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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法尔兹在1887年的油画作品《医生》。在黄家驷的房间里，长年挂着他从国外带回的《医生》复制品。画中，医生专注地守在垂危病孩的床前，旁边的父母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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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协和的老教授，读了一位协和学生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交换后回来的感想。在字里行间，老教授读到了这位年轻人对于美国诊疗时高度发达的技术化、程序化的艳羡之情。协和式的自省，使得这位老教授提出：美国医学诊疗的高度技术化、程序化就一定是现代医学最好的治病方式吗？值得我们全盘模仿吗？我们似乎应该有自己的出路。他说的出路，就是：协和是在培养医生，而不是培养现代医学的诊疗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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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医学精英为定位的协和，为什么它的毕业生，最后没有“高高在上”，反而成为一位位散落在各地医疗部门、真切服务于民众、赢得敬重的知识分子呢？生活在医疗这个行业里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精英，也必须贴近这个职业指向的对象——病人，必须贴近大众，去解决如何与社会产生联系的问题。他既不能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能丢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则。医学知识既用来改进现实情况，也完善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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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19世纪，年轻的奥斯勒在欧洲留学后返回加拿大，开创了“床边”教学理念。这与当时北美盛行的照本宣科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受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邀请，在这里推广床边教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一成立，他就受聘为内科主任，主管临床医学的教学。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书本做导读来学习病人的临床症状，如同没有航海图来导引海上航行。但如果没有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学医，只读书本，就好比学习航海，却从来没有出过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结合德国的住院医生制度和英国的实习生制度，构造了美国最新的医学教育体系，提出了临床教育三部曲——由病人开始、自病人引申、于病人完成。正是这种教学方法，造就了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盛名。而身为“东方约翰·霍普金斯”的协和，在以“世界第一流”为定位时，也借鉴了这样的床边教学方法。等医学生进入了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阶段，曾经的24小时值班制，更保证了医生和病人在一起，向病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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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医生不仅治病，还治患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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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为中心”这一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类似于“好的医生是治疗疾病，而伟大的医生是治疗患病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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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专家主义的升温，部分是公众要求，部分是医学供给所推动。科学的精髓依靠更多的是专家而不是全科医生，这对那些绝对相信发展奇迹的病人而言，是一个有力的吸引。”[17]一位伦敦医院的外科医生在1879年感慨：无情的大众不会相信一个样样通的医生。但专科化使得一个擅长治肝的医生不擅长治胃，当然也不擅长治肾。“那些来自农村的病人们，咨询了四五个不同的医生，一个检查他的全身情况，一个看耳，一个听胸，再一个检查喉咙。”但专科化仍在继续。另外一位伦敦医生赫宁汉姆（Wilmot Herringham）说：“发展到无人境地的新近知识的散兵线，总是向外辐射，并分解成更小的小组。”一方面，精确的观察和治疗需要不断更新的设备，而连续不断的发明需要专业的技术，比如喉镜。另一方面，发明也需要专门知识，比如心电图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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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维也纳的一位叫作诺瑟格尔（Herrman Nothnagel）的人在就职演说中提到：“我再次重申，医学治疗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人们在他的这席话中发现了新的哲学思想，他也因“成为病人的朋友”的观点而著名。他对维也纳总医院的住院医生强调，重视记录病史，因为记录一份长而详细的病史，医生就有机会与病人建立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差不多的时间，在德国也有医学家强调：医生检查和治疗“病人”，而不是“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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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后来主要的专业虽然是消化内科，但是他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经常能诊断出其他方面的疾病，有些还属罕见病例。难怪有人说：张孝骞不是消化内科专家，而是内科学家。他面对的是整体的人，而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病。1980年10月16日，张孝骞在日记中写：“上午在8号楼2层病房看两例病人。又看一门诊病例，系肝硬变，由于门肺静脉分流，有严重的缺氧，表现为紫绀，呼吸困难，Hb18g%，氧分压40mmHg，动脉血氧饱和度70%。当向有关人员说明病机，并给了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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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1日：“下午参加大查房，一例脉管炎，原因不明。我认为，可能是Still氏病（青年性类风湿关节炎），但有嗜铬细胞增多症，不太像，也有人提出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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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做人”已是一个不怎么被提及的词，它和素质、品德这些类似的词一样，被今人视为过时的八股。