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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吴宪来协和教生物化学。在教学中，他能游刃有余地跨越不同学科，进行原理“混搭”：他用胶体化学的原理讲蛋白质性质，用热力学原理讲能量，用动力学原理讲酶学，左右逢源。有一次，在安排学生测定血、尿成分实验时，为说明膳食对代谢的影响，将学生分为两个大组。一个组的学生素食三天，另一组则吃高蛋白膳食三天，在最后一天留24小时尿，测定尿pH值、血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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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神经内科学课上，学生们更是通过教授的表演领教了什么是癫痫发作。这位教授便是冯应琨，他在黑板上写出“癫痫”两个字，问同学们是否见过癫痫发作。同学们回答没有。突然间，教授倒地，四肢抽动，口角吐出白沫，吓得同学们都站了起来。教授站起来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说：“这就是癫痫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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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向图书馆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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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协和，课堂讲授时间常不超过学时的三分之一。1932届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市首任卫生局局长严镜清回忆说：“在协和讲课少，每堂课后有加倍或更多的时间做实验。自己领取设备和仪器，按照指导进行操作、观察、记录等。这样很费时间，但领会比较深刻，也能记得真切。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但在预科时如此，在医本科也是如此；在基础课如此，在临床课也是如此。这使人领会到，书本上写的以及老师课堂上讲的，都是从实际事物中总结归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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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中进行的学生独立阅读、信息的收集提炼，也从一开始就作为大学课堂教学的补充。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堪称亚洲第一。在日本侵华、学校停办期间，美国的洛氏驻华医社也未停止给协和图书馆订杂志，帮助续订补齐。协和图书馆不仅有英文藏书，还有法、意、瑞典、日本、荷兰等其他外文书，有西洋医学史专著和外国著名医学家传记900多种，各种疾病史料400多册。在中文书中，有不少难得的传统医学书籍版本，比如1268年重刊本《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明初楼英著《医学纲目》等。有人对协和医学院的医学藏书做过估价，总价值200万美元。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协和图书馆构成了这家医学院“最重要的知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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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图书馆和阅览室。图书馆藏有1665年创刊的《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824年创刊的《柳叶刀》、1827年创刊的《英国医学杂志》、1883年创刊的《美国医学会杂志》、1887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等，这些从第一期就开始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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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协和毕业生在回忆文章里写：“图书馆里十分安静。大家都习惯于轻脚走路，小声说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查找资料、看书、思考问题的地方。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不少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1943届的协和护校毕业生李懿秀，形容学生时代跑图书馆，那可真是“跑”，而不是“走”。因为每堂课，老师都会留下几本参考书作为课后阅读，先去图书馆的可以先“抢”到。因此下课或者从医院下班后，不少人不回宿舍，直接跑向图书馆，晚上差不多都在图书馆读书，直到10点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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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家谢少文在上课时会给出题目，要求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查资料，写综述。谢少文对医学生说：多去图书馆少买书，书籍内容经常更新，最好的办法是多读新上架的书，掌握最新知识和提取信息的方法。吴阶平回忆说：“在微生物学课程中，谢少文副教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医学综述，分配给我的是《胎盘抽出液在麻疹预防中的作用》。我广泛搜集资料，认真编制索引卡片……当时我只把它作为一篇作业来完成，直到几年后我才省悟，‘作业’本身恰恰是次要方面，而通过独自撰写‘综述’的实践，对学生进行查阅文献、编写卡片、分析综合等基本功的训练，才是这一教学环节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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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回忆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狄瑞德（Francis Dieuaide）：“每次讲课以前，他的秘书都把与该堂课内容有关的文献写在大黑板上。我们总是提前去抄，唯恐上课后再抄就影响听课。下课后还要尽快去图书馆查阅，同学们都争着去找，以先睹为快。通过查文献，确实受益匪浅：一是扩大了视野，二是学会了查文献，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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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学术气氛中的启发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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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张孝骞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做了报告：《在临床工作中学习和应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体会》。这场报告一直被协和人谈论至今。在张孝骞的医学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培养自学能力、掌握正确的思维。在他看来，课堂讲授虽属必要，但不是主要。讲授只应介绍核心内容和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诱导，突出重点，解难释疑。