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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毕业的袁贻谨，其父在1911年革命后担任国家法庭大法官，曾留学日本7年学习法律，后在湖北汉口讲授西方法律史，并积极参与监狱法和其他司法程序的改革； 1931年毕业的容启荣，是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曾孙； 1940年毕业的曾宪九，是曾国藩的曾孙； 1940年毕业的周华康，是周贻春的儿子。周贻春毕业于哈佛大学，长期担任协和医学院董事。 有几位学生是例外。比如，1925年毕业的姚寻源，来自一个农民家庭，之前一直做地毯工，是土生土长的直隶人。在教会的资助下，他得以继续念书。多年后，他的同学袁贻谨依然记得这位大学同学的“满手老茧”。1929年毕业的陈志潜，来自四川华阳一个社会底层的旧式学者家庭。由于隔绝的环境，那里没有正式学校，他在10岁以前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从记事起家中就没有断过重病人，除了父亲和他弟弟，其他家人都在陈志潜童年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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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创办之初的设想是：培养一些新型知识分子，让他们在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起到杠杆作用；中国医学界能像美国那样对社会改造产生影响。以协和为代表的改造中国文化的努力，超越了医学的领域。在著名的中西医论争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有着重要的“发散”意义。发散意义之一在于，协和展现出来的西方医学教育体系，远比中医的严谨，每一个角度都在凸显“科学思维”。协和的医学教育和研究，向中国人展现了西方医学的严密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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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对中国人自身健康，比如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等问题的研究贡献巨大。麻黄碱的研究是通过发掘本地药物，对现代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以协和为中心开展的对原始“北京人”的研究，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如果希望在医学领域有重要发现，只能通过科学地学习和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建立在扎实的医学教育基础上。所有这一切，要以“科学方法”为基石。如果没有优秀的教师、严格的入学标准，中国学生将很难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有的那种的科学思维。长时间的、有系统的、归纳法式的实验室教育，塑造了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协和培养的第二代医学科学家，就像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杰纳斯，通贯东西，既可介入又可远离“适应与吸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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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推动中国医学发展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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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意义之二在于，协和培养了一批推动中国医学发展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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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作为一个网络的关键节点和通向重要专业、管理岗位的持续通道，一直持续发挥着作用。协和毕业生担任领导人的职业格局，在1930—1940年开始变得明显。分析他们在1937年的职位，足以证明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的出发点：协和是在为中国培养医学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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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协和的56位毕业生中，有10名是医院主管或院长、省级卫生管理厅厅长、市级卫生管理专员；11名是医院、医学院或者国家卫生管理机构的科系领导；21名是医学院校的教授，其中14人留在协和任职襄教授或副教授。在这56位毕业生中，有42名都任职于中国的重要岗位，比如医院院长、省或市级的卫生管理部门以及医学院教授等。留在协和的，到了1940年之后，成了协和的核心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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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曾把协和毕业生与济南齐鲁医学院毕业生的职业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齐鲁是教会联合兴办的医学院，用中文授课，大概是最好的教会医学院，从1915年到1934年共有313名毕业生，他们在1935年的职位与更富有、条件更好、更精挑细选的协和毕业生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引人注目的不同是在教学领域，仅有9%的齐鲁毕业生成为教师，协和的是51%。齐鲁有38%的毕业生个人行医，协和只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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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比例的协和毕业生进入了教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协和人更多服务于医学机构，包括医院、医学院、公共卫生管理机构。1924—1933年毕业生选择的医学专业，排在第一位的是内科，第二位的是公共卫生。1941年协和停办后，毕业生中仅有10人私人开业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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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1949年时中国各地医学院院长的教育背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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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协和被关闭，一群毕业生迁到了附近的天津，由他们领导的几个机构，被称为“小协和”。朱宪彝（协和毕业生，1930届）是天津医学院院长；金显宅（协和毕业生，1931届）是天津肿瘤医院创始人及院长；施锡恩（协和毕业生，1929届）创办了天津第一家泌尿学实验室，包括中国首批血液透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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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协和毕业生大多汇集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放射学的荣独山（1929届）、微生物学的林飞卿（1932届）、外科的熊汝成（1936届）都先后在中山医院当了很长时间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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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李廷安（1926届）当过岭南医学院院长，汤泽光（1929届）成了夏葛医学院院长，这些机构组合起来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山医学院，由陈国桢（1933届）担任副院长和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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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有四分之一的协和毕业生离开了中国大陆。曾在国民政府国家卫生署工作的数位迁到台湾后，创建了“国防医学院”。1970年初，大约有20名协和毕业生，包括几名护士活跃在台湾的医学机构。其他则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或在美国继续从事医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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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许多医学院、大医院的负责人都来自协和：阜外医院的吴英恺、儿童医院的诸福棠、皮肤病研究所的胡传揆、妇产医院的林巧稚、积水潭医院的孟继懋……中华医学会的许多专家也来自协和，中国的主要医学杂志多由协和毕业生创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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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0年，尽管在反右、“文革”时期遭受迫害，协和毕业生仍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与研究领域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担任着中国主要医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医院院长以及医学专业期刊的创办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12个主要医学院的领导都是协和毕业生或前教员。40%以上的协和毕业生都是医院的管理者。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院管理培训，他们的医院也远没有协和医院那样的条件。比如，中国热带医学奠基人钟惠澜（1929届），建立了北京友谊医院，并在这所医院建立了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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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时，其8个研究所中的6个都由协和毕业生担任领导。中华医学会也是以协和人为主要骨干。1962年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其26名编委中有19名是老协和的教师及毕业生。1955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中，有7名是老协和的教师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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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协和校园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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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发散意义之三在于，提高中国民众的健康，除了培养坐堂医生之外，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措施也举足轻重。老协和很重视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创，培养了一批公共卫生人才。他们的发散意义已非简单的坐堂医生数目所能比。最具有“协和特征”的两个公共卫生概念是（详见第三部分）：第一，将公共卫生融入对医学生的教育中；第二，县级卫生保健三级网服务体系。协和对中国卫生保健事业最卓越的贡献当数后者——1929年毕业的陈志潜所创建的定县模式，打造了中国最初的“三级卫生保健网”，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虽然在1951年之后，因为多种原因，协和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开始削弱。与民国政府有关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去了台湾或世界卫生组织，比如刘瑞恒、林可胜、朱章赓等；一些相对年轻的协和公共卫生系毕业生也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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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意义之四在于，协和培养了2 000多名进修人才，数目相当于本校毕业生的7倍。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教育部正式指示协和建立“医学进修学院”，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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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学传教士和中国医生开办继续教育课程，是协和一项重要的贡献。很多教员和研究员坚持参加协和的短期研究生培养项目，协和还邀请客座教授给研究生授课。从一封刊登在《山西汾州教会医院杂志》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些课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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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可能意识不到，有一个地方对中国医生进行专科训练，从而使教会医院临床得以专科化。这对教会医学是多么大的福祉！这样，病人可以得到更加专业的治疗，医院的名声会更好，员工管理工作的许多难题得到解决。中国医生的效率大大提高，可以分派给他们承担额外的责任。这还意味着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医院在兴起，教会机构仍可以长期受人尊敬。另外，医生还可以通过邮件获得专业实验室诊断，还可以在北京接受短期和长期的毕业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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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被提及的发散意义之五在于：在协和工作后返回美国的医生和教授，也大多成了美国医学界的领袖。他们向周围的人及公众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很少有人能想到，协和同时也成为培养美国医学界领袖的沃土，护理学院也培养了同样重要的领导者。这些人，使得协和成为国际医学教育领域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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