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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招生之前，在中国已有两位美国先行者，他们后来都与协和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位是1906年来到芜湖医院的胡恒德，一位是1905年抵达湖南的胡美。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胡恒德，起先在芜湖医院供职，从1911年到1917年是上海哈佛医学院的院长，后来两度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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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鲁传教团筹备在长沙办医院和医学院时，耶鲁大学毕业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胡美成为人选。胡美出生于印度，并在印度长大，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印度教书、传教多年。胡美在到达湖南后一年，克服重重困难，在长沙小西门西牌楼买了土地和房屋，办起了雅礼医院和雅礼学堂。两年后，雅礼医院增加了一位中国医生，有病床14张。此后他又创建了湘雅医学院。林语堂评价道：“第一次见到胡美博士时，我们不仅谈论一般的中国人，也谈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我被雅礼人的气质所倾倒，他们是思想开明、学识广博的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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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on Spence）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中，从300多年里来华的西方人中列举了10位最有影响力的，其中就有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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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在长沙行医办学22年，在创建湘雅医学院时，对它的标准要求也很高，他说：“医疗工作只能按最科学的路线才能实施。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只能遵从‘约翰·霍普金斯’的标准！我们的医疗工作及教育工作，必须依靠最强大的教会影响，按照教育科研的最高知识、最科学的标准进行。”但他按照“约翰·霍普金斯”打造湘雅的理想，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现。1921年，胡美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眼前的这所医学院才真正成了一个“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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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所信奉的“约翰·霍普金斯”，是美国医学教育史上的典范，代表人物是威廉·韦尔奇。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对美国医学教育如此重要，以至人们后来称他为“美国医学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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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显微镜，挑战法国的听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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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后，在整个欧洲，科学成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国家成为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并建立了科学机构。医学是最大的受益者，从“术”变成了“学”。在19世纪的欧洲，科学和医学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象征。医学地位越高，国力越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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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诞生于巴黎。不同于之前照本宣科的教育和医生的个人造化，革命后的法国医学重视人体多于书本，尤其重视对病人及死后遗体的观察研究。巴黎医学界流行“少读书，多观察，多动手”，将临床的科学观察与病理解剖和活检相互验证，进行大量的活检，证实临床观察时做的诊断。通过对事实对象的调查，来发现真相。“除了美酒、女人和音乐，吸引这些学生来巴黎的原因是，当时巴黎拥有大量的公共医院，以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容易得到的、充足的临床机会和解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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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德国的显微镜挑战了法国的听诊器。德国解决了实验室研究如何与医学教育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中期，显微镜的发展给医学添加了另一双眼睛，多了从另一个视角看人体的方法。德国人认为，投资学术和科学是提升国家地位和发展工业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的各学院中，研究中心陆续建立起来，其预算和人才令全球医学界艳羡。在政府的参与下，一种独特的医学，即实验医学诞生了。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approach）超越个人经验（empirical）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发现疾病的病因。实验方法客观而权威，是独立的和非个人化的，不受个人的想象力和思维限制。一切都将成为科学的，经验主义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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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去湖南的胡美（Edward Hume），在长沙行医办学22年，后来创建湘雅医学院时，曾有着很高的标准，但他按照“约翰·霍普金斯”打造湘雅的理想，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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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恒德（Henry Houghton），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1920—1928年、1938—1942年，两次任职协和医学院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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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韦尔奇，美国著名病理学家，美国20世纪初医学教育改革领导者，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医学项目的主要顾问。为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先后两次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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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诊器、检眼镜、喉镜等机械设备的发明，转变了疾病的临床诊断方式。显微镜使得研究可以深入到疾病的根源。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的兴起，使得数千名学生奔赴德国的实验室。说英语的医学生们，开始涌入德国的海德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地，其中就有韦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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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德国的医学教育，已经超过了19世纪上半叶的医学“麦加”之地法国，成为全世界有活力的年轻人向往的医学殿堂。而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仍然很差，出国读医的大多去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有1 500位美国医生在德国或在德语国家学习过。这支队伍有着共同的特征：年轻，男性，出身东海岸、上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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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韦尔奇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学习时，美国医学教育正处于低迷期。韦尔奇回忆道：“（美国的）医学预科不充分，课时短，课程安排有缺陷，课堂以说教为主，演示和操作仪器简陋。”在德国，韦尔奇跟随著名医学科学家卡尔·路德维希（Carl Ludwig）在实验室里学习。1876年，他给家人的一封信说：“我们美国没有这样的实验室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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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大学里那个叫作“实验室”的地方，各种先进仪器应有尽有，学生和老师并肩战斗、热烈讨论，因新发现而兴奋的时刻随时可能到来，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闯荡。他们充分应用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这些彼此关联的学科，去寻找疾病的真正原因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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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实验室里，这些美国年轻人还接触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全职的老师和研究者。他们不再满足于做开业医生，想做的是探索真知的研究者，或者叫学者。1877年，韦尔奇从维也纳给朋友写信说：“你知道吗，我的雄心已经不在开业行医上，我更想从事病理学研究。如果不行医也能养活自己，那我情愿不去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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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医学在那时如此吸引人，还因为它扎根在同时崛起中的德国大学制度上。由洪堡在19世纪柏林大学倡导的教学和学术自由，教学、学术、研究三者统一，影响深远。德国医学的实验室置身在大学中，大学里有自由的氛围、灵活的组织、设备精良的实验室、探求的精神、浓厚的进取气氛、独立的精神指明灯。它符合美国《生活》杂志对“大学”的评价：“大学是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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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些，以法国为代表的临床医学、以德国为代表的实验医学建立起一套“科学医学”的标准：临床、教学、研究（简称为：医、教、研）相结合；附属于综合大学中拥有全职教授的医学院；医学教育及研究建立在基础科学的训练之上；强调医学的准确、合理、体系化、有效性，不误导，能治病救人。这些标准成了20世纪初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核心，至今依然是世界公认的、有质量的、医学教育的标准。当然，若干年后，也有一种声音开始反思：西医的文化霸权，也正是建立在“科学医学”的内涵之上，它将科学视为更优越、合理的途径来解答公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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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具有文学价值的科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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