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793192
紧随其后，德国的显微镜挑战了法国的听诊器。德国解决了实验室研究如何与医学教育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中期，显微镜的发展给医学添加了另一双眼睛，多了从另一个视角看人体的方法。德国人认为，投资学术和科学是提升国家地位和发展工业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的各学院中，研究中心陆续建立起来，其预算和人才令全球医学界艳羡。在政府的参与下，一种独特的医学，即实验医学诞生了。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approach）超越个人经验（empirical）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发现疾病的病因。实验方法客观而权威，是独立的和非个人化的，不受个人的想象力和思维限制。一切都将成为科学的，经验主义从此消失。
1700793193
1700793194
1700793195
1700793196
1700793197
1905年去湖南的胡美（Edward Hume），在长沙行医办学22年，后来创建湘雅医学院时，曾有着很高的标准，但他按照“约翰·霍普金斯”打造湘雅的理想，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现。
1700793198
1700793199
1700793200
1700793201
1700793202
胡恒德（Henry Houghton），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1920—1928年、1938—1942年，两次任职协和医学院的校长。
1700793203
1700793204
1700793205
1700793206
1700793207
威廉·韦尔奇，美国著名病理学家，美国20世纪初医学教育改革领导者，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医学项目的主要顾问。为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先后两次来到中国。
1700793208
1700793209
听诊器、检眼镜、喉镜等机械设备的发明，转变了疾病的临床诊断方式。显微镜使得研究可以深入到疾病的根源。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的兴起，使得数千名学生奔赴德国的实验室。说英语的医学生们，开始涌入德国的海德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地，其中就有韦尔奇。
1700793210
1700793211
那时德国的医学教育，已经超过了19世纪上半叶的医学“麦加”之地法国，成为全世界有活力的年轻人向往的医学殿堂。而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仍然很差，出国读医的大多去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有1 500位美国医生在德国或在德语国家学习过。这支队伍有着共同的特征：年轻，男性，出身东海岸、上层社会。
1700793212
1700793213
1872年，韦尔奇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学习时，美国医学教育正处于低迷期。韦尔奇回忆道：“（美国的）医学预科不充分，课时短，课程安排有缺陷，课堂以说教为主，演示和操作仪器简陋。”在德国，韦尔奇跟随著名医学科学家卡尔·路德维希（Carl Ludwig）在实验室里学习。1876年，他给家人的一封信说：“我们美国没有这样的实验室课程。”
1700793214
1700793215
在德国大学里那个叫作“实验室”的地方，各种先进仪器应有尽有，学生和老师并肩战斗、热烈讨论，因新发现而兴奋的时刻随时可能到来，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闯荡。他们充分应用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这些彼此关联的学科，去寻找疾病的真正原因和治疗方法。
1700793216
1700793217
在德国实验室里，这些美国年轻人还接触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全职的老师和研究者。他们不再满足于做开业医生，想做的是探索真知的研究者，或者叫学者。1877年，韦尔奇从维也纳给朋友写信说：“你知道吗，我的雄心已经不在开业行医上，我更想从事病理学研究。如果不行医也能养活自己，那我情愿不去行医。”
1700793218
1700793219
德国医学在那时如此吸引人，还因为它扎根在同时崛起中的德国大学制度上。由洪堡在19世纪柏林大学倡导的教学和学术自由，教学、学术、研究三者统一，影响深远。德国医学的实验室置身在大学中，大学里有自由的氛围、灵活的组织、设备精良的实验室、探求的精神、浓厚的进取气氛、独立的精神指明灯。它符合美国《生活》杂志对“大学”的评价：“大学是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1700793220
1700793221