比如，老师可在临床实践中提问，大查房中进行启发和讨论，有计划地抛出一些问题，让年轻人去思考、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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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绍回忆四年级时，内科主任狄瑞德查房，到了病人的床前，他先要翻病历，然后叫四年级学生汇报病人的情况。狄瑞德教授认为有研究价值的病人，还要仔细询问，并和大家讨论。对学生提问题的范围不仅限于已做过的检查和治疗，还要讨论鉴别诊断、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以及对病人的预后怎么看。“每逢遇到这样的病人时，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大夫’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如临大战，前一夜无论做了多好的准备，第二天仍常常被狄教授问得瞠目结舌。幸亏还有各级主管医生、住院医生在场，可以帮助讨论。喜的是通过一次查房，增加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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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式教学还贯穿在对住院医生的教育上。1956年毕业后留在协和心内科的教授吴宁日后回忆：“那时，我们做住院医生，每天读书都要读到深夜两三点。第二天给上级汇报病历时要在5分钟之内讲完，为了这5分钟，常常前一天晚上得看很多资料，背很多数字，病人的一切情况都得烂熟于心。对于年轻医生，近乎到了严厉的程度。但是每次我听像史轶蘩这样的上级大夫查房，都会深受触动。他们的问题永远是启发式的，每个问题和问题之间，贯彻着自己清晰的思维。有时，他们为了给我们提问，隔夜就开始准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得更生动，印象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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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史大夫查房时问了我们三个问题：一个心力衰竭的病人，经过你的治疗后，你怎么判断他的病情是比进病房时好还是坏？有什么具体的现象能够说明？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说实话，这样的问题我自己都没有深入思考过。然后，只见史大夫走到病人床前，把原本垫在病人背后的两只枕头，轻轻地抽掉了一只，询问病人的感觉是否仍然感觉舒服。病人点了点头。史大夫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这就是比入院时情况好转了，原来不能平卧的，经过治疗可以平卧，这个简单的现象就能说明病人的病情经过治疗有所缓解。’她这么一个抽掉病人枕头的动作，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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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实现真正的启发式教学？这是1964年张孝骞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今日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并不是所有的医学机构都能收获“启发式教学”带来的果实，实施“启发性教学”有一个必要条件：在医院创造学术气氛。晚年的张孝骞对“文革”后学术气氛不浓、不注重临床实际的现状极其担忧，他在198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学术气氛日渐衰退，何以为四化服务……”1985年6月25日他又写道：“据云，明日为住院医讲课，又无大查房，学习气氛冷，不重视临床实际，如此下去，十分堪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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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上，一位叫王婷的心理学硕士研究了《协和育才模式与创造性人格》，她在研究了协和的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之后，发现其中体现出来的开放性、灵活性以及自我能动性，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度的自我肯定评价、强烈的内在动机、自主的认知风格以及丰富的情感，可促进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形成。创造性人格是个体创造力的个性特征。而传统的灌输式医学教育方法、单一的考核形式，严重束缚了临床医学生的创造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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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高等学府，并非高中”。大学里的学生是一些个体，他们需要具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通过考试得到表面上的高分，而是活跃的头脑、领会问题并提出疑问的能力、对思维方法的掌握。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取决于最终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成实际的观察、实际的沉思和对周围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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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协和，那些优秀的个体进入校园，具备来自内心的主动性，他们希望明晰自己，明晰职业内涵。这些学生不是作为整体的一群人，不是资质平凡的一群人，而是一些冒险“想成为自己”的个体。他们接受的教育与传统中国学问如此不同——是苏格拉底式的讲学，加上与老师之间互动密切的良师益友关系。在这里，他们得到启发和塑造，最终获得了能力，成就了自己，向着医学世界里的高远目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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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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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师道，照亮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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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在《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我的记忆里，每一位老师的言传与身教，无不真诚而鲜活，在黑暗中为我们点亮一盏明灯。”他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跟大师接触，接其薪火，受其光照，或许会从此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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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和对于进入本部的学生实行“导师制”。因为学校规模小、学生少、师资力量雄厚，在学生初入临床打基础时，“导师制”的高度个体化教育形式，实现了“因材施教、精雕细刻”，同时在一对一的接触中，导师还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将学生的心智渐渐唤醒。据说在情况与“老协和”相仿的规模小、定位精英教育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本科生时期也实行导师制。那些“真诚而鲜活”的师道，照亮了这些名校的校园，是年轻人前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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