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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协和的这八年制学习中，还实行一种残酷的“淘汰制”。最明显的淘汰有两次：第一次是报考协和的学生，先读完三年医预科，经过考试，结合医预科的各门功课成绩和老师评语，决定是否能够录取进协和本部，成为医学生；第二次是进入本部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绩差、身体差等被淘汰的，常占入学时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期间，也有因兴趣转移、健康、经济状况和学习情况而退出医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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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淘汰率，优中选优，伴随的是学习紧张和无形的竞争压力，许多毕业生后来在回忆时都有描述，甚至有一些人用了“磨难”这个词。药理学教授金荫昌在回忆录里说，这甚至是一种无谓的紧张：“在协和，对学生的任何要求都是严格的，曾传说有某生因为考试时答错了用药剂量而被留级一年。为了显示课程水平之高，这种操之过严的措施，据传在协和各科之间大有‘你追我赶’的劲头，因而造成学生学习中无谓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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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还有一个名词用来形容协和人的紧张生活，这就是“协和脸”。因为协和人学习紧张，压力大，久不见天日。吴英恺初到协和医院时就描述了这张“协和脸”：“住院医生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四点及晚上十点半），质量很高，可惜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那时做住院医生，成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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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曾在传记中叙述，自己到协和学医完全是听从父亲的安排。思想开放、早早投身民族工业的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而做医生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在60多年的时间里，吴家先后有10人在协和学习、工作，成为国内罕见的名医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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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届医学生吴阶平在细菌学实验课上。吴阶平是家族中第三个进协和的人，吴家也是国内罕见的名医世家，他的哥哥吴瑞萍，弟弟吴蔚然、吴安然，分别是儿科、外科、免疫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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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阶平的文章《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中，第一节谈的就是惊人的淘汰率：“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他以自己的经历，描述了从进协和医预科开始到最后成为住院总医生的“宝塔尖”制度：“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4人，留级的有4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在叶恭绍教授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一年级是个难过的关。这关就是生化学和生理学。有这两员‘哼’‘哈’二将把门，许多考上协和的同学，就是因为过不了这一关而留级或离开协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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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还回忆说：“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从专业学习到言谈举止，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位教师手中有一份附有照片的学生名单，教师很快就熟识了每个同学。平时的实验报告、读书报告或病历记录，都要求记述准确，书写工整，交教师或上级医生批阅。考试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教师们要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留级生以及淘汰生名单。”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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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考试，75分是及格线，也是学生们的“生死线”。临床考试只有极少数能拿到90分，85分就很优秀了，成绩不合格的就有可能留级或被退学。这种看上去无情残酷的“淘汰制”，为的是尽可能筛选出可成为医学大家的精品，虽然淘汰标准也未必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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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在“淘汰”中生存下来的优秀生，协和的奖励倒也毫不吝惜，以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在医学生一、二、三年级结束时，每年评选出两名优秀生，免交下一年的学费100元。每年毕业班中最优秀的学生，还能获一笔高达400美元的“文海奖学金”。文海（Walter A. Hawley）是早年协和医学堂的一位美籍教会医生，他捐出全部财产作为对协和最优秀毕业生的奖励。1933届的邓家栋就用这笔奖金还清了上协和欠的债。在1929年，林巧稚也是那一届毕业生的“文海奖”获得者。当时，这笔奖学金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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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行毕业典礼时，还会在毕业班的下一届，即四年级的医学生中，选拔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毕业典礼的司仪。学生司仪手持一根特殊的纪念牌，类似于乌木权杖，外形仿照周朝传统“圭”，象征尊严和权威。周朝的圭是一块白玉，一端有一个“V”字形刻痕。协和的圭，不是玉也没有刻痕，在一端有一个窄金箍，上面刻着学生司仪的姓名。每年都会制作一个新的金箍，在上面刻着当年新一任学生司仪的名字，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学校原计划当纪念牌上套满金箍、成为一块亮灿灿的金牌时，保留在学校，作为永久性纪念。遗憾的是，当抗日战争胜利、协和医学院复校后，那块套有9个金箍的纪念牌，再也难寻踪影。吴阶平就曾经担任过司仪，他参加的是1941年的毕业典礼，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他的姐夫陈舜名也曾担任过学生司仪，姓名刻在第二道金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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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毕业仪式中，同学们身着博士服自礼堂走出，吴阶平作为学生司仪走在最前面，手持金箍环绕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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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的“淘汰制”，对很多学生是一种无形压力，对那些能在压力下生存的学生来说，激发的则是竞争，激发的是向上的气氛。在吴阶平上到五年级时，“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始，提高较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国安，邀他同住一间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竞争的气氛不只表现在学生、青年医生中间，教授之间亦不例外。一些教授继续留任，另一些聘期满则离开了协和。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妇产科主任的惠特克不把门诊和住院病人放在心上，只顾在实验室搞研究，还挖苦林巧稚：“你以为拉拉病人的手，给病人擦擦汗，就能当教授吗？”当他任职期满，协和没有再续签聘约，而遭惠特克讥讽的林巧稚在这一年被聘为妇产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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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林巧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并获毕业生最高荣誉“文海奖学金”400美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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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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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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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学习负担很重，可学习条件也很好，在生活细节上堪称呵护备至。这呵护，从新生入学上路的那一刻就开始了。1924年的秋天，18岁的严镜清被协和录取，从上海绕道武汉到北京，到了协和的学生宿舍文海楼，“门房工人带我去看一个布告牌，其中有一张是宿舍房间分配名单，这牌上布告都是英文的。我很快找到我的英文拼音名字，就顺利地住下。两人一间，很宽敞、讲究、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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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钊入学时是1937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毕业考上协和，正值抗日战争，南北交通中断。直到1938年，他才上了路，但也是绕道上海，坐船到天津塘沽，再去北京。第一次出远门的宋鸿钊正忐忑时，船到塘沽，有人上船来告诉他，岸上有人接。一问才知是协和派来的，怕他上岸遇到困难，帮他办理登岸手续。他被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报到后，注册主任安排宿舍工友组长接他到学生宿舍，房间里的物品一应俱全。第二天，校医通知他检查身体，还准他休息一天以缓解旅途的劳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来自南方的同学由于当时汇兑不通，失去了经济来源，学校知道后就借给每人每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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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人回忆上学时“衣服自己不用洗，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学生宿舍有一个相当大的休息室，有地毯、沙发和几张桥牌桌，有一部很好的留声机和一台很大的两波段收音机。“书架上有当日的报纸，很多英文小说和美国画报《生活》以及《时代周刊》等。晚饭后，大家都愿到这里玩一会儿。另有一个健身房，有许多锻炼身体的器械，不过，同学们功课太紧张了，去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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