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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起，这位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将要脱掉“白大褂”，换上“灰长衫”，把从协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农村这片更广阔的试验场。继“协和精英”走出医院走进胡同之后，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关注民生，从城市走向农村。日后中国大力搭建的农村三级保健网，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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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170079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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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医学“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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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约翰·格兰特（John Black Grant）来到中国，之后，他成了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公共卫生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生、长大，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兰安生”。他一生中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关的工作年头，加起来超过40年。对其一生的经历，有一句精辟的评论：“集中了20世纪上半叶许多流行的公共卫生关注点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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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兰安生的父亲曾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兰安生父亲，由浸礼会派到中国宁波，主持一个教会小医院，兰安生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兰安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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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宁波与25年前发生明治维新时的日本非常不同，完全是中世纪的情景，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那里有一个简陋的小医院……我父亲不久就发现他需要助手，当时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医学院，所以我父亲跟其他教会医生一样，挑选了三四个聪明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些技术培训，包括英语课程，这样他们就可以阅读教材，同时包括一些临床的和门诊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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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贵重”医学物品中，包括一本“奥斯勒1891年出版的被视为医学教程圣经的教材”、一架显微镜。当医院病床不够时，父亲会把病人带到自己家里，有一次，甚至把自己的床让给了病人。父亲对兰安生说：做医生不是单单为了赚钱和治好几个病人，医生也应多关心社会问题。但在当时贫穷、尚未发展的中国，父亲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一次，父亲半带无奈地对兰安生说：自己在中国的工作，有点像“下水道不停地往外溢水，而我在不停地拖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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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兰安生，被招聘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他一开始就表示很想去中国工作，希望沿着父亲的脚印走，超越父亲，把“下水道”修好。但在1916年，协和还只是一个渐渐露出雏形的计划而已。基金会给了兰安生两样东西：一个大愿景，如何把针对疾病的特异性行动，扩展成为整体的、有组织的、多目标的社区行为；一个机会，自己任选一个基金会即将开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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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基金会正在开展美国的钩虫病防治，于是他去了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参加防治运动。一个月后，他因为表现出色，开始和州卫生官员一起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初步领悟到公共卫生的关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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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兰安生去了波多黎各、中国江西萍乡等地参加钩虫病调查。在江西萍乡有水的地下矿井作业的工人中，85%的人都感染了钩虫病。兰安生开始琢磨工作思路，“在中国发起强化公共卫生教育，使公司负责人有基本的公共卫生意识，建立一个卫生中心模式，并努力推动全国公共卫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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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两年实地工作经历之后，兰安生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学习。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找到一位合适人选，可以为协和医学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当基金会向兰安生的老师征求意见时，韦尔奇评价兰安生“能干、有激情、勤奋努力，性格有趣而吸引人”，他有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难免的缺点，但这并不重要，“他熟悉中国并希望在那里发展，这是非常宝贵的”，“我倾向于认为他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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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兰安生30岁出头，以副教授的身份抵达协和医学院，前后工作了近17年时间，成为中国公共卫生教育与社区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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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效率的西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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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学刚刚起步，开始在医疗上发挥作用。英国在1919年设立了卫生部，建立了一套新系统：把那些基层的医疗中心和当地的医疗设施中心、区域里的教学医院相联系，一起提供预防和治疗的服务。在约翰·霍普金斯，兰安生沐浴着来自韦尔奇、亚瑟·纽肖尔姆爵士（Sir Arthur Newsholme）的光芒，尤其是后者，深刻地影响了兰安生后来的“国家医疗”信念，亚瑟·纽肖尔姆爵士曾是参与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人物，这一运动促使1919年英国卫生部成功建立，他是英国“国家医疗”思想的倡导者，被韦尔奇邀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领军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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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这位看上去高大、憔悴、高度近视以至游泳都得戴着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睿智自信，不太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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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打算把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大胆想法，应用在当时的中国。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实现这些想法的基础元素：普遍贫穷、缺乏卫生设施、系统不健全、文盲泛滥、政府不稳定、没有任何现代的医疗保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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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兰安生就带着一路风尘，直接去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畅谈自己勾画的蓝图：一个全面的、由政府管理的医疗系统。他的急切，甚至引起了基金会一些人的异议，说他太冒进，操之过急地想实现自己的职责，让他们感觉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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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安生调查了当时北京公共卫生的力量，最后得出的评价是——坐井观天。显然，这个国家没有完善的系统来对付主要的社区疾病，比如伤寒和天花，而婴儿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面对落后、混乱的公共卫生现状，他开始了锲而不舍地为医学社会化努力的历程，起点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课程，以及一座破庙改造的“卫生示范区”。他在中国17年，打上了深深的医学“布尔什维克”的印迹，在西方关于协和的描述中，这一称呼几乎成为兰安生的独特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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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参加钩虫病防治的工作经历，让兰安生体会到公共卫生的关键之处，首先是三个字——本土化，具体说来有两点：一是对本地情况的敏感性，哪怕是细微的差异。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钩虫病防治经历，让他意识到和当地人的沟通、相处有多重要。在了解当地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处理反对意见。二是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一定要建立在本土化的基础上。用兰安生的话说就是：“在州这一级别的卫生官员很多，但除非你深入到下面的社区，否则很难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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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钻进中国图书馆，和中国人交朋友，进行着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深入勘探。后来，西方人评价兰安生时，这么描述：“当时很多西方人在中国工作，只在自己圈子里社交。但是，兰安生常常和当地中国人共饮交谈。”兰安生的女儿也回忆说：“时常有中国朋友来家里做客。他们亲切地叫我爸爸‘大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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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兰安生写道：“在中国的外国人，总是在中国用外国人的方式思考，并且认为这是唯一值得去做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外国人，并没有任何行动能够让中国人采用他们的方法”。他认为，支持本土的卫生运动才是更好的选择，“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效率的西方运动”。这句话成了影响协和人对公共卫生医学定位的“兰安生式名言”之一。如同协和那一片宏伟建筑群的特点“中西合璧”：扎根在中国基础上的西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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