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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肺炎双球菌引起的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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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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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春天发病，有上呼吸道前驱症状，皮肤有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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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脑膜炎双球菌应该是革兰氏阳性还是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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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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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但查到的是革兰氏阳性菌，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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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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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让学生尽早亲自给患儿做一次脑液涂片检查。第二天，师生又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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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有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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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查到了革兰氏阴性双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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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为什么革兰氏阴性菌能染成阳性？为什么会出错？如何证实？临床上像不像肺炎双球菌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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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无语。教授最后告诉学生：这个患儿得的确实是双球菌性脑膜炎，必须用磺胺嘧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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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动活泼的一问一答中，老师是活灵活现的科学探索的精神所在，老师助产了学生的思考，学生被唤醒，他可以看到老师身上如何为医的朴素形态，渐渐自觉地发掘自己的潜力。这位循循善诱的教授，就是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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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和医学生的导师，一件常被学生们提起的事情就是初写病历时，连改十几次才能通过，最后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张安教授是1943届协和毕业生，他对当年写的第一份病历记忆犹新：写完后，交给导师钟惠澜。钟惠澜用红笔批阅，最后，通篇已经没有几个字是原来的了。但三份病历下来，钟教授的批改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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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秋，胡天圣在协和医院内科见习，邓家栋是他的导师。每两周，内科住院总医生都会交给他一个病人，他问病史、体格检查、化验检查、写好病历后，交给导师，然后由导师安排时间进行个别辅导。第一份病历完成后，他应约来到邓家栋办公室。邓家栋说：“你的病历写得很好，我们到病房看病人去。”在床边，导师向病人询问出了一些胡天圣没问出来的病史。当时这个病人有两个重要阳性体征：脾大及心前区有杂音。这令胡天圣的脸上火辣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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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栋为病人体检后说：“脾刚可触及，你作为医学生，就能摸到，这很好。请你听听心前区有杂音，形容给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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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圣听了三次，没能听准确。邓家栋鼓励道：“再听听，我相信你能听出来。”听完第五次后，胡天圣说：“这是二尖半闭锁不全吹风性辘辘样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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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栋说：“对啦，回办公室去。”回到办公室后，他表扬胡天圣：“今天对你来说是个良好的开端，我看了表，不到5分钟，你终于听对了杂音，这比叫你跟着我听10个不同病人的杂音还强，因为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希望你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胡天圣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眼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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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在上协和本部四年级时，内科学习以看门诊为主。一般要求每天上午看三名病人，包括必要的化验。诊断之后要请教师复核。有一次，他看了一名肺结核病人，从病史、体征到病程都很典型，他自以为认真记录了病史，查明了体征就够了，便去请教师复核。那天负责复核的教师是朱宪彝副教授，朱教授审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之后，问他有没有查痰，曾否查到抗酸杆菌。吴阶平回答，没有查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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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教授严厉地说：“你现在是四年级学生，就想简单化。明年做实习医生，一定更简单了。做了住院医生，还要再简单。到主治医生，自然更加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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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回忆说：“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使我无地自容。也正是这次，使我开始懂得了一个医生的主观分析不能代替客观实际的道理。直到今天，每当我谈到医生的成长道路时，总是再三地提醒青年们，要认真区别主观分析和客观实际之间的差别，并把它看成能否自觉成长的要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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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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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内科主任狄瑞德（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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