但在说到医生这个职业时，“做人”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医学有两座高峰，一座是学术高峰，一座是医德高峰。”从医生的职业角度来看，这个职业与“整全的人”有关，和整体的人类生活境况有关。倘若，疏于培养我们对整体的感受力，疏于向我们展示知识的广阔视野，疏于训练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这一职业的训练必然是没有远见的，也是不彻底、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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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德国医学王子胡费兰（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一个真正的君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一位叫休斯顿（William Houston）的医生在1936年提出，对病人的心理感受的评价正是医生区别于兽医的所在：“医生工作高于兽医水平的那一部分，可适当地称作心理治疗，其中医生的人格是治疗剂，病人的人格是发挥作用的客体。心理学认为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同病人交谈，对病人情况有一些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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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萍在协和担任儿科第一住院医生期间，儿科还没有从内科分出来，仅有两名住院医生。有一个10岁的女孩，拟诊为颅内肿瘤。为了明确诊断，上级医生提出应做气脑造影术。但这种造影术有一定危险，可能会发生意外，需要和家长谈话告知这种风险。家长听完后不同意做，并决定出院。但就在家长办理出院手续时，女孩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昏迷不醒。这可能是因为颅内肿瘤引起颅内压增高而发生的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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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后，女孩最终还是去世了。家属因此怀疑医生未经他们同意，私下进行了造影术，和医生争吵不休。吴瑞萍耐心地向女孩的父亲解释了近两个小时，说明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可能性和原因；医生绝不能做、也绝不会做违反院规和法律的事情，如果不信，可以通过尸体解剖来查明有没有做过这种造影。女孩的父亲终于表示相信，不再深究，但也不同意进行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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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到此，本已平息，但这时女孩的姑妈又来到病房大哭大闹，非说是院方害死了女孩。这位姑妈前一天来病房看女孩，因为当时不是探视时间，所以值班护士不让她进来，便争吵了起来。当时护士没有耐心解释，态度有些过激。姑妈得知女孩死亡的消息后，赶来质问：为什么前一天不让探视，才过了一天，小孩就死了呢？正在姑妈哭闹时，女孩的母亲到病房取剩下的东西，她说，她亲眼看到主管女孩的医生，在整理遗体时，不住地流眼泪，可见医生是富有同情心的，对工作也很认真。如此这样，才说服了哭闹的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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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使得吴瑞萍深有感触：医生的耐心解释、富有同情心和对病人不耍态度，这三点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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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恺的一生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悲伤，虽多有坎坷，但对医学矢志不移，一生主持创建了3所医院、2个研究所，5个心胸外科，并在1955年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说：“学医不难，学成良医则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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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吴英恺，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他回答：“好坏医生的分水岭就在于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协和医院工作，当时的外科主任是美国人，他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的学术贡献，但他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关心病人，关心全科工作，了解所有工作人员的情况。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他在开创安贞医院时，为医院提的院训是4个字——公、勤、严、廉。在他看来，这就是做医生的标准。“公”就是公私分明，至少是先公后私；“勤”就是勤学、勤干；“严”是学术上的严谨，工作上要严格，做事要严密；“廉”就是廉洁，不得以医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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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位好医生？这个古老的问题，从有了医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那些希望深切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思考者。吴英恺的“公、勤、严、廉”，张孝骞的“戒、慎、恐、惧”，是老一代协和人对如何做一位好医生的回答。“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这样的话，虽然听来简单朴素，但在今日医生的实践中却步履维艰。医学改变了世界，医学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变化的世界同样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但是医生面对提供医学的对象——病人时，一切理论都应该回归最初的本质，去思考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如何做一位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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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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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第三部分 从“贵族医学”到“民众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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