至些，以法国为代表的临床医学、以德国为代表的实验医学建立起一套“科学医学”的标准：临床、教学、研究（简称为：医、教、研）相结合；附属于综合大学中拥有全职教授的医学院；医学教育及研究建立在基础科学的训练之上；强调医学的准确、合理、体系化、有效性，不误导，能治病救人。这些标准成了20世纪初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核心，至今依然是世界公认的、有质量的、医学教育的标准。当然，若干年后，也有一种声音开始反思：西医的文化霸权，也正是建立在“科学医学”的内涵之上，它将科学视为更优越、合理的途径来解答公众的问题。
1700793222
1700793223
一本具有文学价值的科学书
1700793224
1700793225
1897年夏天，盖茨一家到纽约州的自由湖度假，七八月的夏日时光里，他花了大量时间通读《医学的原则与实践》这本教材，书的作者是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即美国著名内科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内科主任。盖茨说：“我一字不漏地读完了这本书，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显示我的刻苦，而是为了形容奥斯勒的魅力。《医学的原则与实践》是少有的几本具有文学价值的科学书，它迷人的行文风格使我爱不释手，一旦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好像有一个钩子牵着我的鼻子从一页到下一页，从一章到另一章，一直读到这千页大部头的结尾。”
1700793226
1700793227
那一年，盖茨正在为洛克菲勒写一份有关医学与慈善的备忘录。他“拿着奥斯勒的书，来到百老汇26号的办公室”，在替洛克菲勒准备的备忘录中，“列举了各种传染疾病，指出被发现的细菌是如何少、可探索领域如何广博、已经知道的细节多么匮乏、不能治疗的病痛多么骇人听闻”。
1700793228
1700793229
他觉得这本书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大量的疾病肯定或者可能是由细菌引起的，通过大家的专心努力，那么多疾病的细菌已经被成功地分离出来了。但到目前看来，只有白喉的抗生素被发现了，这也是事实。我尽量让自己全面熟悉巴黎和柏林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相比之下，除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以外，美国的建树似乎微不足道。”当时的医学界只有把握治愈5种疾病。不同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其他科学，医学尚未充分开拓。“它本质上更困难，因为直到不久前还没有人赞助它，也因为医学教育和行医本身太有利可图，它驱使人们几乎完全离开了这门艺术的本质。”
1700793230
1700793231
细菌学理论常常把某一特殊的疾病与某一单独的病因细菌联系起来。如果将此对应到社会问题，那么对当时的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来说，细菌学提供了一种医学语言来思考社会问题：如果人们用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科学的调查方法“分离出”某一社会问题特定的症结，那消除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就水到渠成了。慈善事业是寻找社会疾病的工具，“最好的慈善，就是坚持不断地寻找终结——为消除邪恶根源而追根究底地努力”。
1700793232
1700793233
盖茨极力主张洛克菲勒“为科学的医学研究”建立一所机构，能与巴斯德在巴黎、科赫在柏林主办的医学机构相媲美。“这将是洛克菲勒为国家和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机会”。于是，著名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诞生了。
1700793234
1700793235
一所与众不同的医学院
1700793236
1700793237
19世纪的美国医学教育远不及欧洲，有人如此尖锐地形容：“教学内容极端贫乏，医学资源付诸阙如，学院毫无资金来源，唯一的收入来自学费，而其中大部分都进了教师的口袋……实验室根本不存在……大部分医学院与任何大学都没有关联……也跟任何医院没有关系，因此，教学只限于理论。当时的受业期限照例均为两年……而第二年也只是重复第一年的所学。此外，在许多地方，修业期限甚至只有16～20周，医学生也完全不需要先修预备课程就可入学。”
1700793238
1700793239
最初的改革发生在1869年，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从医学院动刀。一位在哈佛任教的老师说：“（他）把整个大学翻煎饼似的翻了个彻底，这样的大刀阔斧在我们医学院还真是史无前例，董事会完全接手院务，彻底改头换面。我们开始领薪水，我虽然不反对，但却担心口袋要缩水了。教学课程全面重订，外来的压力是部分原因，改革结果是班级变小，学生变得更好了。”
1700793240
1700793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