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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简单的传教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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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中国的西医教育分为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是教会医院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医学校陆续开办，但多依靠教会医院，兼收少数学徒传授医学知识；1901年至1912年是医学教育的萌芽时期，这期间有：法国人在上海的震旦大学增办医科，德国人开办同济医学校，“满铁”在奉天设“南满医学堂”；从1913年开始，正规的中国医学教育逐渐成形，在这一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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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14年，第二次考察团的报告中写道：“目前在教会或者其他慈善机构经营的医学院中，医学教育标准几乎毫无例外都很低。”北京协和医学堂已经算是当时传教士医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之一，韦尔奇考察后在日记中写道：“病理课的教学是染色或者做切片标本，没有活检，只有一些做最粗糙的病理解剖的手术材料。每4个学生一台显微镜，设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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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有500名传教士医生在传播医学，但这些人显然没有充足的设备，没有器械，也没有最新的医学书籍，跟不上医学的发展。传教士的老师和医生几乎都不是专业的，很难找到传教与行医两者兼优的人。他们不但不具备西方最新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也完全不了解19世纪末以来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引起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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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医生希望立竿见影，试图快速治疗尽可能多的病患，是平民医学思想的拥护者。对于他们来说，结果重于标准，因为医疗活动与传教相关，有了结果可以吸引更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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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建立的项目，与此不同。他们超越了简单的传教士意识形态。与传教士相比，在什么是现代教育与科学、什么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这些问题上，他们有着更多的思考。区别在于：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神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专家们认为，科学是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基础，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为实现这些目的，教育重点应放在关注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以及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能力上。由于中国学生长期缺乏对自然现象进行准确观察并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中国，是办精英教育，还是办大众教育？他们认为，质量重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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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即将以世界一流的标准锻造的“协和”，将拥有：外人艳羡的资金背景、严格的学生入选标准、残酷的逐年级淘汰制度、独特的医学教育方法，外中内西式的建筑、待遇优厚的薪资……如西蒙·弗莱克斯纳考察中国医学状况后向基金会的建议：“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它将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集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家四家一体，可推动中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只是，设定高标准需要雄心，而坚持高标准，则需要意志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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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和，将科学思维移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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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这么描述当时中国人对科学的渴望：“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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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在目睹了美国著名大学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后，极受触动，憧憬着在中国也能出现引领社会方向的大学，他在日记中这么写：“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他继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乃可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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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中国，黄仁宇形容“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社会改造尚未开始。这一切，都在酝酿着后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5月4日，“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长期革命之工具”，科学和民主是指南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学项目，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现代医学研究、专业效率”为特征。他们推崇的科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口号。这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已存在两年了，只不过，在严格的八年制和优秀生源的要求之下，它首先迎接的是医预科学生，而非直接招收医学生去培养“医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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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和项目，有其时代背景：美国志在扩展海外新边疆，大型基金会转型科学慈善，科学医学成为主流。在传教士、医学专家、教育专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等不同力量的作用下，基金会期望通过协和将培根式的科学思维、科学医学移植到中国，培养一批具备科学思维方法的医学人才。以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代表的“科学医学”，是新式知识分子改造旧文化的工具之一，并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或经济条款。“办校的人，是科学脑，不可完全以慈善、思想文化侵略为目的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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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国共两党合作，1926年北伐战争，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协和医学院的初期成长过程，正处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军阀混战，掌握政权的北洋军阀顾不及建设中国，法规不成形，对外国人管理宽松、极少干涉。因为特殊的外资背景，协和就像一个位于北京东单的小型“独立王国”，一座扎根在动荡环境中的孤岛，在业务技术、校园文化、行政管理等方面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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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现代神学：科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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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在医学上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得“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的体系开始建立。医学的学术地位上升，医生的社会地位上升，西医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成为“世界上唯一居支配地位的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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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招生之前，在中国已有两位美国先行者，他们后来都与协和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位是1906年来到芜湖医院的胡恒德，一位是1905年抵达湖南的胡美。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胡恒德，起先在芜湖医院供职，从1911年到1917年是上海哈佛医学院的院长，后来两度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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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鲁传教团筹备在长沙办医院和医学院时，耶鲁大学毕业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胡美成为人选。胡美出生于印度，并在印度长大，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印度教书、传教多年。胡美在到达湖南后一年，克服重重困难，在长沙小西门西牌楼买了土地和房屋，办起了雅礼医院和雅礼学堂。两年后，雅礼医院增加了一位中国医生，有病床14张。此后他又创建了湘雅医学院。林语堂评价道：“第一次见到胡美博士时，我们不仅谈论一般的中国人，也谈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我被雅礼人的气质所倾倒，他们是思想开明、学识广博的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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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on Spence）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中，从300多年里来华的西方人中列举了10位最有影响力的，其中就有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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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在长沙行医办学22年，在创建湘雅医学院时，对它的标准要求也很高，他说：“医疗工作只能按最科学的路线才能实施。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只能遵从‘约翰·霍普金斯’的标准！我们的医疗工作及教育工作，必须依靠最强大的教会影响，按照教育科研的最高知识、最科学的标准进行。”但他按照“约翰·霍普金斯”打造湘雅的理想，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现。1921年，胡美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眼前的这所医学院才真正成了一个“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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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所信奉的“约翰·霍普金斯”，是美国医学教育史上的典范，代表人物是威廉·韦尔奇。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对美国医学教育如此重要，以至人们后来称他为“美国医学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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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显微镜，挑战法国的听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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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后，在整个欧洲，科学成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国家成为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并建立了科学机构。医学是最大的受益者，从“术”变成了“学”。在19世纪的欧洲，科学和医学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象征。医学地位越高，国力越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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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诞生于巴黎。不同于之前照本宣科的教育和医生的个人造化，革命后的法国医学重视人体多于书本，尤其重视对病人及死后遗体的观察研究。巴黎医学界流行“少读书，多观察，多动手”，将临床的科学观察与病理解剖和活检相互验证，进行大量的活检，证实临床观察时做的诊断。通过对事实对象的调查，来发现真相。“除了美酒、女人和音乐，吸引这些学生来巴黎的原因是，当时巴黎拥有大量的公共医院，以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容易得到的、充足的临床机会和解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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