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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除听课外，要进病房当“临床见习生”。住院总医生给见习生分病例，见习生去问病史查体，写病历作出诊断后，老师进行讨论并做修改。病房的见习生可以参加每天早晨的教学查房和每周的教授查房。四年级时，上课之余去门诊见习，在老师指导下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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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毕业的须毓筹记得第一次实习诊断学时，钟惠澜教授亲自当患者，让学生检查他的头、面部。须毓筹和另外两个同学轮流观察、检查，但谁也没说全“病情”。分明是从头发、前额、五官到下颏，都一一检查的，那么到底遗漏了什么呢？这时，钟老师严肃地说：“我戴着眼镜，是提示我的眼睛有问题，但你们谁也没有注意，亦未问我为什么戴眼镜，戴的是什么眼镜。做医生就是要全面细致地观察病人！”内科的斯乃博教授，则形象地告诫学生：“Don’t depend too much on paraphernalia（不要过多地依赖设备）。”他主张看病一定要仔细询问病史，精确地做体检和常规化验，得出比较正确的印象诊断，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心电图、脑电图、放射造影等辅助检查和特殊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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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的临床考试安排在三年级时进行。考试时，老师现场给学生指定一名新病人，要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病历询问、体格检查和常规化验，写出病人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理意见。范琪教授当年上学时，分到一名心脏病患者，心里暗喜。当她按时完成考试后，主考老师问了病情，让她说明鉴别诊断和处理意见，各种心脏病的可能性和特点。范琪对答如流，自我感觉很好。但主考老师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追问个不停：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她答不上来了。老师还是穷追不舍，她觉得脑子都掏空了。老师问：你是否也应该考虑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可能性？她当时因为紧张，在询问病情时，根本就忘了询问和甲亢有关的问题。这种经历，很多协和学生都有过。被逼急时，也有学生背后埋怨老师“卖弄知识”“故意为难学生”，给老师起各种各样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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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本科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医学院的第五年，开始进入实习医生阶段，学生们会在各专业科室进行一年轮转。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直接负责10个病人的诊疗工作，对病人实行“24小时负责制”。这是八年学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他们开始真正“管理病人”。无论前一天收了多少新病人，实习医生都必须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历、拟诊讨论和三大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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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是1940届的协和毕业生，他曾经这么白描过在协和内科做实习医生时的每日行程安排：“一清早到病房，把自己管的病人看一遍，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并抽空腹血做化验。在主治医生每天查房时，要简要地报告病历和病情，说明自己对诊断治疗的看法，解答主治医生提出的问题，并听取意见。结束后，即修改医嘱，填写特殊检查、化验和会诊单，并进行较急的治疗。午饭后在病人午休时，自己也争取时间做短时间休息。下午继续诊断治疗、操作和化验、收新病人和观察原有病人。白天有空闲时还参加一些业务学习活动。晚上饭后先抽时间看看报纸，再去病房将所有的病人都看一遍，并给一些对症治疗，如镇静安眠药等。然后写病历和病程记录，并读有关书籍。夜间，按病人情况需要，护士打电话到宿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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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30日晚，是协和实习生迁入与迁出的时间。整个宿舍楼有两股人流，一股进，一股出，紧张而有序。新来的实习生放下行李后，就立即换上工作服，开始熟悉自己的工作，并被分上一个信号灯的灯号。除了休假和请假外，实习生白天晚上都必须在医院，医院的各个地方都有明显的信号灯，每个实习生有一个灯号。如果不在岗位上，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总机要求打亮他的灯号。实习生看到灯亮时，会立即回到岗位。24小时值班的实习生，既能在医院各处自由活动，又能随叫随到。如果半小时内找不到人，总机报告给院长办公室，第二天就被通知到院长办公室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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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主任霍华德教授带领医学生、医生们进行病房大巡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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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磨难、喜获知识，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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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是协和1934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受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任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在《从医学生到内科住院总医师》中，他详尽地描述了自己从一位协和医学生开始成长，毕业后留在协和工作，担任住院医生直至住院总医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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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出身书香门第，中学、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他先在苏州的东吴大学读过三年医预科，又读了一年大学预备班，1929年考进协和医学院。在他读书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每周举行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由病理老师和临床老师一起筹办。三年级时，他开始在病房和门诊见习。最后一年是实习，那时实习生要亲自检验病人的各种标本：痰、胸水、脑脊液……自己检验的结果常常比化验室要快，能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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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在当实习医生时，曾有多次为找到胸水、脑脊液内的结核杆菌或周围血液内的黑热病的利杜氏小体、疟原虫……花费很大力气，“经常要熬到深夜，但收获也很大”。