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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里（Edmond Vincent Cowdry）在协和建立了解剖系，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解剖系教授。 步达生后来加入协和的解剖系，在中国合作者的帮助下发现了“北京人”化石。 物理化学家海司汀斯（A. Baird Hasitings）从芝加哥大学来到协和，最后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其职业生涯。 福斯特（Ernest Carroll Faust），因其在协和对血吸虫病、支睾吸虫病和疟疾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著名的寄生虫学家。 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描述过医疗这个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这种普世一致的同构性，正是医疗最大的特色，它是律法所没有的，也是教会所没有的，即使有，其程度也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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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协和的初期，可以招聘一群轻蹄健马的科学界人士来到中国，专心投入，不拘于一时一地，所作所为大开大阖。准确地说，他们所效力的不是一国一族，他们是投身在医学这个领域里，竭尽所能探索钻研。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协和管理部门曾不得不提议，全校员工中的所有美国人，如果愿意听从美国国务院的劝告，应在条件还允许的时候，尽早考虑离开中国。但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选择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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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国的师资力量在协和聚合。在选聘哪些人来协和任职时，突破了传统规则，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是不拘一格降“创业型人才”。协和建立之初，教师大多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外国专家来担任，共招聘了151名员工，其中的28名中国人中有25人在国外受过教育。协和药理系曾试图招聘哈佛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克来耶（Otto Krayer），后来因为哈佛医学生太喜欢这位教授而抗议，使他未能离开哈佛来协和任教。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斯狄弗勒，则被聘为协和医预科的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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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一位住在北京的知名记者为《纽约时报》撰写封面文章，他预言：“洛克菲勒在中国的活动，将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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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希望很大一部分就在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促进的工作中，因为在这片领域里，老旧的原则与种族优越感或自卑感的束缚，都消失了，代之以对高专业标准与能力的共同奉献、对科学进步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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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就像一个“跨国的科学共同体”，将各类学者聚合在一起，聚合在具有规范性目标的专业协会、合作研究活动之中。这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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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办学之初，主要招聘的是外籍教师，并逐步吸收那些留学回国的、高素质的第一代医学科学家和医生。到后来，再逐步扩大到协和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即第二代医学科学家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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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20年为例，包括低级别的助教和助理在内，共有22名西方人和9位中国人。后来，协和越来越多地聘用自己的毕业生，通常先送他们去欧美接受先进理念的培训，再回国工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批从协和毕业或来协和工作的中国优秀人才成了协和的骨干，比如内科的张孝骞、李宗恩，外科的曾宪九、吴英恺，儿科的诸福棠，妇产科的林巧稚……美国《时代周刊》曾特别提到，协和办得如此成功，以至后来“这里的骨干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到1940年，教职队伍中只有10名西方人，而中国人为10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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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建立之初，教学老师是一支“多国部队”，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等，图中是1921—1922年的教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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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首批聘用的教员中，有这么几位杰出的华人教授：外科医生刘瑞恒、生物化学家吴宪、病理学家胡正祥。他们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其他华人教授还包括：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细菌学家林宗扬，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生理学家林可胜。以上各位，都成了相应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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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员，还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协和的顾问及董事会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胡适。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恒德给顾临写信谈起与胡适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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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月，我有机会和胡适博士进行了几次谈话，讨论了医学院的机会与影响，以及未来可能的政策……胡博士总结说，中国人欢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因为它显而易见的、卓越的教学和科学标准，没有种族歧视的中国员工政策，以及对宗教事务的宽大态度（没有强迫性的宗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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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是协和的中国知识分子顾问之一。1929年，除了胡适，以下这些人也受邀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董事：清华大学校长周贻春、国家地质调查主任翁文灏、驻美国及国际联盟大使伍朝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国地质考察创始人丁文江。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都是拥抱科学方法的新型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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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窥解剖系：全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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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教师分为6级：教授、襄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和助教。在医院，临床医生也分为6级：主任医生、主治医生、住院总医生、第一助理住院医生、助理住院医生、实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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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届的协和毕业生胡传揆回忆说：“在本科学习期间，直接教过我的就有5名欧美专家，分布在病理、寄生虫、药理、解剖和外科方面。这些人不仅对于学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全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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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和的解剖系为例，加拿大人考德里早期在线粒体、高尔基体研究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1918年来协和任解剖学教授、第一任解剖系主任。考德里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他是在协和开展尸体解剖的第一人。他收集胚胎标本，奠定了中国胚胎学的基础。鉴于当时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考德里研究鸦片成瘾对血细胞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损害，制定出有鸦片成瘾的人血象变化的标准。他在任职期间培养的马文昭在芝加哥大学进修两次后，仍回到协和工作。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戒大烟时，由马文昭为他检查血象，以确定其身体是否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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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步达生应考德里的邀请来到协和，担任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两年后，接替考德里任解剖系主任。考德里与步达生是多伦多大学的同学，前者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学家，而后者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考德里这样说：“步达生在人类学上雄心勃勃，几乎不用显微镜。而我大多数时间都在用显微镜观察一个个细胞。”这也是西蒙·弗莱克斯纳对他们在协和最心仪的安排，两人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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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协和的解剖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随后由于在同一地点第一次发现了中国猿人头盖骨而得以证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协和解剖系共同组成了“新生代研究室”，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协和医学院提供研究实验室，步达生任荣誉主任。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成了全球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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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26年到192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闻一传博士来协和解剖系任教，他是闻一多的弟弟。他不仅是位胚胎学家，据说还多才多艺、颇有文学修养，画和字皆洒脱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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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宪，在1917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19年荣获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把儒家人文主义与西方科学主义相结合，写出了《科学生活指南》（Guide to Scientific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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