容，为计划中的医学院校选择校址，策划办学方针。他们给协和医学教育设立的高标准是：“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在他们看来，要办一所够得上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就要从头开始，而不可能在当时任一所医学院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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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立了高标准之后，他们还考虑了细节，比如：入学的标准、教学的语言、医学课程表的设置、课程的长短。他们建议入学标准按“美国的大部分优秀医学院的可行的入学标准”，在正规中学毕业后至少读两年预科，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英文和中文。这是后来协和自办医预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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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用英语也再次得到确认，“因为用中文无法准确地去教授现代医学”。为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英文是进行世界科学技术交流必需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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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专职老师时，要特别注意是否有探求科学的精神，是否有教学能力，是否能激发科研兴趣，以影响学生和同行。另外，也提到对如此高标准的医学院，像传教士那样的低工资待遇难以满足需求，需要有足够丰厚的工资和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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