他在协和实习期间，就有“活科赫”[11]的美名。有些疾病的病原体，别人找不到，他却能找到。他发现在推血片找疟原虫时，将推片推到载玻片一端，并将推片一端略提起，增大推片与载玻片之间的角度，就可使比重较高的疟原虫集中在载玻片的边缘，变得容易找到，提高了疟原虫的检出阳性率。做完这一年的实习，8年寒窗结束，回头望去，“自入学到毕业的5年中，我的同学中有的被淘汰退学，有的留级，有的从他校插班进来，到毕业时只有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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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育人模式”的特色之一在于，医学生毕业了但学习之路仍未终止，更确切地说是终身学习。协和医院实行的是临床住院医生制度，每年面向毕业生招聘一次。工作三四年后有机会当上住院总医生。因名额有限，需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聘上。当时的协和医学院崇尚先进的西方医院管理理念，包括“完善的招聘制”和“讲求效率的制度化管理”。在毕业后继续做了三年的助理住院医生后，王季午被聘为内科住院总医生。这是个非常荣耀和锻炼人的职位，在他之前，已有10人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有医学大家张孝骞、钟惠澜、刘士豪、邓家栋、谢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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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认为，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后来三年的住院医生制，强调的是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和实践经验。协和学生在整个八年学习期间，打好了普通理科基础、医学基础、临床实践基础。在毕业后的四五年，又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实践，并开始用临床资料对一个医学课题专门进行观察与研究。所有这些在王季午看来，“是培养高级医务人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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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心脏病专家黄宛回忆起在协和的几年经历，深刻的磨难及喜获知识的乐趣兼而有之，“令我40多年来未能丝毫忘怀”。1986年夏天，和黄宛同一班的1943届协和毕业生再聚。这些老协和人坐在一起，回忆自己的协和生涯，用的题目是“无限依恋忆协和”。在畅叙旧事时，他们提到许多协和的特色，比如上基础课时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小测验，临床见习导师制，以及协和传统的教学巡诊和病理讨论会。此外，一个少不了的主题是“激烈的竞争、无情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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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协和为调剂学生生活，促进同学间的交际，每周六晚请几位教授夫人教跳交际舞。宋鸿钊说：“同学们因功课紧，去的不多，教授夫人便亲自到宿舍邀请。我和几位南方来的同学，因怕功课跟不上，不愿参加，为避免宿舍灯光外露，教授夫人们来叩门邀请，就把桌灯放在储藏间内，把自己关在里面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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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1943届学生、后来从事公共卫生营养学的范琪教授，她父亲曾是当地有名气的开业医生，当时她自己也觉得学医后当开业医生很好，治病救人。不过，她一到协和就改变了想法。她“看到各位老师在从事教学和医疗的同时，都在进行专题研究，常常在实验室忙碌到深夜。他们联系各自的专业，经常去图书馆阅读新书刊，星期日上午也常去……他们的研究成果，明显地提高了医学理论和实践。”当时，做开业医生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比留在协和当教员的报酬肯定高得多，但她自述：“由于受老师们的影响和协和学术空气的熏陶，在学生时代就逐步明确：毕业后不能仅当一名开业医生。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学生中是很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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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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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概括过协和颇具特色的育人方式。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英恺在2003年出版的《老协和》序言中提到：协和的特点是小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打好基础，保证人才和事业的持续发展。“过去如此，今后也应如此。”对于如何培养医学人才，吴英恺最看好的是老协和的育才之道。晚年时，他曾几次将协和医院的领导请到家中，探讨老协和的淘汰制、24小时住院医生制、住院总医生制。他说，过去协和培养10个人，准能出两三个名医、名教授，中国需要“五星级”的名医，需要像协和那样的、高质量人才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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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出版的《协和育才之路》前言中，在20世纪60年代任协和副校长的董炳琨这么写道：“（协和）学校历史悠久，几经沧桑，曾三次停办，三次复校，在大环境影响下有过很多变化。它在我国医学界和医学教育界作用最为突现的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其教学风格和特色的形成，也是在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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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把协和的育人模式提炼、传承下来，在召开第一次《协和育才之路》的编写讨论会时，93岁的邓家栋来了，89岁行动不便的吴英恺院士来了，80多岁的章央芬、冯传汉也来了……总共19位。到了第二次讨论时，增加到26位。究竟什么是协和育人之道呢？经过这些老协和人或是老协和管理者的共同讨论，除了学生少、条件好、要求严、教师一流、特定的历史环境之外，多年的协和教学形成了一套优良的教学传统，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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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能力培养，而非死啃书本； 强调基本功培养，未来发展才能厚积薄发； 强调科学严谨，养成认真求实的习性；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参与解决实际问题中成长，培养创新意识。 与它们相近的另外一个版本则是，强调“三基三严”。“三基”是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严”是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但与“协和育人模式”相关联的残酷的淘汰制、培养的学生少、学制长、全英语教学……这些在当时和今日看来仍属极端的做法，围绕它们的争议，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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